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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人话旧︱高瑞泉VS孙向晨:“说到底是一个进步问题”

    发布日期:2020-12-23 08:28 哲学论文

      2019年十一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分别推出了高瑞泉教授的《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和孙向晨教授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两部大作。这两位作者,一位是年过七旬、依然保持勃发学术状态的中哲学者,一位是正值壮年、传说和印象中“长袖善舞”的西哲才俊;一位是以冯契先生为开创者和大宗师的华师大哲学共同体的主要成员,一位是以“打通中西马”为主要职志的复旦哲学传统的有代表性的传人。

      因缘际会,当我有一次与某位同事谈及有意对此两著做一“合评”时,闵大荒的夜色中对方微露讶异之色。的确,一种似乎莫知来由的“直觉”一早就昭示我:如果我们从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探究所敞开的视野做一综合观照,就会发现这两部表面上无法在一般的学科谱系和解释框架下相提并论的著作,不但在致思取向上相互发明,而且在理论创获上颇具互为攻错之效。

      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资深学者,高瑞泉的学术生涯以其博士论文《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为正式开端,按照冯契先生的表述,此著是在“近代的进步思想家对待人的精神力量(知、情、意等)的基本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前提下,“主要沿着伦理学和历史观两条线索”对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系统研究。

      相对于经过较长期沉潜后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改版题为《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对于近代唯意志论的探讨尚属个案研究。而对于确立社会哲学视域下的观念史研究的进路而言,《平等观念史论略》似乎较《中国现代精神传统》更具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无论如何,正是通过后两部著作,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上,高瑞泉在冯契那种更为哲学化(更为传统也更为经典)的范式和与其本人同时代的更为人文化乃至文人化的研究策略之间走出了一条独立的道路。

      当然,从其规范旨趣和自我定位而言,高瑞泉所从事的仍然是一种深具哲学意味的工作,这一点从其新著的副标题即可豁然见出。但是,与从张之洞到李泽厚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出发处理中西问题不同,虽然高瑞泉长期以来的工作都属于沿着冯契所开创的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范式,致力于从广义思想史的角度措置古今中西问题的复调和递进的学术实践。但是至少从近二十多年来,高瑞泉更多地是通过一种由他所谓社会哲学视野规约的观念史研究进路继续他对于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系统探究。

      眼下的这部新著则运用从社会哲学中提炼出的“动力”与“秩序”的双重视域透视从1895到1995一百年间中国现代哲学的追寻和转向。这里所谓“追寻”,当是泛指中国现代思想和中国文化精神围绕着时代和社会的内在期待而展开的复杂历程;所谓“转向”,当是特指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性转变中所表现出的对动力的追寻让位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以来主要着力之“秩序的重建”。

      从这样的视角,高瑞泉把“伸头去尾”的二十世纪放到以下四个阶段和范式当中做出了浓墨重彩的纵向考察,分别是救亡与求道、革命世纪的社会动力学、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和后启蒙时期的理想世界。如果像作者自陈的那样,儒家知识共同体在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解体,是由于在“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这两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的共识,那么此后衍生的激进主义思潮和保守主义思想就是在“动力”和“秩序”上各执一端。但是事实上,同样如作者自己所清晰地意识到的那样,无论在“动力”问题还是“秩序”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实证主义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采取“动力”和“秩序”的二元视域究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增量。在我们看来,这种增量就在于“动力”和“秩序”不但是我们透视近现代哲学的视角,而且本身就是近现代哲学的主题,至少从作者所倡导的社会哲学规约下的观念史进路而言是如此。这种视域和主题交相为用的作业方式的一个最大优势可能就在于使得研究对象,也就是Charles Taylor所谓现代社会现象有望达致最大程度的透明性,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念兹在兹之最重要鹄的。

      与此相联系,从所谓中国现代哲学的书写方式来看,“动力”和“秩序”范式试图提炼和汲取从胡适的文化现代性范式、冯友兰的“社会现代化-哲学现代化”范式、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范式到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范式和冯契的古今中西之争范式所体现的合理成分,从而实现从范畴史到观念史的转换。

      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些关联中,“动力”和“秩序”范式与冯契从古今中西之争的角度对近代哲学革命的书写范式之间的关联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高瑞泉替夫子道说,“冯契先生提出‘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近代的基本争论,贯彻了政治思想对于哲学的动力学原则。‘古今中西’的文化话语,在社会史上即是现代化的必要性与方向性的争持,在哲学上则通过文化-政治思想直接推动历史观、认识论、伦理学和逻辑学的辩难”。如果说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在中国近代哲学中表现为历史观和知行问题的优先性,那么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探寻则同时呈现出“动力”和“秩序”两个维度,从而使得这种双元视域成为从“古今中西”范式下脱颖而出的观念史研究之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动力”和“秩序”范式在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上带来的增量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对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推进和求解。这是因为“动力”和“秩序”同时作为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本身似乎不足以把捉、锚定并延展出一片既具有收敛性又具有生发性的意义场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我拟想的解释框架,通过示例一种切实的哲学操作实践,孙向晨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似乎从哲学上落实并拓展了“动力”和“秩序”范式所支撑开来的理论和概念框架。

      从最普泛的层面上来说,当然需要加上诸多限定——因为这两部书毕竟具有各自设定的问题域——并经过新的学理资源支持下的视域转化,我们也许可以说,孙向晨所由以展开其在《论家》中的哲学建构的“个体”和“亲亲”与高瑞泉由以展开其观念史书写的“动力”与“秩序”之间正好具有某种“对应性”。一方面,即使仅从字面的意义上,“个体”庶几乎“动力”,“亲亲”正可谓“秩序”,就是说,后者从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上把前者具体化和情景化了;另一方面,论域的差异、位移乃至于进一步限定不但不会妨碍我们仍然从前者的视域观照后一个议题,反而有助于把前一种范式所开显的视角和洞见整合和集聚在后一个论题上,从而取得交互启迪之效。

      《论家》是近年一部品质均衡、开合自如的哲学作品,难得地为措置近代以来聚讼纷纭的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固然,问题本身的难度和所运用的哲学资源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未必会直接成为论著的论证质量之累,但若按卷细思遐想,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若干有待推敲和砥砺的面向,以为进一步求解古今中西之争之助力和滋养。

      首先是所谓双重本体理论,犹记当年作者在杭州满陇桂雨的一次会议上初次提出此论时,我就疑问,双重本体是从中西体用到古今中西之争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反转为答案,这固然是论者对于以体用框架处理上述问题失去信心的标志,但是套用很多年前一位论者的警句:“你不能把卢梭用来解决问题的概念(例如“公意”)给抛弃了,而把他所要处理的问题(例如所谓“专制”)留在那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不能把体用框架给抛弃了,而把双体问题留在那里。

      其次,孙向晨虽然通过放弃体用框架,而把双体问题留在那里,但是在《论家》的实际论证过程中,其实是试图突破双体本身所划定的制限,既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证家和亲亲的优位性,又从价值(其实是规范)论上肯定个体的优位性,这种双重的优位性所造成的难解困局本身就是双体论之进退失据的尴尬投影,也透显出作者主要拘泥于德法理论资源措置重大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所遭遇的瓶颈。

      最后,就其具体的论证策略而言,当谈及个体的优位性时,孙向晨执持一种主要来自启蒙传统的在哲学上可谓朴素的普世性概念;而在论证家或亲亲的优位性时,他又借用对于这种普世性和理性化持坚定甚至激烈批判和解构态度的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的哲学资源。我们在敬佩和感叹作者在理论上的良苦用心的同时,也不得不再次说,双体论的幽灵以一种转化了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论家》的核心论证之中。对西体而言,无论启蒙的内核怎样处于理论和实践上的风雨飘摇之中,孙向晨都认为通过理性化从“母体”上剥离下来的个体优位性已经是普世的了;对于中体而言,无论亲亲在历史上怎样与吞没和扼杀个体优位性的制度实践绑定在一起,孙向晨都认为两者不但应该而且是可以剥离开来的。就这样,孙向晨的理论标的就如同他一开始就把它们分立和并置的双体一样飘荡并耗散在一种介于精卫填海和西西弗斯搬石上山之间的两难境遇之中——套用一句歌词,我们最好,也不得不说:答案在风中(Blowing in the wind)!

      平实而论,无论从动力的层面还是从价值(规范)的层面理解个体,肯定它的普世性就是在肯定它的进步性。就此而言,所谓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冯契在讨论中国近代观念的新陈代谢时,之所以首先从历史观着手的原因。

      比较而言,作为冯契的学生,高瑞泉在这一点上无疑具有更深程度的理论自觉。在《动力与秩序》中,如果说有哪个术语具有与标题中的两个术语不相上下的重要性,那就是进步和进步观。在谈到二十世纪末与“启蒙反思”相配合,批评进步观念的浮泛风气时,高瑞泉指出,“批评者几乎没有思考过进步观念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奠基性意义,离开了进步观念,如何确定人类历史的方向,也在他们的视线之外”。高瑞泉的批评当然不是针对孙向晨这样的“友军”的,但是对于致力于最大程度地避免反向制约——这种反向制约的一种极端版本就是自己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反方的立场——之戕害的思者,“友军”和“同道”之慧见恰恰是最值得重视的。

      很多年前,在谈到Charles Taylor的多元现代性观念时,童世骏曾两次借用泰勒本人的话指出,是不是愿意建设一种“学习的文明”(a learning civilization)和是不是愿意去恰当地运用现代性机制之自我纠正能力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可以借用这个句式,那么,动力和秩序视域中的个体与亲亲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进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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