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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均波:严厉打击贩卖医学论文

    发布日期:2020-11-04 00:13 医学论文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委员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并带来了6项提案与建议,其中,关于“加大力度打击贩卖医学论文,不让学术沦为功利的奴隶”“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建议与提案引人深思。

      近年来,我国医学科研工作者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孕育出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为提升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地位发挥了良好作用。在各级医院和研究机构,SCI成为在职人员职称晋升、人才计划和奖金发放的主要衡量指标。

      葛均波指出,由于利益驱使,科研领域中也出现了许多学术不端的现象,甚至出现网上公开买卖论文的问题,这不仅助长了学术腐败,造成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和损失,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医务工作者的公信力,不利于医学人才培养。因此,亟须针对医学论文贩卖现象进行严厉打击,营造严谨的学术环境和人才评价机制,促进我国医疗事业和医疗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

      葛均波表示,重视医学论文的发表,这本身没错,但有些单位只是重视论文发表的影响因子和发表数量,却不重视论文的创新价值、学术含金量的评价,缺乏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的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买卖论文的风气,给学术不端人员可乘之机。

      目前,论文买卖已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专业写手负责编写论文,网站中介充当掮客,期刊编辑部“里应外合”。论文买卖催生出“灰色产业链”,严重损害学术期刊的形象,腐蚀编辑队伍,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

      葛均波指出,绝大多数的中文期刊在基金经费、科研评价、编辑队伍等方面得不到有力支持,中文期刊的功能正在被异化,成为作者毕业、评职称、拿项目的工具,依靠收取版面费等手段勉强生存,这也是论文买卖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

      对医务人员采取分类管理的职称与薪酬制度。综合考虑其学历、工龄、临床能力以及教学、科研获奖、大众科普等相关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评价,破除“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机制,防止他们迫于职称晋升、业绩提升等压力买论文。对大学、研究机构、高等级医院中有研究能力的医生,可以采取目前的管理制度,侧重学术创造力(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学术影响力等评价指标。对于其他临床医生,则应侧重工作及效果、公共服务能力和态度、综合素质,下属、同行或学生评价等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对现有的初步具备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全面支持,包括资金、人员编制、出版政策等方面,重奖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的优秀成果。

      习总书记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葛均波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科技工作者产出的不仅是一篇篇SCI文章,而应把自己的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实现科技强国的最终目标。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医学学术期刊的监督管理,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严厉打击论文买卖行为,斩断当前中介和杂志社串起来的灰色产业链。要进一步完善期刊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期刊黑名单制,并禁止期刊发表论文收取版面费。撤稿行为是维护医学研究领域学术道德的有效机制,对于经核实存在学术不端、参与医学论文买卖的医疗人员,严格取消一切职称,并及时向社会通报。还要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督机制,对经核实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一律取消其评审资格并及时向社会通报。

      ——通过法律手段和征信系统严惩“枪手公司”、网站以及购买医学论文的医务人员。

      专门从事论文代写代发的中介公司、网站和人员,其行为性质是欺诈。为了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司法解释或判例的方式,明确该类行为的性质,并采取综合性法律手段,从全社会层面制裁约束这类不良现象。结合政府正在建立的全民征信系统,将有医学学术研究买卖行为的主体双方纳入征信体系之中;对于实质性通过雇用中介公司购买医学论文的医务人员和有严重造假行为的研究者,一旦发现,记入其个人信用档案,并将个人信用档案纳入考核和评定指标。

      葛均波说,新冠肺炎暴露了我国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短板,很多方面亟待理顺。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沿用苏联的教育体系,包括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学生见习、实习、医生培养等,往往是医学院毕业后分到哪个科就一辈子当这个科的医生。

      葛均波表示,近年来,教育部连同国家卫健委通过采用“上海模式”,将我国混乱的四年制、五年制、六年制、七年制以及八年制的医学教育转化成现在的“5+3”模式:以五年制医学培养为主,毕业后进行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取消了四、六、七年制的培养模式,保留了八年制的医学博士培养。但是,近来各个学校的四证合一,临床型专业硕士、临床型专业博士、科研型硕士、科研型博士等众多体系使医学人才培养非常混乱。

      混乱的培养模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很多年轻医学生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比如,对临床医生‘5+3’后完成规范化培训,取得医师执照就可以了。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还要参加研究生考试,进行一年的基础课学习,第二年才能来到临床进行科学研究,刚刚开始一年研究就面临找工作还是考博士研究生的选择,如果考上了博士研究生,第一年仍要重复基础课程的学习,第二年进入科学研究不久又要面临找工作问题,导致没有一段完整时间让研究生潜心科研,不但两次基础课学习浪费了时间,而且大部分博士研究生的课题与硕士阶段没有任何联系和连续性。”

      对此,葛均波建议,对临床型人才进行“5+3”培养后就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5年医学院毕业后可以直接考科研型博士,建议打通硕博连读环节。

      “反之,如果科研型博士希望成为临床医学科学家,他们也可以参加3年规范化培训,取得资格证后成为双博士,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规范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对八年一贯制的学生,他们的毕业论文不参与抽检,因为这些学生做“论文”的时间只有3—6个月,不可能作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葛均波说。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委员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并带来了6项提案与建议,其中,关于“加大力度打击贩卖医学论文,不让学术沦为功利的奴隶”“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建议与提案引人深思。

      近年来,我国医学科研工作者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孕育出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为提升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地位发挥了良好作用。在各级医院和研究机构,SCI成为在职人员职称晋升、人才计划和奖金发放的主要衡量指标。

      葛均波指出,由于利益驱使,科研领域中也出现了许多学术不端的现象,甚至出现网上公开买卖论文的问题,这不仅助长了学术腐败,造成了国家科研经费的浪费和损失,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医务工作者的公信力,不利于医学人才培养。因此,亟须针对医学论文贩卖现象进行严厉打击,营造严谨的学术环境和人才评价机制,促进我国医疗事业和医疗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

      葛均波表示,重视医学论文的发表,这本身没错,但有些单位只是重视论文发表的影响因子和发表数量,却不重视论文的创新价值、学术含金量的评价,缺乏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的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买卖论文的风气,给学术不端人员可乘之机。

      目前,论文买卖已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专业写手负责编写论文,网站中介充当掮客,期刊编辑部“里应外合”。论文买卖催生出“灰色产业链”,严重损害学术期刊的形象,腐蚀编辑队伍,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

      葛均波指出,绝大多数的中文期刊在基金经费、科研评价、编辑队伍等方面得不到有力支持,中文期刊的功能正在被异化,成为作者毕业、评职称、拿项目的工具,依靠收取版面费等手段勉强生存,这也是论文买卖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

      对医务人员采取分类管理的职称与薪酬制度。综合考虑其学历、工龄、临床能力以及教学、科研获奖、大众科普等相关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评价,破除“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机制,防止他们迫于职称晋升、业绩提升等压力买论文。对大学、研究机构、高等级医院中有研究能力的医生,可以采取目前的管理制度,侧重学术创造力(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学术影响力等评价指标。对于其他临床医生,则应侧重工作及效果、公共服务能力和态度、综合素质,下属、同行或学生评价等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对现有的初步具备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全面支持,包括资金、人员编制、出版政策等方面,重奖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的优秀成果。

      习总书记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葛均波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科技工作者产出的不仅是一篇篇SCI文章,而应把自己的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实现科技强国的最终目标。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医学学术期刊的监督管理,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严厉打击论文买卖行为,斩断当前中介和杂志社串起来的灰色产业链。要进一步完善期刊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期刊黑名单制,并禁止期刊发表论文收取版面费。撤稿行为是维护医学研究领域学术道德的有效机制,对于经核实存在学术不端、参与医学论文买卖的医疗人员,严格取消一切职称,并及时向社会通报。还要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督机制,对经核实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一律取消其评审资格并及时向社会通报。

      ——通过法律手段和征信系统严惩“枪手公司”、网站以及购买医学论文的医务人员。

      专门从事论文代写代发的中介公司、网站和人员,其行为性质是欺诈。为了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司法解释或判例的方式,明确该类行为的性质,并采取综合性法律手段,从全社会层面制裁约束这类不良现象。结合政府正在建立的全民征信系统,将有医学学术研究买卖行为的主体双方纳入征信体系之中;对于实质性通过雇用中介公司购买医学论文的医务人员和有严重造假行为的研究者,一旦发现,记入其个人信用档案,并将个人信用档案纳入考核和评定指标。

      葛均波说,新冠肺炎暴露了我国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短板,很多方面亟待理顺。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沿用苏联的教育体系,包括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学生见习、实习、医生培养等,往往是医学院毕业后分到哪个科就一辈子当这个科的医生。

      葛均波表示,近年来,教育部连同国家卫健委通过采用“上海模式”,将我国混乱的四年制、五年制、六年制、七年制以及八年制的医学教育转化成现在的“5+3”模式:以五年制医学培养为主,毕业后进行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取消了四、六、七年制的培养模式,保留了八年制的医学博士培养。但是,近来各个学校的四证合一,临床型专业硕士、临床型专业博士、科研型硕士、科研型博士等众多体系使医学人才培养非常混乱。

      混乱的培养模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很多年轻医学生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比如,对临床医生‘5+3’后完成规范化培训,取得医师执照就可以了。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还要参加研究生考试,进行一年的基础课学习,第二年才能来到临床进行科学研究,刚刚开始一年研究就面临找工作还是考博士研究生的选择,如果考上了博士研究生,第一年仍要重复基础课程的学习,第二年进入科学研究不久又要面临找工作问题,导致没有一段完整时间让研究生潜心科研,不但两次基础课学习浪费了时间,而且大部分博士研究生的课题与硕士阶段没有任何联系和连续性。”

      对此,葛均波建议,对临床型人才进行“5+3”培养后就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5年医学院毕业后可以直接考科研型博士,建议打通硕博连读环节。

      “反之,如果科研型博士希望成为临床医学科学家,他们也可以参加3年规范化培训,取得资格证后成为双博士,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规范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对八年一贯制的学生,他们的毕业论文不参与抽检,因为这些学生做“论文”的时间只有3—6个月,不可能作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葛均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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