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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华|“阿飞”诗人遭遇波德莱尔(上)

    发布日期:2021-02-15 15:28 文学论文

    2018年,我在张亮师兄主持的“市民大都市”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讲述了我在60年代中期写诗的经历。2020年,他从巴黎打了很多次电话,说论文收藏要关了,叫我加紧。我一直拖拖拉拉的,因为之前说了很多遍了,也没效果。就像《我与波特莱尔》的开头:“波特好像刻在我的生命里,和一个朋友的死联系在一起。“的确,我那些年的文学之旅是我一生中最纯粹的文学记忆,朱玉麟和他翻译的波德莱尔永远像一道彩虹,遥不可及,却不断唤起我对文学的向往和遐想。1968年夏朱的非正常死亡打断了我的文学梦,给我带来了永恒的创伤,投下了我始终不渝的爱恨情仇。看到我这么说,张建议换一种写法,内容还是比较接近《波德莱尔与红色魔都》的原题目。我觉得以前是一种直线的悲剧叙事。现在不妨回到现场,用一些当时ppt展示的照片,在写作中注意细节,也是一种对情感结构的自我分析,以此来存档历史,尽量避免文学史的后评。

    1966年盛夏,上海外滩外的百度桥上,背后的铁桥上有一句新的革命口号。我19岁。他一只手搭在铁桥上,一只手背在另一只手背上,看上去刚毅忧郁,黑发下眉头皱着,眼睛微微抬头望向远方。

    当时的心境我说不上来,但空前的“革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如果这套服装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那条裤子。叫“小裤”,是我住的市区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时髦款式。是一年前做的。在巷子对面的布店,我横捡,剪了六尺土黄色的布,用完一个人一年的布票。紧身裹臀的款式,裁缝一般没有这个本事,但是裤腿的尺寸有不成文的规定,不能小于六寸。但是天网历史悠久,也有一些漏洞。有个“驼背裁缝”,住在乌江路百德利的后巷。他的手艺很精湛。他的朋友说“一个铁烧扁了,但他不一直嚼”(老啃:土代表人生脆)。你来找他,裤腿能收五寸八分,要两块,不低于天价。我硬着头皮把布给他,看都不看就把裤子收紧,意思是身份不标准。

    9月以后,“我是英雄,我是英雄”的口号就不那么流行了。我们航空学校电工班的八九个学生,家境都不是“扎根大红”的,都带着臂章去广州串联。有人在火车站受到接待,被安排留在广州体育学院。我进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要申请家庭背景。我是小资,问题不太大。但是这条裤子引起了麻烦,裤腿太小,属于“奇装异服”。当场,少年们递过来一把剪刀,在裤子里开了两把叉,把我赶出了学校。和王是一家人,他也被赶出去了。两个人住在街上,我买了很多香蕉来充饥。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糯的香蕉。晚上两个人在火车站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东山湖公园。清晨,没有游客。我看到湖很安静,就醒了。我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心里一动。出门上街的声音熙熙攘攘,“革命”号角高亢。我们失去了家人。我们到处闲荡了一天,第二天就回上海了。坐火车是免费的。我又一次踏上了“大革命系列”的征程。感觉很讽刺,像个假的,还穿开叉的裤子。

    另一张照片是1967年在苏州拍的。也是航校电工班的四五个学生,加上我的好朋友黄仁在同一个巷子里。环顾花园,我看中了池水上的石板,就躺在上面,吴才根按下了快门。穿着的确良长袖白衬衫,深蓝色条纹羊毛西装裤,假山和树叶,左边一座城堡衬托。我假装是普士,一时间脑子里闪过《红楼梦》的场景,史湘云在大观园喝醉了。后来印出来了,真的很有古典风格。那时候出去玩拍照是一种高端消费,我都是朋友。那天,黄仁还带来了一台120平方的照相机。他的父亲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部主任,属于“高知”。他在运动中受到批评,被留在家里。我经常去找他要英语。20世纪70年代末,他回到自己的岗位,创办了《外国电影》杂志,出版了我的卓别林传记的译本。

    我当时自称“文清”,觉得太普通了。上世纪90年代,波德莱尔《恶之花》及其研究作品的许多英文版本在美国被收藏,如果你读了关于西方“颓废”文学的书籍,你会发现它们就在你的口袋里。我在哈佛书店看到艾伦莫尔斯写的

    内布拉斯加大学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九个成品,三块九毛五,真的让我欣喜若狂。这本书背面的原价被抹掉了。当然更便宜。书店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是一本时髦的福柯的书,那至少得有十块以上。《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Dandy的解释是:太在意衣着和外表的潇洒的男人,而“太注重衣着和外表的男人”的中文翻译,则错过了潇洒:不仅注重衣着,还要打扮得潇洒有品味。艾伦莫尔斯描述了19世纪从博布鲁梅尔到英国马克斯比尔博姆的欧美纨绔和纨绔主义的发展史,包括波德莱尔、奥斯卡王尔德和世纪末的颓废派。书中说,纨绔子弟首先是一个有自我表现意识的精致美丽的外表,作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极其丰富复杂。在历史进化起着胜利作用的革命时代,他代表着自我完善的利己主义,慢节奏的生活态度,时尚复古的新范式,对文艺创作的激情。简而言之,他们杰出而非传统的存在彰显了西方文学现代主义的精神。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还把dandy翻译成了“花花公子”,这是一个附加的中文解释。这种翻译方法历史悠久,相对简单刻板。出于好奇,翻一下外研社1997年编的《汉英词典》,对应“花花公子”,花花公子,花花公子,fop。其中美国情色杂志《花花公子》dandy在中文里也叫“花花公子”,后两个花花公子和fop也指那些注重衣着,缺乏文化层次,有贬义的人。台湾学者彭小燕的著作《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是一部关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专著。她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称为“二流子”,是从dandy翻译过来的。挺生动的,比《花花公子》好看多了。其实运动刚开始的几天我都带着红袖章,有时候在市里刷标语。之后除了每个月上学拿工资,在家做了个“吟游诗人”,四处游荡,专注于诗歌。光看我照片里的打扮和我写诗的审美风格,也符合“二流子”的条件,不过就是有点辛苦。我家房子小,人口多。我从小就习惯在街上闲逛。夏天,我在路边兜了一圈,下了一盘棋,最后搬了块木板睡在巷子口。黎明时分,我被厕所车的味道惊醒。

    此刻,我想起了《金雨城》中的《繁花》,它以“一个人去阁楼,最好是在晚上”这一段开头,描绘了王家卫的梁朝伟在《阿飞正传》中数钱和捻扑克牌,然后在镜子前梳头。“这半分钟就是上海的味道”。的确,“阿飞”的发源地在上海。小时候被人叫“阿飞”。我戴了一个闪亮的小包头,眼睛油嘴滑舌。我是在电影或者图片上看到的,所以听到“阿飞流氓”就害怕。然而,人们的观点和时代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的。王家卫是上海阿飞的“专有”名称。在上海和香港的视频之旅后,他重塑了公众记忆。电影中浪漫放荡的徐子孤独叛逆。他是一只一条腿的鸟,想飞,承受不了生活的沉重神秘,一落地就死了,成为后现代亚洲孤儿的隐喻。就像张国荣和梁朝伟一样,每个人都是被爱的,但现在好像是一辈子以前,而我的哥哥一直是象征黄金时代的蝴蝶标本。

    有意思的是,《繁花》中有一段,胡生看到苏州河来来往往,他背诵了四首诗:“梦中美景如昙花一现,随之流水骤逝;凋零的花瓣散落着余香,散发着一股带着腐土的灼热气息。”一起在街上闲逛的小猫说“这是外国人写的”,而胡绳说这是我邻居淑华姐姐的表弟写的。这是我的一首名为《梦后的痛苦》的诗中的几句话,它包含在我的一首诗中。这首诗写于1967年初,是波德莱尔“魔鬼”刺激我“颓废”的标志。后来《繁花》在美琪大剧院演出,老金给了我戏票,于是我在后台遇到了舒华和小猫,认出我是写诗的“表哥”,一起合影。其实你为什么不干脆觉得自己是个阿飞诗人呢?

    “阿飞”,老背景在沙滩上,对小猫和舒华当然陌生。今天用两张照片来谈波特,难免要做命题作文,但他屈服于图像的解释力。所谓“阿飞诗人”也是一种解读。让我们看看王家卫是如何拍摄他的兄弟在苏丽珍泡着的。七八个角度只是为了一分钟爱情的经典记忆。

    “阿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追溯到“洋泾浜”英语,伴随着上海的开放而来。它代表了本土和外国的混合文化,伴随着我的成长。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从《青春之歌》 《林海雪原》 《苦菜花》一长串革命小说到《三国》 《水浒》,再到《三侠五义》,我的文学阅读依次发生了变化,上升到莎士比亚和《济公传》。从我家巷子到南京路路口的一家新华书店几分钟,隔壁有一个很窄的门面,买的是二手书。经常在那里探头探脑,有一次看到一个人拿着两份朱生豪翻译的《红楼梦》,硬硬的,精装的灰色。我和他私下做了笔交易,花了7毛钱买的。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地方,就像她别名的“东方巴黎”。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生活和文化就像海绵,一捏就会有鱼出来。这些东西在改造灵魂的十年里统称为“丰子秀”,属于没落的反动阶级用来复辟的东西,必须彻底打败和消灭。记得1970年1月7日下午,在卢湾区体育馆的千人大会上,被革命群众带出来,护送到航空学校。教务主任杨丽菁在学校门口看到我,说:“陈建华,你心目中的钱已经装修好了!”

    回想一下波德莱尔原来的绝招是由于楚川白村《莎士比亚全集》。那是1965年的夏天。作为一名勤工俭学的学生,我在杨树浦上海造船厂实习。我经常去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楚传》薄,分两卷。每件50美分,很贵。我终于咬紧牙关买下了。其实在当时的诗歌征途上,虽然我能看到的和看到的有限,但我已经看到了新月派、现代派、五四新诗象征主义派的山丘,一头扎进了《近代文学十讲》 《玉台》的悲伤与色情的古典抒情。当我读到楚川对“大埔莱儿”(即波特莱尔)的介绍时,脑子一震。天啊,这叫诗吗?原来他是象征主义的鼻祖!尤其是《花间》的全文翻译,墓中不谈,如蜗牛、食尸蛆、吸血乌鸦等意象,以及死亡的颓废、恐怖之美、腐肉、磷光、败血病等描写。突然,它野蛮地侵入了我美丽的诗化世界,粉碎了我的软玉温香梦。《死的欢忭》为什么被称为「地狱之书」和「罪的圣书」?为什么这么推崇?因为好奇和叛逆,也许是那种恐怖的“新寒颤”或者“愉悦病态的诗性兴趣”在不断刺激着我。从那以后,波德莱尔就被植入了我的文学海洋,他的幽灵一直在不断地降临。朱玉麟、陈的翻译,批评论文的短文,英文文本等。通过各种渠道来找我,我热情地复制和打字。波德莱尔的每一行诗都带给我“比冰与铁更令人心痛的快乐”。虽然他的异类性格在我的文化熔炉里很难分解,但他意味着一种宽广的同情和艺术的极限,像一支“不朽的火炬”,把我引向“美的”宽广之路。

    两张老照片帮助我回到了当时的语境,从我的“阿飞”姿态来叙述我与波德莱尔的相遇,在特定的情境中寻找我的创作轨迹,这些轨迹会呈现在各种叙事空间里,正方形、圆形或三角形,而不是扁平的直线。其实我不是有意模仿,这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到处都发现了记忆的痕迹。第一,我通过词汇、隐喻或意象,与我的生活和文化背景推并融合,往往夹杂着我的古典修辞和典故。丝线互相绕圈,渐渐回归水浒,日常生活和都市题材逐渐明朗,结出了一些绿色果实。它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现代交响曲。

    我在上海造船厂实习的时候,随身带了一本李昌济的诗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本批注书,晚上看到蚊帐里的灯灭了。当我第一次认识波德莱尔的时候,当我迷恋李贺的时候,我听到了他们之间死亡的回声,让我颤抖,沉醉。然而,这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从1965年下半年到第二年年初保存下来的20多首诗,洋溢着悲伤绝望的主旋律,也有欢乐和幻想。情感在生命的流动中激起涟漪,发泄孤独的悲伤和爱的渴望的种子。然而,死亡开始潜入台词。《恶华》年,睡魔像在诗人耳边的摇篮曲一样答应了他,邀请他去天宫、月宫、仙国,那里有太后、嫦娥、牛郎、织女等仙眷,但诗人答道:“我的睡魔,我不要这些。/苏醒甜美的梦仍然令人悲伤。/我要你带我去空/缥缈的西方,让我安息。”当时有几首诗梦幻似童话。冬天去上海附近太仓六合工地实习。《恶之花》写了一个淘气的男孩去美丽的乡村迟到了,《睡魔》描述了红宝石、紫葡萄、玫瑰和郁金香的天堂世界。天使们沉迷于狂欢,这大多归功于巴金翻译的《去工地的小道上》,是从福州路旧书店买来的,让我很喜欢。这首诗是幻想的产物。美丽的童话世界为什么会有死亡?《幽夜的舞会》写于1965年8月,刚看完《快乐王子集》不久,但在之前的阅读中已经遭遇死亡,如朱湘的《睡魔》。或者《死的欢忭》年底:“我经历了四季,累了。/朋友都枯萎了。/我亲爱的妈妈可怜我。/我抱着白色的羊群睡觉。”《葬我》在情调上更接近《小河》。有一段时间,我更喜欢朱湘,而不是徐志摩,可能是因为我有意在新诗中使用古典意象。

    死亡继续敲打着我的心,它表达的欲望在增加。如果说《睡魔》和《小河》还在刻意与古典主义结合,那么《落花歌》可以说是色彩与趣味的自我攻击,“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迷蒙,完全抛弃炫目的色彩。对现代主义来说,反复唱死包含着自我终结的审美价值,这其实是我身体上的忧虑和精神上的压抑的自然反映。那个冬天的早晨,在工地上,用老虎钳、扳手、电线把皮带绑在腰上,把铁爪套在脚上爬杆。寒风呼啸,手指颤抖。我在河上看到“一艘小船在迷宫里慢慢行驶/载着一具新画的棺材在迷宫里慢慢行驶”。被这一幕感动的我,带着凄凉悲伤的心情看着船缓缓驶过,仿佛我的“漫漫征途”被笼罩在灰色的天空中,而我的“破碎的心”却在摇曳,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呻吟,一步一步跨过了“失落的坟墓”。

    当时我在浦东一个交通部所属的兼职学校读书。它被管理和半军事化,目的是训练修理船只或训练黄浦江沿岸河流的熟练工人。本人性格内向,热爱文学,对学习技术缺乏兴趣,精神上感到压抑。有一次和一个班干部发生争执,被认为是“阶级报复”,在班里被考核,接受同学的“批评”。所以他觉得没有前途,他把写诗当成一种情感的自我宣泄和安慰。所以诗中的“破碎的心”的确是自己命运的镜像,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包含痛苦和恐惧。疼痛是由多种心理因素引起的。平时觉得很孤独,很压抑,无处倾诉,因为家庭背景看不到未来。在这方面,只有传统的念高的观念在起作用,不是没有自怜。有时对死亡的恐惧直接来自身体状况。有一次,班级组织去青浦或奉贤“旅游”。走了一整天。我脚步扁平,感觉很累。晚上呆在当地,半夜醒来屁股湿了。这种现象中医称为“滑精”,是一种湿梦。经常在身体崩溃的时候出现,感觉很害怕。我

    读诗写诗是一种逃避。艺术的戏剧性表现伴随着正式的热情和游戏元素。仔细工作后看到工作完成是令人愉快的。楚川书中的波德莱尔是病态的、颓废的、黑暗的,对我当时的古典审美诗风来说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恶”的线索在《我的好地方》的“潮味荒野”和“斑驳的蛹白杨”的句子里已经略见端倪。一首诗《流浪人之歌》写于1966年4月:

    骑驴诗人的原型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李贺。王子的儿子在他的诗中从未给过我任何东西,他感性的通感、宏伟的幻想想象和悲伤让我着迷。尤其是他对美的执着追求,让我深受感动。他每天骑着驴在长安街逛来逛去,寻找诗歌的素材和灵感,写在纸上,放进身后的密藏箱里。他的母亲看到他如此努力工作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在27岁时去世了。它让我害怕,好像它会发生在我身上。这首诗共四十行,在形式上是与查羽、穆天木、冯乃超等流派的一种契合。但是,通过瘦驴诗人的自我独白来悼念诗的命运,可以算是我对诗命运的赞美。潮湿、腐败、蜗牛、坟墓等意象来自波德莱尔的《流浪人之歌》。全诗是对“颓废”和“死亡”在时空结构和修辞组合上的演绎,是对我一直信奉的审美观念的一种反应。事实上,这首诗混合了各种创作和参考元素。与冯乃超、穆对景物的抒情描写不同,《瘦驴人》的主观基调与梁译法国梵天的《瘦驴人之哀吟》略有相同,该译本是从一家旧书店淘来的,书是按行装订的,排版是宋体。“倾听死亡的悲伤微笑”是李金发“生命是/死亡嘴唇的微笑/”的翻版。诗中使用了叠词和鼻音词。所谓“打呼噜”,跟我从小患的鼻炎有关。和我们单位挂钩的耳科医院在汾阳路。一旦出现炎症,就要做穿刺手术,大量浓水从鼻子里抽出来装在小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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