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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克勤和陈寅恪作品中的标点符号

    发布日期:2021-02-12 09:47 文学论文

    陈寅恪1941年写的《唐代政治史略稿》不存在胡适批评的“标点特别懒”的问题。遗憾的是,误稿后,陈寅恪认为稿子丢了,于是找人与初稿“拼凑成一本书”,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从此,陈寅恪的视力每况愈下,完全失明。几十年后,蒋天舒编辑了《陈寅恪文集》《以《元白诗笺证稿》为范本,不要超越思路》,即使手稿有“标题和专名的符号”,也会“一并作废”。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编辑《陈寅恪文集》时,充分尊重陈寅恪的意愿,量力而行。

    胡先生最近的著作《陈寅恪与胡适五题》(The Paper 《上海书评》 2020年6月5日)提到,胡适曾于1929年写信给陈寅恪,讨论陈送来的《新式标点问题》一文,并顺便发表了意见:

    我更喜欢哥哥考证记叙文,没有标点符号是印不出来的;如果在标题、人名、引文、节略上加标点符号,读者可以节省大量精力,避免误解的危险。这不是我的偏见,希望采用其中一种学习经济的方法。(《大乘义章书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761-762卷)

    看了几篇陈寅恪先生的论文,他当然是最有见识,最有见识,最会用材料的。但是他的文笔真的不高明,标点也懒得有效。(《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第6册,第657页)

    可惜,陈寅恪似乎并没有接受胡的意见。看他作品的格式,虽然最基本的标点不能用,“书的开头和结尾,删节的地方”用另起一段退走(不用省略号)来处理,但“书名和书名”仍然没有标记,难免会产生“标点特别懒”的讥诮。评论家引用陈1965年给出版社的信作为依据。陈的信里有一句话:“标点符号请跟稿。”可见他在使用标点符号上还是挺有文化自信的。

    文辉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因为我长期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院(以下简称“中华书局”)在陈寅恪先生生前出版了他的作品,其中涉及到他作品中标点符号的处理。陈寅恪先生给出版社写信可以不用标点(见《卓集《胡适日记全编》,卓斋淑贤年;本文引用的以下信件不再注明);但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他的作品还是加了标点符号。

    陈寅恪先生如何使用标点符号,可见于他的《陈寅恪先生致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是《唐代政治史略稿》,是同一本书,名字不同。后者在1943年5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有所改变。陈寅恪先生曾对蒋天舒说:

    这本书的出版是由邵洵政用不完整的初稿拼凑而成,并提交给商业出版社。香港的手写原稿被送到上海丢失了。(蒋天舒《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序》正文页

    陈寅恪先生的手稿是罕见的,极其珍贵的,但我不敢相信这份手写的手稿还有很大的篇幅。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后,当时保存手稿的企业家王建世先生将手稿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蒋天舒先生仔细看完手稿后,心想:

    清稿定稿,其中仍有改动和红校,即双行注和括号的增减,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的,一个字的未来,一笔的修正,一个字的补充,支付形式的修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修正的。这体现了王先生的深思熟虑的精神和对生活忠诚负责的态度。王先生曾经说过,文公读书精,老师早就模仿过,甚至阐述过先贤未曾见过的各种问题。思先生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出类拔萃,也是。(同上)

    这份手稿使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陈寅恪先生的写作习惯以及如何使用标点符号。陈老师坚持用繁体中文直截了当,常用冒号(:)、逗号(,)和句号(。),感叹号(!),引号(""),问号(?)和括号[直走()],还用专有名词行(直走_ _)和标题行(直走﹏).对比手稿与1956年版《陈寅恪文集》(根据出版商的解释,这次转载是根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更正的),可以发现除了文字上的一些差异外,标点符号也有很多差异,手稿中的一些长句中间加了逗号,方便阅读;但是书稿中使用的专有名词行和标题行在排版中不知怎么被删除了,给读者带来不便。(编者按:1937年,陈寅恪右眼视网膜脱离。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陈寅恪不想在沦陷区教书,所以放弃了手术。搬进来后,左眼的视力逐渐消退,1944年底《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出版前后急剧下降。不久视网膜脱落,手术后效果不理想。1945年8月,伦敦手术失败,双眼失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写于1941年,手稿被送到上海并委托给王建世,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王建世的答复,陈寅恪的终稿丢失了,所以邵洵正被要求“拼凑一部初稿不完整的书”,并于1943年5月提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稿的标点可能没有写终稿那么详细。)书籍从作者稿件编辑到正式排版出版会,期间作者会有变动,编辑也会根据相关出版标准和个人学习喜好改变标点符号。不知道这些改动是作者做的还是编辑做的。为此,我查阅了存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寅恪作品的手稿档案,包括责任编辑的通信和审稿记录,试图找出答案。

    陈寅恪先生生前发表的作品有三种,即《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前两部是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和1944年的初版。陈寅恪先生是如何审校校样的,编辑们是如何更改文字和标点符号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相关的手稿文件,所以他不能对此发表评论。但从蒋天舒序言的引用,陈寅恪关于商务印书馆《元白诗笺证稿》重庆版的言论来看,他对该书的编校不是很满意。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重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校勘由陈寅恪先生审定,编辑对手稿的处理由陈先生审定。我们可以以这本书为例,考察陈寅恪先生和他的编辑们是如何处理标点符号的。

    《元白诗笺证稿》 1950年11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11月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先生对后者的排版质量不满意。1957年合同到期后,他请他的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守实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联系。陈守实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忠实弟子,对手稿的文字格式、出版时间甚至稿费都有具体要求。六个月内写给古典文学学会的信多达十封。古典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陈寅恪先生非常尊重,几乎同意了作者的所有出版要求。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25日[古社(57)字第1384号]给陈寿实的信中说

    我们去出版社的时候,完全按照陈先生()所列的排书规范进行。以后最后的证明要送到陈先生那里校对。封面设计后请送陈先生亲笔签名,规格按陈先生指示办理。

    1958年2月5日,古典文学出版社把《元白诗笺证稿》的手稿和证明寄给陈寅恪先生,请他审阅。附函《[社论》(58)第160号)说:

    这本书的版面有插图,但只有八种标点符号

    陈寅恪的回复没有发现回复,编辑就把暂停(,)改成了逗号(,)。这本书的排版清单表明,排版字体严格按照作者所附的规定,即“印刷白元诗集证书时应注意的每一点”。由于这一规定当时已发送给出版科和校对科,因此没有存档,具体内容不明。我看了《元白诗笺证稿》,发现这本书只有8个标点符号,分别是冒号(:)、逗号(,)和句号(。),感叹号(!),引号(""),问号(?),圆括号[()],六角符号(()),与信中所说的一致,说明编辑确实完全遵从了作者的意见。本书主编王冕(1916-2014)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对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晚年以“昆西”为笔名发表了多部作品。

    该书出版后,其编校质量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也为陈先生与出版社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1962年5月14日,陈先生在给中华书局上册的信中说:“尊重校对和精审。”1958年《元白诗笺证稿》一出版,就请陈先生编辑出版他的古典文学著作,得到陈先生的批准。陈先生提出命名为《元白诗笺证稿》,提交于1963年。1962年5月26日,陈先生在给中国编辑的信中说:

    信中把“写”误认为“签”。1965年11月20日,陈先生在给中国的信中强调:

    (2)请勿使用简体字。从信中可以看出,陈先生对《金明馆丛稿初编》标点符号的处理很满意。

    《元白诗笺证稿》未及时发表,陈寅恪先生于1969年去世。1976年《》被粉碎后不久,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通过他的老朋友、前中国编辑鲁转交了陈寅恪先生的散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并提出出版陈寅恪先生的遗稿。经出版社和上海出版局批准,上海出版局与中山大学联系,得到中山大学的支持,并于1978年1月将中山大学陈先生的部分手稿交给中山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立即重印《金明馆丛稿》,开始编辑出版《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文集》有七种:一、《陈寅恪文集》;二、《寒柳堂集》;三.《金明馆丛稿初编》;四.《金明馆丛稿二编》;V.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七,《元白诗笺证稿》。其中前三篇是陈先生的散文。后四篇是学术专著,其中《柳如是别传》和前三篇论文最早发表于1980年;《柳如是别传》据中华书局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据三联书店转载。新版于1982年2月出版。《唐代政治史论述稿》 1978年1月新版,1982年2月第二次印刷。至此,《元白诗笺证稿》的编辑出版工作完成。《陈寅恪文集》印刷的注意事项

    《金明馆丛稿初编》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蒋天舒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姜先生承担了文集的校勘工作,编者只做了一些标点的校勘工作,并没有轻易改动包括引文甚至标点符号在内的文字。手稿档案里有一张《陈寅恪文集》的纸,好像是蒋先生写的: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忠实弟子,蒋先生的这八篇文章应该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意愿,其中很多可以在陈先生致出版社的信中看到;至于“稿件中题名专名的符号应一并取消”一文,应该是基于陈先生生前发表的三部作品,没有一部使用题名专名的符号,但也有遗漏和删节,如《金明馆丛稿初编排印时请注意各点》《孟子》《金明馆丛稿二编》旁边的专名行,三联书店《读通志柳元景沈悠之传书后》版的图书插页正好有这份稿件的书影,也加了专名行和题名行。

    按照姜先生的指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们虽然只在《陈寅恪集》做了一些文字标点的更正,但这些更正并不容易。四种学术专著的标点符号可按原稿处理。《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如上所述。《元白诗笺证稿》根据稿件编辑,标点符号依然陈旧,使用的标点符号不超过《柳如是别传》使用的八个。《元白诗笺证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原出版社的编辑都处理过标点符号,除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使用的八个标点符号外,还使用了暂停符号(,)。但三本散文集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每篇文章的写作和出版时间都不同于原作的临摹和出版时间,标点符号也没有统一使用,不能跟在原作后面,也不容易改动,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大的混乱。

    《元白诗笺证稿》编辑沈善军(1928-2014),浙江农学院毕业,从事园艺工作,擅长旧体诗词。1978年11月调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他是一个认真审阅稿件的编辑,几乎对稿件中的每一处引文都要核对原文。他记录了手稿的一些检查情况:

    首先,对所有可供参考的书籍都全面检查了该草案的引文。校对时一般用几本书来校对。如果校对中有一本书和这份手稿一样,为了尊重作者的意见,原则上不会改变。

    二、关于《金明馆丛稿二编》,有时候同一个引文记录在三个地方,用词略有不同,因为作者引用的词是引自不同的书。比如《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作者引用了三本书:《祭韦相执谊文》,《李卫公别集》,王明胜《云溪友议》,但是这三本书的引用情况不同,这不是作者的引用错误。阶级如是,现在也不会改变。

    第三,在标准符号方面,由于本稿不同时期的作品,很难统一每篇文章,所以在这里做了一些调整,以保持总体一致。

    陈寅恪先生被引书的版本取决于被引书,不仅同一本书的版本不同;而且简单的引用书籍,或者分段引用,或者几个素材合二为一,都不足为奇。但没有引号,读者往往无法判断原文的开头和结尾,难免产生误解。因此,《十七史商榷》除了已经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使用的八个标点符号外,还使用了暂停(,)和省略号(直走……)。比如文章《元白诗笺证稿》引用了义山《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的诗句:“人闲时,夜起,地更清。沙滩激黄牛,云白阴。”因为这四句是引语,中间省略了四句,不用省略号就会连在一起。这算是编辑的工作。

    邓(1930-2015),《摇落》主编,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上海港湾学校。1978年4月调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审稿后写了一篇特别的读后感,记录了一些审稿的情况。他抱怨说,手稿“要么很有趣,要么就到此为止”。此外,印刷术的发音错误和歧义以及校对不佳都造成标点符号混乱”。他感叹道:“原来标点是乱的。按照平时的用法,改正了。问题没那么简单。”原因是“蒋天舒老师在标点上定了很多规矩,以《寒柳堂集》为榜样,从不越界”。这让他和沈善君、王海根(《元白诗笺证稿》责任编辑,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憋着,怕错误被改正,所以尽量按照原稿走,没有明确的理由不做改动,但尽量在同一篇文章中保持一致。比如文章《金明馆丛稿初编》中,原诗引用标点与作者校对不同时,编者会择善而从,统一之。”同样,当大量新旧唐书的标点与中华书局新版出现矛盾时,新版的用法也不尽相同

    综上所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辈们在处理陈寅恪先生作品的标点符号时,尽量尊重陈先生的习惯,保持原貌;同时,根据确凿的理由,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对其作品中标点符号的不当使用应予以纠正,并尽可能在同一篇文章中保持一致。阅读唐朝政治史简稿(手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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