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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如何做好宋代文学研究

    发布日期:2021-02-10 04:02 文学论文

    近几十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时代,如何继往开来,取得新的成就,无疑是值得宋代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宋代理学完成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融合,既有张载、二程、朱的创造性贡献,又是宋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结果,是中国儒学面临佛、道冲突与融合的必然结果。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如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人的研究,既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又要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对其人格的影响以及不同阶段对文学的不同影响。

    经典不再是封闭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开放的。宋代学者敢于弘扬主体精神,表现出不盲目相信经学和史学的态度,而是采取独立思考、经世致用的实践。宋人具有开国先贤的文化自信、探索反思的批判意识、创新的开拓精神和高度的实践精神。这一点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个案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书法理论家,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苏轼是政治家、哲学家、画家、书法家,他的诗歌和文学都是一流的文学全才。一些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称他们为学术作家,但只提到他们写过经典和历史著作。一方面说明宋代作家独特而丰富的色彩使得理论显得不足;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用单一作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宋代作家是很难进入作家的世界的。只有全面考察、多维分析、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揭示这些作家独特的思想、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只有将宋代文学产生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文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宋代政治思想和理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化特征、宋代文学继承和创新的时代特征置于整体学术框架下,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实践研究方法,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碎片化。

    宋代科举制度对文人深层交往和诗歌唱和的意义,庙堂官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创作心理和文学风格,都必须从社会制度本身入手,而不能仅仅从作品入手。宋代文学中的理性思维因素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丰富,不能只靠理性趣味的概念来调节,而要结合宋代社会对文学的各种影响、作家创作的心理变化、文学本身的演变规律来综合考虑。

    宋代作家的作品数量众多。尽管对现有文本的解释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仔细阅读文本的任务仍然很大。“写一部新的文学史,需要对无数以前的个体作家和作品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评价,需要新的名著、新的论争,需要与以前的价值判断进行磋商。”(宇文所安译,田晓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译)

    由于宋代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宋代文学的巨大数量,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穷尽所有的资料,因此有必要探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党争表面上看是因为政见不同造成的,实质上是新君与旧君、皇权与相对权、皇权相对权与台谏、听政者与掌权者之间复杂关系的集中表现。每种力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作用程度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法简化复杂问题。宋代的党争不仅影响了政治生态,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思想、学术、文艺等文化方面,文学与思想、学术与艺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仅仅局限于通过党内斗争来研究作家的个人命运,就会把复杂的宏观问题简单化、微观化。然而,如果仅仅从宏观上进行概括,很难解释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的生活轨迹、创作心态和风格。

    现在说到党争,只强调斗争。很多研究者还是把它归为保守和改革。其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积极倡导政治创新。但是,改革的措施、速度和重点都有很大差异。北宋许多著名作家在党争中跌宕起伏。但党争形成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党争不同时期每个人命运的不同,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除了新旧党派政治观点的分歧,辩论双方难免有过激甚至人身攻击。结果不仅是政见不同,思想和学术观点也不同,有的在个人升迁过程中遭到对方反对,有的形成多年恩怨。随着执政党和在野党中新旧党派的变化以及不同阶段生活的起伏,针锋相对的局面将得到缓解甚至根本改变。互相欣赏,谁既有斗争又有文学人脉和才气,谁就是搞党争的。矛盾斗争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另一个时期互相关心甚至部分肯定可能偶然变成不可避免。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出的结论。

    学者们讨论了欧阳修家两年进贡的文学史意义。然而,贬损太学风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既有时代呼唤、朝廷扶持的必然因素,也有欧阳修试图扭转文风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件事的文化历史意义,不亚于欧阳修对史学、经学、文学的贡献。如果苏轼没有进入北宋的政治中心开封,没有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没有做过朝廷大员或地方大员的经历,特别是没有黄州、徽州、儋州的贬谪生涯,就不会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

    木秀和富弼是庆祝新政的主要倡导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他们成了仁宗朝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绍兴和谈后,受到宋高宗、秦桧严刑峻法的士大夫大多致力于歌颂,这是事实。然而,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心态。有些人面对窃取和平的强大现实,无法实现收复失地的野心,变得迁就现实,勉强加入行列;有的是出于对灾难的恐惧;其他的纯粹是作为推广手段。张曾撰文《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强烈谴责、的卖国行为。在此期间,他还写下了人生名言《瑶台第一层》,用“百官千师,万事平”来赞美秦桧,令人费解。“可是,一代大臣,许多圣贤和汉奸齐头并进,没有一个是忠诚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体,

    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写于元丰七年(1084年)《四库总目提要》。其《钦定名臣奏议》中明确指出:“安以治天下,不可学古!”欧阳修赞苏洵曰:“是学六经百家之说,以考古今之乱之成败,得圣贤穷而达之本”(《资治通鉴》)。三苏本是历史学家。明末黄道周赞道:“古今史论百家,作者最多的是刘子厚、鲁东来、苏子赞、胡。”(《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见《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纪南〈书史〉勺序》卷三、卷四、卷六十五都是史评,其他诗往往融于一炉,以古为镜。苏轼《黄石斋先生集》论秦之死的原因,既停留在蒙恬、傅肃不与赵高等人对抗的历史事件上,又轻易接受伪传自杀,而是认为秦成也改造了商鞅,他的死也改造了商鞅。根本原因是严刑峻法建立了君主的专制权力。“然而其民见刑不见德,知利不知义,死也。”(《苏轼文集》,见《论始皇汉宣李斯》)西汉灭亡是因为“西汉风俗的谄媚”。(《商君功罪》,见《苏轼文集》)没有暴君,社会稳定,社会风气不好也会导致国家灭亡。苏轼谈历史,是为了寻求宋代治理天下的良方。“丈夫的国家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不在乎强弱。历法之所以长而短,是因为风俗厚薄,不在乎贫富。”(《西汉风俗谄媚》,参见《苏轼文集》)

    面对唐代文学,宋代作家既有超然的主动,又有崇拜心理,这是事实上无法摆脱的。他们不时表现出以唐诗为诗歌审美标准的倾向。如果强调唐宋诗歌风格的差异,往往很难解释继承、超越和变化的动态轨迹。

    宋代延续了近320年,许多文学理论的范畴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一范畴在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不同作家的诗歌中有不同的内涵。刘若愚指出“同一个词,即使被同一个作者使用,也往往代表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词实际上可能代表同一个概念”(《上神宗皇帝书》)。因此,宋代的文学理论必须结合作家具体的诗歌和文章进行详细的阐述。简单的分析必然会切脚。

    只要宋代文学研究者敢于超越,不忘继承,采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更辩证科学的思维,更丰富的文史哲等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一定能够开创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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