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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民:红颜知己之间的轻松对话叶:聊八卦的自由

    发布日期:2021-02-03 18:54 文学论文

    事实上,中国和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对话和批评历史。在中国,《论语》堪称对话批评的典范之作。苏格拉底在西方的对话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来源。西方思想界的对话批评传统一直没有止境。巴赫金、托多洛夫等人甚至构建了系统的对话美学。由于中国文学具有更多的启蒙功能,文学批评以指导和引导为基本背景,对话批评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受外国文学批评范式的影响,对话批评尤其是作家访谈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对话批评毕竟不是主流,大学批评才是主流。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批评兴起时,受到批评家的高度期待。然而,一开始我无法想象大学的批评会发展到令人失望的地步。学术界对各种疾病都有讨论,不想赘述。今天的学术批评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这与它正在成为一种学术的自我言说密切相关,以至于今天的文学批评失去了自我审视的温度。或者刻板地推导现有的文论观点,或者回到文学史的研究中去以求获得合理性,模糊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这样做,文学批评最终陷入了作家不喜欢,读者不喜欢的尴尬境地。为什么文学批评这么凶残?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家只对自恋感兴趣,眼里没有作品,心里没有读者。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中各种疾病的成因,都可以归结为文学批评中对话性的丧失。因此,我认为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是拯救文学批评的好方法之一。

    当然,实现文学批评对话性的途径有很多,对话性批评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二十年来,我在对话批评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我的老师克逊先生从2002年开始主持《小说评论》的专辑《小说家档案》。在此期间,我采访了王安忆、苏童、叶、刘醒龙、等作家,与他们的对话是这个对话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刘兴龙先生的邀请下,我曾经主持过《芳草》杂志的《中国60后作家访谈》专栏。《中国60后作家访谈》历时七年,共34篇。在科讯先生和蔡家源先生的邀请下,我还在《长江文艺评论》主持了《新锐批评家访谈》,并邀请了五位年轻的评论家来演讲。几年前,我在《芳草》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采访发表了。这一次,《芳草》杂志上发表的剩余采访与《小说评论》 《长江文艺评论》一起发表,是对话批评的总结。在此,我衷心感谢编辑和编辑们的辛勤工作,也非常感谢被采访的作家和评论家们精彩的提问和回答,让我走上了这么多年的对话和批评之路。

    庚子之疫是对人类的巨大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再次成为人类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问题。文艺复兴以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主体,自然是可以改造的对象,等等,这些都成为了人类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但人与自然的不平等关系也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庚子之疫就是明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是人类走出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必由之路。同样,文学批评也要遵循平等对话的原则,让批评家、作家、读者和文学,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拥有相同的灵魂,共享美与美。

    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作品五种,发表论文近200篇。他还是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

    周新民教授在《对话批评:诗史思之维》的序言中说,目前的学术批评已经陷入“作家不爱,读者不喜欢”的境地。这话当然没错,更别说还有很多很难读懂的批判文章,甚至连对“学术理性”的追求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重叠床榻和肥字的理论推演最终证明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原因。所以我会说,有些大学评论家已经完全沉迷于自己的写作表演,无法自拔。问题是周新民教授所说的这种“自说自话”,不仅会造成批评话语的僵化,还会造成形式上的“统一”假象。也就是说,批评家为了追求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不断要求话语过程的紧凑性和有序性,所以“互不认同,一处不放松”的写作立场,最终会使文学批评失去嚼舌根的自由。

    但是不八卦,不就是基于“学术理性”的合理要求吗?只是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因为批判性文章既能追求知识的真实,又能写得有条理不乱。他们也可以从批判的对象出发,用别人的眼镜把胸倒满,探索从对象中诞生的精神实质或社会命题。简而言之,批评家有八卦的自由。那些流言蜚语不仅包含了批评家的个人意志和气质趣味,让读者看到了批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争论,也给灰色理论注入了生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流言是文学批评的污点,它通过建立说话者的自我形象,在闲暇时给批评文本“上色”。从五颜六色的地方看书,会让人觉得精神百倍。

    单就话语类型而言,对话批评无疑是人们八卦的最佳方式。而且看周新民教授和本书被采访者的对话,要么休息一下慢点,要么机器前面全是脑子。当你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会表现出自己的气质和兴趣,于是那些关键话题带来的万千气象就活了过来。书中有24位受访者,都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虽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不同有趣,手臂也不一样,但都是会说话的人。如吉德马克的战略优势地位,刘醒龙的勤俭朴素,关仁山的忠厚平和,苏童的机敏智慧,刘、杨等学者的博学儒雅等。都可以在他的演讲内容和语气中找到。而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就产生了。毕竟比起说什么,怎么说更能体现说话人的学识和才华。比如吉德加讲民族之根,世界之眼,题目并不陌生,但他会讲彝族诗歌是如何以比兴的方式写女性之美的,像《羊的脖子》这样新奇有趣的提法是如何不会让读者发笑的?当刘兴龙谈到教育、伦理等沉重话题时,他会突然变得家常起来。当他用《一碗油盐饭》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抱负时,一个作家的价值立场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于读者来说,那些流言蜚语比比皆是,他们不敢说自己说了多少,但至少证明了被采访的作家和评论家是心里有读者的人。

    最后说一下谈话的另一面,周新民教授。用网上的流行语来形容,周新民教授虽然惜字如金,但他其实知道“会说就多说”的道理,可以说是给了受访者充分的言论自由。他不仅是话题的制定者,也是对话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他绝不会以主人自居。相反,他用“启发性问题”(用杨的话)来引导受访者的说话方向。相对于自我表达的方式,显然更难答词。幸运的是,周新民作为采访者,首先做到了“心中有读者”。与其说他的问题反映了他自己的批评观点,不如说他是读者的发言人,表达了我们对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其次,周新民也做到了“眼里有对象”。他以平等的方式对作家和评论家的各种话题进行了询问、探究、认可和思考。这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的责任。基于此,可以说,周新民教授对当代大学批评的反思,对对话批评的倡导,以及他在访谈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意识和乡土情怀,不仅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警醒了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的批评实践。

    原标题:《荐读 周新民:知己之间的轻松对话 / 叶立文:说“闲话”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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