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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议文学批评前沿的何平

    发布日期:2020-11-08 05:30 文学论文

      王小波在1995年第3期的《读书》上讲了一个关于花剌子模王国的故事:凡是给国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都能得到奖赏;而凡是给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则统统送去喂老虎。探其原因,是花剌子模国王相信好消息一定是真的,而坏消息里所蕴含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并且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更多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以王小波彼时的文字隐喻如今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共振场域,既不算远,也不算偏。当下看似繁盛热闹的文学批评界,总体上给人一种“肿胀”的观感,“信使”太多,“好消息”也太多,多到缺乏了真实感。为数不少的文学批评变装为文学夸赞,玲珑无限,看似包容度很高,却没有体会出作品真正独特的价值和风格,这般文学批评自然缺少了应有的警觉与勇魄,惟剩下狂飙突进的参与姿态。鉴于此倾向,另一部分批评家那些神采飞扬、锋芒毕露的批评文字,极富建设性的文学理论,即便是能够从创造、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影响甚至引领同时代的文学实践,也反倒显得有些扎眼。不过,我倒是愿意将其视作“鲶鱼效应”。

      当下文学批评界中一条极具生命力的鲶鱼——南京师范大学何平——一个频繁介入各种文学现场的学院派批评家,不断在客观冷静思索中践行文学审美与评论,尽管偶尔也会产生怀疑与延宕。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搅得文坛、影坛、体坛、政坛一团紧张浮躁之气。反观何平教授,在文学批评界展露头角已过不惑之年。未赶成早,反倒锐气与稳重共生。筛选、发现与评论最考验判断力,而筛选与发现本身就强调必须带有批评意识,需要理性甄别“好消息”与“坏消息”。何平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更多的公共领域发声,以文学批评与文坛发现的方式为当代文坛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不能否认的是,文学批评的确裹挟着欲望,有作家的,有批评家的,同时也有受众的欲望。智者必怀仁。好的文学批评应是能够辐射到文学整体生态的,文学批评是交流是争论更是探寻文学可能性。那么,作为作家与读者的中介,文学批评家的使命和岗位职责在不同的批评家眼中也是不尽相同的。而对于何平来说,做一个“到场到岗”的文学策展人,是十分醒目独特的理想。何平: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

      可以说,真正让何平成为文学批评界标志性人物的契机是《花城》杂志自2017年推出的“花城关注”栏目,何平担任主持人,以一期一个主题组织发表特色作品,同时发表与作家的对谈以及对整个专题意图的阐释性总评。也是在“花城关注”栏目,何平首次明确了“文学策展”的概念,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策展”一词来自西方,早期定义是艺术展览活动中的构思、组织、管理工作,传至国内,逐渐发展为帮助公众走近艺术,体验艺术的乐趣,感受艺术的力量、艺术的颠覆以及其他的事。何平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学习,更自觉地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与传统文学编辑不同,文学策展人是联络、促成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道者。其实,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包括媒介都类似一种“策展”。作为刊物编辑行为的“文学策展”,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获得滋养,也激活其他艺术,像“花城关注”栏目推出的导演的小说、话剧、电影诗剧、歌词等等。文学主动介入其他艺术,从文学刊物的纸本延伸到纸外,对于文学自身而言是拓殖和增殖。何平认为,每一种文学发布行为、媒介和途径都类似一种“策展”。

      据此,何平以更大的包容度遴选作家作品,尤其是更为关注那些“偏离审美惯例”的异质性文本,极大程度地展现了中国文坛的未来感和异质性。何平对“文学”这个概念本身的认识就十分先锋,没有固守文学立场和文学性认知惯性。迁移与繁殖,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面对的变化,值得被不断探索和激发。笔者印象最深的、最受冲击的一篇是何平与姬赓的“歌与诗”对谈。何平主观上完全抛开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束缚环绕影响,全然跳脱而形成完全独立的对谈思路和内核。姬赓作为内地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词人兼贝司手,他的被呈现和被挖掘本身就是对常规美学批评的解构与重建。姬赓进入何平的视野,既有文学的因素,也有音乐的成分,音乐的文学性与文学的音乐性弥合交融。深受王小波、库尔特·冯内古特、杰克·凯鲁亚克、狄兰·托马斯等作家影响的姬赓,写现实,但不笼统呐喊为奋起反抗,热爱浪漫主义,却又从不隐晦自己对浪漫本身的怅惘和慌张。所以总体的风格,就是在纯熟的象征隐喻手法中告知世界,“囿于昼夜,厨房,与爱”的你我,在与昨天和解的同时不能忘记“山川湖海”的来处,还是应该对未来抱有非烂俗的理想。从何平与姬赓的对谈中可见,二人都是敏感同时又热爱思考的,不彼此附和与依赖。姬赓,“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歌词作者

      对于“发现”,何平体现出了文学策展人充沛的热情和前瞻的能力。理智的文学批评家自然会面对一个现实,即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多种主体重叠、争夺资源,以往不明确的幽暗地带逐渐明朗,或成功或失败而已。基于这样的理念,何平从主观上开放了文学的可能性,不只是接纳各种各样的作者,宽容各种各样的文本,而且要从整个文学生产的过程入手,甚至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上激活文学的潜能。苏州大学王尧先生评价说:“当下文学的秩序之中,作家的分野是明显的。做学术和批评的人,关注的往往是主流作家、经典作家,对类型文学、对民间的写作者常常视而不见。我自己做研究或者指导学生也不免带有这样的偏见。在这一点上,何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何平在“花城关注”栏目关注的小说家、散文写作者、剧作家和诗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充分注意到的“新人”——何为“新人”?不在年龄,而在于表达经验;不在作品多少,在于想象力的容量;不在职业,而在于创作的素质。何平对非主流作家(新锐作家或是野生作家)的关注态度,恰是对当代文坛发展的一种开掘。以万玛才旦为例,他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还是一个电影文学跨界创作者,何平对这样的“双生双栖者”给予了更宽的舞台;以何袜皮和倪湛舸为例,他们是在美国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人,对于创作身份和受众预设给予了更多的包容……他审核的是当代作家“飞起”的能力,是想象力的摆置问题,至于表达经验或青涩稚嫩,何平并没有将此作为发现、关注和推选的标准。若能“野蛮生长”,自然最难得。

      总体而言,当下的文学体征逐渐复杂且多向,何平包容巨大可能性的态度的价值在于:文学创作应该有“门槛”,但“门槛”的设定不宜过高;如果抬高“门槛”,一刀切出去的将是文坛损失的无限可能。“门槛”降低一寸,是文学批评家对人文的善意。

      文学边界总是无形,当它有形的时候,或许它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无形才蔓延着生动。当然,若文学批评的边缘棱角都描画好了,却反过来要求文学本身流动无形,天方夜谭不说,未免太苛责了些。实际上,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出现了凝滞的同质化现象,都埋潜了一种思维方式——追寻可靠的,恐惧创新的。何平曾说:“如果单论技术,小说发展到今天几乎已经穷尽所有,而且在模仿现实方面,小说也不比其他艺术样式更有优势,这是今天每一个小说家开始写作面临的处境。”那么,当代文坛继续发展的动力,就是创作者的思考深度和想象力的张力。

      2019年,何平在《青春》杂志开“青春访谈”的专栏,寄语“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有青春”。“青春”这个词汇早已从浪漫、潇洒、时髦变为现实、俗套、平庸、现实,所以这个词本身就是值得关注和反思的。在文坛,“青春”一词与代际划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何平认为,文学的代际命名往往是少数作家对同时代更多作家的掩埋。不可否认的是,不同代际的人经历过不同的青春,曾经,80后作家以青春之名登上当代文坛,描摹了他们想象中的小时代和新概念,展现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而后,90后作家带着巨大的破坏能力登上80后作家已经摆好的展台,如今的00后继续用自己的态度和方式书写现实和将来。但是,代际划分的方式容易令读者和研究者归纳创作类型,就连创作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类型的频道,自觉自愿地受类型创作的规约。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批评若也采用类型化批评观念,简单、滞后和粗糙的、以偏概全的文学批评会遮蔽作家和作品内在的复杂性。何平在评论80后女作家笛安时,精准地指出了以笛安为代表的一众青年作家“类型化”创作的“危险与成熟”。笛安《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

      何平不加闪躲地直言了笛安“貌似征用差不多的人物、场景、结构在讲差不多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往往又指向差不多的主题”,“对世界简且直的理解直接影响到笛安小说观。”他分析了笛安类型化创作的可能成因,也试图体会、理解和还原她的创作意识和风格。笛安的创作主题,无论是都市青年的生活状态,还是老年痴呆症患者、独生子女、城市底层人物的命运,或是现代城市家族的复杂性,都与城市密切相关。笛安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城市是龙城。在她笔下,龙城是一个贫乏的北方城市,它充斥着钢铁、工厂的冰冷气息,它的空气永远污浊,冬季永远荒凉,春季永远漫天黄沙。于是,何平在笛安的类型化书写中挖掘到了异质价值——乡愁。紧接着,何平又有了新一层遗憾:“龙城”在笛安的小说中仅仅作为了一种布景和情调,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而“乡愁”仅仅作为布景和情调太靡费了,它在笛安的小说中应该像其他的词一样生长得更为饱满,成为主题, 成为结构。乡愁记忆进入精神性表达体系,成为有力量的元素,既可面对作家自己的心灵,又可抵达读者的心灵共鸣点。何平在挑剔中又肯定了选择,遗憾中又寄予了期望。更多的时候,面对作家作品,何平还是选择谨慎地观察,吝啬对他们评论,苛严审视着他们的写作,等待着他们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以寄信心。

      作家同质化创作还有一层重要内因——创作者视野的窄化,画地为牢,使文字逐渐成为空洞的无趣的堆砌物。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在通感手法中早已结为一体,文本尚且如此,更何况创作者。感受了解读书、写作、绘画、音乐、舞蹈等多种文化艺术行为,也是对创作者综合素质的要求。一个文艺创作者的脑袋里应该是存在多种声音、多重身份的,这样的文学创作者才是复杂的、丰富的、多声部的、多面立体的,同质化与类型化创作的几率便大大降低。如此一来,作为文学批评家,何平不但对作家作品的表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文坛发展方向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正如福柯坚持的:要成为“直言者”,“主体必须在说真话的时候——说的是自己的观点、想法、信仰,冒有一定风险,涉及他和他所进言的对象之间关系的风险。要成其为‘直言’,就必须在说真话时展开、创立、直面风险。”2020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

      面对当代文坛的同质化和类型化的创作现象,何平选择拒绝做“花剌子模信使”,但是通过观察与发现,以及独立严谨的思考,他对类型化也有甄别。近似的创作风貌,体现出内在的风格继承,这本身是尊重文学创作传统的,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在作品文本中还充满了对想象力的扩张,对各个领域内的变革抱有好奇心,对传统的延伸保持思考,那么这样的文本就有被关注的价值。这种“跨出一步足矣”的态度,对于文坛同质化创作倾向来说,是有益的。对这些新近衍生的新锐的问题,何平在文学批评方式上也突破了一般学院派的传统风格和模式。对于文学批评家的职责与使命,何平有独特的理解认知: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念,不以滋生文学泡沫为工作目的,而是强调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

      何平从“把玩”到“追问”,靠着“怀疑”和“挑剔”一直追到了历史。“如何建立我们时代的历史感,这必然牵涉到现实感的问题,而现实感则来自于对于现实本身的真切把握。由现实生发出来的各类书写,无论是19世纪确立的现实主义典范,还是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弥散,乃至后现代主义各类歧异纷出的表现,都是基于对变化了的现实的反应。”通过何平这位文学策展人对文学批评“到场到岗”的自我要求,以及不断追求突破和新质的批评精神,我真切地看到了他身后一面并不遥远的历史性旗帜——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思潮。何平在2015年为《小说评论》做了一年的专栏,其中包括先锋文学的历史性存在、先锋小说的内在特征、先锋文学的命运走向、对先锋文学不自信原因的反思、作家对世界的想象等。从何平对先锋文学本身的质与核的辨析探讨,可见何平对先锋文学的敬意,以及文学发展的历史意识。结合《小说评论》这一年的专栏文章与“花城关注”的策展,就不难理解他对文学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崇拜以及对未来感的期待。

      前文我提到了“未来感”一词,“未来感”是超越时代意念和思维惯性的基本美学特征,必然也是基于历史意识与人类学构建而来的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的审美特征。与“未来感”照应的自然是历史意识。

      当代文坛更迭的速度疾快,文学评论者转头眨眼间怕是就会漏掉不知多少作家作品,这迫使大多数文学批评者目不转睛地驻守文坛前线,做一个紧张的新闻播报者,即时性为上——沉淀、回顾、钩沉,太奢侈了!然而何平或许在时间上奢侈惯了,他追随他的导师、著名学者朱晓进先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研究,对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现代文学的乡土叙事等都颇有建树,这为他由学者转身做文学批评提供了深厚的学养支撑和沉淀钩沉的前提条件。他对张炜、阿来、迟子建、阎连科、麦家、苏童、范小青、莫言、贾平凹等当代经典作家进行过系统研究,均逃不脱历史本位的立场。这就不难理解,跳脱“花城收获”栏目,何平的文学批评除了发现与创新,还有在深邃的文学长廊中铲挖可靠的历史记忆和连续性的问题探讨。在这一类文学批评中,何平始终没有远离对文学史的抓握,而使作家的创作能够尽量准确地回归到构思的原场域,还原创作者的创作经验出处,并且在经典化之后总结文学史某一文学症候的动因和症状。

      何平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他提出:“中国文学还乡的基本主题本质上是‘伦理本位’的。从我们对上世纪世界性还乡母题的基本主题描述,能够看到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对于传统还乡母题的改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中所蕴涵的选择性危机是每一个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后现代化民族或国家所必然遭逢的。“因此,可以说,“还乡”母题既代表民族的集体意识与民族精神,具有民族性;同时,又蕴含整个人类的社会或心理特征,具有世界性和超越性。何平《关于县城和文学的十二个片段》

      追踪何平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还乡”一词始终在场。何平为范小青做文学创作年谱,对作家的“来处”和“归途”梳理得条理性非常明晰。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批评者关注作家对乡土的理解,并且以此为切口,深挖作家的创作内核。何平关注“小镇叙事”,同是因为自己也来自小镇,“乡愁”在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何平对阿来《云中记》的评论文章,仍然紧密围绕中国乡村主题,这是他持续深入文学现场的路径;另外,他作为一个生活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非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极为关注(除了阿来,还有万玛才旦、次仁罗布、阿拉提.阿斯木等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何从各自民族经验出发,如何以他们的文学细语汇入整个中国当下文学的众声。少数民族审美民族性的研究,就是力图站在民族的历史文化预警和民族价值、情感、体验的立场上,以“大乡土的立场”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价值。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审美经验、不同的文学传统,会形成一个丰富的文学共同体,那也是“还乡”的一种方式。还乡母题就是这样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而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立足于研究者和评论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阐发还乡及“还乡”的衍生问题更是现实表达的软着陆。

      读毕了何平教授的各类访谈与批评文章,恰翻及凯文·凯利的《失控》一书,书中有句话闪着光芒:“人类最后的特点和优势是价值观。”——再同意不过了。何平曾在评论贝拉《伤感的卡萨布兰卡》时拟题“找到故乡就是胜利”,我倒认为,通观何平的文学评论,若拟“找到故乡才是胜利”或许更为贴切。何平对文学的鉴赏判断和文学批评都基于价值观的确立与输出,很显然的,他迷恋乡土文化,既有个人生活经历因素,又有科研领域的渗透,还有时代文学经验的观照——三合一的影响力促使他从文学母题衍生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和当代发展。最新一期《花城》杂志即将上市

      在这个现实的、发展中的当代文坛中,单刀直入地贬批同质化或类型化创作现象并不智慧,因为今天文坛的庞杂程度早已超过了受众和研究批评者的一般化想象。如果批评家足够理智的话,第一反应不会是痛心疾首,而是回归文学史,在历史发展中找寻病因才是给“肿胀”消炎的正途。至于信使,当然可以做,但是若还没准备好说什么、怎么说,还是先别去找国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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