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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学者谈|陈丹丹:文史哲江湖的内功与招式

    发布日期:2020-11-06 09:12 文学论文

      2020年10月29日,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历史、地理与政治系副教授、哈佛大学博士陈丹丹应邀参加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该院韩晗副教授策划的“新学期公开课·人文社科研究前沿方法”第9讲,做了一场题为“文史哲的九曲连环——人文学科跨领域研究漫谈”的演讲,本文为演讲稿,经由主讲人审定。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为一个著作远非等身的“青椒”,当然不敢说介绍什么成功经验或得道秘籍,所以只敢说是分享一下学术路上的种种得失体会:有什么歧路可以绕过,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怎样更有产出,怎样更有行动力——可能这也是我自己做得并不够好的地方,所以时时在自我反省,期待可以越来越好。所以有些经验上,我也可能也会拿自己作为反面例子,如果重新来过,可能我自己也可以做得更好。谈到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与层次,我自己也并没有达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并且不仅是向往,还需要今后持久的努力与实践。

      既然讲到文史哲的九曲连环、跨界研究,就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经历。本科我是保送南京师范大学的,当时心中感觉是非中文系不上,所以完全不会想到后来考到北大中文系读研之后,对思想史产生兴趣,到哈佛东亚系读博士之后,又打开了中国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两扇门,到现在竟然在历史、政治与地理系工作,教的是世界史与亚洲史,在研究上仍是文学与思想史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多年来在写论文之余挣扎着创作着,拖延着投稿,也在《青年文学》上发了小说创作,今后还会在创作上有更多尝试。所以感觉第一个心得就是:不设限。

      当初被问到为什么要考北大,总是给一个文艺青年的回答——要去听张楚唱歌,现在还非常爱看《乐队的夏天》。今年重塑乐队的刘敏在被问到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的时候说,她不会对以前的自己说什么,因为现在的自己是她的唯一可能性,而她希望更年轻时的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当时听到,瞬间泪目,后来就发帖说,女性就应该有无限可能性!后来有朋友留言说,无限的可能性只会在想象中,但我就觉得,首先要给自己鼓个劲吧,其次可能性都是自己行动而来的,多行动一点,就多一点可能性。身为一个白羊座,感觉就是要有“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抱负。我们其实生活在层层束缚之中,要为稻粱谋,有各种日常杂务,还要做很多可能自己不爱做的事,所以一定尽可能开拓自己的可能性(包括学术研究上的可能性),尤其是女性,用我也非常喜欢的后海大鲨鱼的一首歌来说,就是:“心要野”。心要野,不设限,要敢于去实践。

      这里说的“不设限”,就是要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要时刻准备好吸收新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好像年纪稍长些,反而更容易打开自己。比如读本科的时候,就会特别直接:我只喜欢文学,其他我都不要。但现在反而会更有意识地去接触不同的事物,了解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一扇你没有想过的新的窗,你推开窗户,就是广阔星空。这个“不设限”,还可以适用于如何看待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向上。我感觉每个学科的人,可能都对自己的学科或研究方向有偏爱,比如“大思想主义”或“大资料主义”,但如果打破心中的某种既有的认识,就可以吸收更多领域的闪光点。读本科或研究生的时候可能都会比较狂傲,会眼高于顶。一方面,这个“眼高”是一定要的——要有所为,眼光眼界焉能不高?另一方面,随着年龄与见识的增长,可能就会有一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螺旋上升。按我北大导师陈平原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批评谁都会,要多看看别人的长处。

      当然,陈老师虽然这么说,其实他自己眼光非常高。在北大读研时,最喜欢听陈老师给师兄师姐的开题会,陈老师纵横评论,我们旁听的都可以学到很多。那时候牢牢记住他的一句形容:“古来征战几人回”。学术研究要能够做到一流,其实是非常难的,但人又必须要有这个心气。所以我刚读博的时候就跟朋友说:“做第一流的学问,和做第九流的学问,花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不做第一流的呢?”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是气盛。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所以必须要追求的就是第一流,是上品。

      学术要有理想的层面,也会有实践的层面。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这两句话说多少次都不为多,这种高蹈的层面一定要有,然后才能慢慢地向这个遥远的目标努力靠近。这是最理想最纯粹、可能很少人能真正实现的层次。也是在十多年前,还在读博士的时候,曾经在“当代文化研究网”上写过一篇小文,向金庸先生强调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致敬,说的是“学之大者,为国为民”。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年轻气盛。这里说的“学之大者,为国为民”自然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很难达到,但心中如果始终有这种信念,可能学术研究就会真的具有意义。十多年前,也是聚在那个网站的一些朋友在关注底层;现在也有朋友关注打工文学、民工子弟学校,底层叙事等等,与此相关的学术工作也具有了现实意义。

      那实践的层面呢?李连江教授有非常好的指导书《在学术界谋生存》《不发表,即出局》。所以,一方面一定要有更大的抱负,一方面在达不到理想状态的时候,还是要在学术界这个江湖世界求生存。用一个优秀青年学者的话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卯足劲,发顶刊。因为现在文学界史学界的学术期刊,大概率来说,已经越来越公正,大部分都是匿名评审,唯质量说话。所以,一方面,国内高校对A刊C刊发表数量上的要求是比较刻板与非人性化,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某种生产性。对于相当多的A刊C刊来说,质和量已经有了比较合拍的统一。这样,好的论文,是一定可以冒尖的。这样,哪怕学术研究还没有实现关注某个大问题,至少在一个领域中足以做到自洽与独特,也可以求得生存。学术生产者哪怕没有太大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如果能有行动力与自控力,能够做到“出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英文中有一句俗语是:完成了的书稿就是最好的书稿;那么发表了的书稿也是最好的书稿(当然前提是在基本的学术水准之上),尤其对很多极有才华但却缺乏自制力的学者来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明白,绝不能让自己受限,只满足于申请了多少项目,发表了多少顶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追求学术的无限的可能性,而不能被项目与发表限制了。

      “人在世界上走一遭,除了养家糊口、蝇营狗苟、键盘批判,还有更崇高的事情要做。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学术和思想属于那些更崇高的事情,但在今天,恐怕已经属于养家糊口、蝇营狗苟了。我很能理解现在青年学者的处境。要混江湖,你们就按江湖规矩来吧。……我对现在的青年学子在哲学上基本没什么期待。最低要求,不要按娱乐界或者足球运动员的方式规划自己,不要把在所谓国际学术舞台上露脸、在欧洲足球俱乐部坐替补席当作什么荣耀。这毫无出息,不如去做生意。”

      当然这里说的也是非常理想化的要求了。现实之中,每个人都难免要糊口,按照现在学界的游戏法则,要发核心刊物,要拿国家项目,去国际会议上开会也是好事,但这些当然绝非学术的终极目标。所以,当然要按照江湖规矩生存下去,不能劣币驱逐良币,但千万不能仅仅为了江湖规矩而活着。学术作为饭碗之上,理想的状态还应有更崇高的追求,虽然这个很难。

      如果抱着第一流的志向,那么一个学者必须要修炼内功,姑且称之为九阳神功,这是需要每日练功的。练功的方式,包括研读经典:经典的原著,经典的学术著作,这些可以拓展心智;练功的方式还包括理论层面的练功,锻炼思辨力。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

      “以学术为志业”一定要与经典,与“伟大的书籍”联系在一起。在2008年,通识教育的讨论非常热闹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 “先立乎其大”!——“通识教育”应有“大抱负”》,也是刊登在当代文化研究网这个网站上。当时也是博士还没有毕业,但年轻气盛,就会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在哈佛读博士有三位导师,一位是杜维明先生,一位是普鸣教授,一位是哈佛政府系的西方政治哲学大家——曼斯菲尔德教授。虽然国内说起“通识教育”讨论,往往就拿哈佛大学做榜样,比如本科课程中的“核心课程”(core program)与“新生研讨班”(freshman seminar),但其实曼斯菲尔德教授对哈佛的教育有很深的批评。在2006年秋天一个关于教育的演讲中,曼斯菲尔德教授一开场,就提出“我们听说过的”的经典教育场所:容纳“伟大书籍”(great books)的地方,然后他不客气地说:很不幸,这样的地方,并不在哈佛。

      这篇演讲后来整理成文,并题名为《民主与伟大——美国人所需要的教育》(“Democracy and Greatness:The Education Americans Need”)。在抨击了哈佛的退步之后,曼斯菲尔德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的教育,时常听到的是对“优秀”(excellence)的需求,却很少听到对“伟大”(greatness)的追求。接下去曼斯菲尔德教授就对“伟大”与“优秀”做了一个区分。“优秀”可以体现在“小”的事务上;而“伟大”,则注定与“人类之高贵”(human dignity)相关。

      当时我大胆对曼斯菲尔德教授的区分稍加了发挥。成为某项技术高手,成为某个专门家,都可称为优秀;但“Greatness”,若仅翻译成“伟大”,似乎都不能尽其意,我想,它所指向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的“大”,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总体格局”上的优秀,人格、涵养、心灵的优秀。要造就这样“先立乎其大”的人:有思想力、创造力的人,就必要有一种教育,它在“大”的层面,让一代代人与不同文明伟大的书籍相遇。所以通识教育塑造人的基本,但这个基本不能退让到“职业教育”的层面,而应该内含一种“向上”的维度,理解什么是“好”的生活,具有理想性的、正常、正直的 “人”的生活,同时也实践这种好的生活。其实政治哲学所说的,就是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怎样达到好的生活。而要锻炼学问的内功,就一定要和最伟大的书籍碰撞、较劲,甚至力图超越。

      可能大家都熟悉金庸先生所写的独孤九剑,以无招胜有招。武侠小说里的招式,在学术世界,就是所谓方法。最开始,招式一定要有板有眼,但真正的高手,其实是“以无招胜有招”。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学界已经开创或引入了许多研究范式与方法:比如文学研究以报刊为中心,城市研究、文化研究、医学史、边疆史、数字人文,等等。我的一个想法就是,研究思路与方法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说现在流行研究什么,这个方法就是先进的,现在不流行研究什么,这个方法就是过时的;每一种方法每一种思路都有高手,而绝顶高手可以做到“以无招胜有招”,把各个方法都融会贯通,或者并无方法。

      所以我当初是抱着创作的心态进入中文系,想创作的人,如果要被迫写论文,自然是很痛苦的。于是最后其实是逃向了思想史——因为感觉研究思想,还比较有原创性。最初是从心态史切入思想史,这个其实也需要有天赋,需要有独特的体贴与体会;我的硕士论文是心态史的研究,但写完之后我就会有一种自我反思,在反思心态史还可以怎么突破。我觉得其实不断的自我反思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就不会让自己陷于某一种研究而固步自封。之后我又采取文学、文化史与心态史结合的途径去进入明末清初的思想世界,而今年夏天接触了一些哲学系的研究又有豁然开朗之感,其实从思想史、心态史出发,还可以再进一步探入哲学史的领域。所以思想史的进路与哲学的进路就可以有一种结合。而时过境迁,有不断的学习和吸收,我也不再排斥文学评论或对文学作品创作论之外的研究,比如近年来有一些朋友提倡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而不仅从文学的世界可以探入政治与经济,从思想的世界也可以。所以,这么多年,我好像是在文学与思想史之间游走,而现在又对哲学的进路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不管是文学的文本和思想的文本,我比较喜欢的还是传统的方式,就是从细读文本出发,所以我想称之为“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而跨领域之间游走的理想状态,不就是凌波微步?

      接下去就是对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自我反思。也是十来年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也是年轻气盛,是思考方法论与范式的轮替问题。我当时是这么写:

      一般而言,“方法论转型”的轨迹是这样:首倡者身体力行,立下典范;其次,更多的实践者加入,推至学界热潮;再次,成为学界主流,并将此前的学界主流边缘化。但就任何一种“方法论”而言,有第一流的高手,也有第九流的“依葫芦画瓢者”。于是,当任何一种研究路径,被学界大部分人信手拈来,蜂拥而上,也许就到了该当反思的时刻。

      学术史上,当某种研究被推至极端,或时代发生巨变时,学者每每不得不另辟蹊径。此种方向上的改变,当然可能是“心怀别抱”,如清初学者之“舆地学”亦相关“天下大计”。但无可否认的是,曲径太多太杂,每每会被推至另一极端。细节流连过多,原本的大抱负,可能反而被忘却或无暇顾及。而倘若将此视为理所应当的、更具潮流的、更时髦不落伍的学术范式或方法论的转型,那更会有舍本逐末的危险。

      以思想史与文化史为例。之前有一个思想史向文化史的转向问题,那可以说思想史就是落后陈旧的,文化史就是时髦新颖的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思想史有思想史的路径,文化史有文化史的路径,二者可以互相补充,而并无高低之分。

      就“思想史”的范围而言,由大家拓展到普通民众,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自然是绝大之发展,但并不意味我们应该放弃对大家的研究。就关注对象而言,移目于日常生活、交游、 消费、媒介,自然也是绝对重要,但并非这些对象本身就成了研究的终极。

      于是又回到之前所说的“学术之大”的问题。借用梁启超先生的话,就是“于学之外,更有事焉” 。学术研究理当超越技术,向更广大处求索。所以这可以是我自己设想中的一个理想的状态:从事学术之人,不仅真正地成为“学术主体”,还可以成为新儒家理想中的“知性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因为在古典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关乎共同体的生活。

      说完理想中的学术志向,可以说一下理想中的学术写作。可能有不少学人觉得学术论文清晰即可,当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谓文笔,可能终是皮毛。还是读研的时候,我总是自嘲说自己写论文如作诗,有时候论证不够铿锵,可能就会写得花团锦簇,反而是到国外写英文之后,更多了一些论文体的写法。说起来其实这也是一种八股文,比如现在国外大学的写作中心也会这样指导:第一段总论,每一段的第一句是主题句,每一段的最后一句来个过渡句,可以升华一下,再过渡到下一段。每个引文,来些分析之类的。当然,这样的写法可以保证论文的基本结构,但在此之上,其实还可以有所追求。之前在哈佛英文系上霍米·巴巴教授的课,每一次都是享受,因为他上课说的句子都跟作诗似的。当时我又读许多法国哲学,德勒兹,梅洛·庞蒂,所以写霍米·巴巴教授课的论文,倒也像作诗一样。后来就跟朋友开玩笑说,论文要写得像诗,就看法国哲学吧。

      不过撇却浮在表面的单薄的文笔,其实中文学术文章自有传统、文脉与文气在,我自己还是希望自己以后的中文文章与书可以有漂亮的文字。写好看的中文当然要从不同的前辈那里汲取营养,比如我写本科论文,其实是看着陈平原老师的三卷本论著集,写不下去就看一看他的推衍方式;写硕士论文常看赵园老师写明清士大夫的书,读博士时也天天看钱穆先生的书。我觉得中文学术著作应该可以脱离纯粹的西式论文体、八股体,继承之前的文脉与文气。

      比如,要珍惜可以单纯读书的时光(诸如在研究生院的那几年)。读书要以“全集”为单位读,但也可以找寻某种“输出”的方式来深化理解(可以写成文章,或像有一些青年学人已经开始的网上开设课程)。尽可能地多读多看,但也可以与“以目标/结果为导向”相结合。如果要尽可能拓展具有创造力的部分,那就要尽量减少生活中鸡毛蒜皮的成分——我常常是引用亦舒喜欢用的一个词语——鸡毛蒜皮的事,一定要“手挥目送”,越快完成越好——当然做起来很难,不过有一个说法是必须接受并克服工作中“必要枯燥”的那部分:诸如加注释这样相对枯燥的工作,一定要第一次写下时就写得完全,尽可能完美,因为这样其实是最省时间的。

      我们读大学时,还没有像现在有很多关于时间管理、精力管理、get it done工作模式的介绍,所以现在这些高效利用时间的方法其实很有帮助,比如“番茄工作法”,比如MIT(Most Important Task)——做最重要的任务;比如大石头法,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大石头),然后做琐事就可以像撒细沙一样,利用时间的缝隙沿着大石头撒下去。这些方法结合起来都很好。因为人的精力与时间有限,所以尽量缩短日常中不那么营养的部分,尽量扩展可以滋养自己心智的部分,这样就可以脑聪目明,有更多“创造性的时间”努力拓展自己不同的可能性,说到这儿就想起我前段时间做时间管理,就列出了不同属性的时间:创造性时间,消耗性时间,等等,所以要尽量减少“消耗性时间”,保护自己的“创造性时间”。很多学者都会提到早起,给自己宝贵的创作的时间。还有一些具体的小方法就是任务细分;每天写500字,每天写半小时,或“一天一页,一年毕业”之类的。

      当然,这些所有现在热门的时间管理法、做事法,如果没有第一流的追求,如果没有创造力,在学术这个领域,其实说到底也是虚幻。当然世俗的层面上,做到有行动力是好的,生产很多论文出很多书是有用的,可能许多极其有才的人缺的就是行动力和自控力,但如果没有大抱负与高水准,可能只是生产出许多可有可无的论文,哪怕这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说到底,这样的学术已经不是志业,而只是谋生的工具。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的刘思达教授曾经提到自己读博时喜欢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国内翻译为“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被其中的“巨大力量与美感深深震撼”。我深以为然。在教通识课程《世界史》时,我就是以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四部曲”为框架,来切入不同主题。沈渭滨教授在《士与大变动时代》一书中曾批评“研究课题过于细化碎化”,“学术研究已与现实社会需要断裂”,期望有“通识”之作。的确,如何以创作或者学术研究把握大的时代脉络,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做出一个一个扎实的具体课题时,同时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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