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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江小涓:个人经验和权威理论相悖时该信谁?

    发布日期:2020-11-14 23:47 经济学论文

      江小涓,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1989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2004-2011年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2011-2018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8年3月起任现职。长期研究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和公共政策问题,研究成果多次获奖,包括三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发展能否扭转这一趋势?在5g等新技术加持下,数字消费将会出现百亿级、千亿级的新空间。全球数字化分工将进一步密织全球分工网络,并推动全球创新网络升级发展,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有哪些机遇?数字时代如何治理?政府治理和公共利益面临哪些挑战?数字经济将如何解构传统经济,又将链接哪些新生事物?

      1957年,江小涓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一个书香门第,江小涓对父亲在家中的印象,便是“坐在桌子边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烟”。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年少的江小涓也成了一个“嗜书如命”的人。

      1969年—1972年,时值,江小涓跟随被下放的父母一同来到农村。年幼的她和父母一同下地挣工分,在集体农田里,她看到乡亲们嘻嘻哈哈懒散地工作,回到家后却卖命干活。农村生活让她对集体经济有了十分直观、深刻的了解,对她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颇深。

      1972年,15岁的江小涓在西安卫生学院学习两年,之后成为一名护士。她偏爱没人愿上的夜班,因为夜班工作量少、有很多时间看书。做护士期间,她以最贴近的视角,观察了社会百态,有家中儿女都得了肺结核却只医治儿子的贫穷,也有因为100元手术费而放弃治疗乳腺癌的无奈……在医院五年的经历,为她日后观察社会打开了一扇窗。

      1977年恢复高考,江小涓毫不犹豫报了名:“因为我太想读书了。”因忙于参加巡回医疗队,没有时间准备,第一次高考落榜,几个月后第二次高考才考上,从此“弃医从文”。

      1978年,江小涓进入西安基础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分校企业管理专业就读本科。然而,她对教学内容并不满意,老师说集体劳动更能带给农民热情,但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事实恰恰相反,她开始不断思考。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她悟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行为,“如果某个理论的前提明显违背了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普遍行为,我们就有理由持怀疑态度。”这种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带给她独特视角。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江小涓在陕西财经学院留校任教。一个问题困惑着她:为什么当时国内的学术研究要从不符合实际的假设出发,用演绎推导出理论判断?她希望能从现实出发归纳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效解释现实并预期未来。1984年,硕士毕业照

      1985年,江小涓花了大半年时间写成论文《归纳性研究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塑》,这是她按照自己对“真正”经济学的理解,自主选题和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初生牛犊不畏虎,她将论文投给了当时国内经济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经济研究》,文章顺利发表,她开始认同自己的研究能力,立志走学术道路。

      1986年,江小涓与同是研究经济学的丈夫刘世锦双双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其间去新西兰留学2年,接触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最前沿的知识,开始真正对经济学“有感觉”,“到国外以后,才知道原来的眼界比较窄,原来学到的东西只是太多的研究流派或者理论体系中的一个,角度越多,工具箱越丰富,处理各种问题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具,这时候就觉得这个理论还是挺有意思的。”

      1989年6月,江小涓获得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5年里,先后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

      工业经济研究所享有重要学术地位,江小涓担任过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当年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她被分配的办公桌恰好是用过的桌子,其中一个抽屉里还有一捆他的手稿《论企业管理》。彼时已担任上海市长,江小涓托人请示他如何处理这些手稿,得到的回复是“不用留了”,于是她就当废纸处理了,日后非常后悔。1998年她去向时任总理的汇报工作,提及此事,打趣道:“你就是江小涓啊,接了我的位子,坐了我的桌子,还卖了我的稿子。”这件事一时在社科院传为趣谈。

      任职社科院时,江小涓聚焦于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前沿问题,以行业案例研究和实证方法为主,时常奔走于各地的企业间,仅在工业经济研究所的7年多里,就调研了20多个行业,数百家企业,几十个经济区。

      实证研究的独特优势,不仅在于记录社会历史真实过程、提供可靠的资料,更在于其从现实出发归纳规律性的科学方法论,具有对现实的预测能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中国“价格闯关”引发抢购和高通胀问题后实行治理整顿的时期,工业发展困难,不少人对中国工业未来持悲观看法。而江小涓通过亲自调研,认为应当看好中国工业中长期发展前景,当时的起落只是短期调整。1991年,夫妻合力撰书《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认为中国将创造全球工业发展“奇迹”,成为世界工业大国。这一预测当时引发争议、被认为是盲目乐观,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预测被证明,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工业大国,后来居上。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产业政策成为政府管理产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并划分出“定点企业”和“非定点企业”,乍一听,这一政策好像既有市场又有政府,是计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但江小涓不愿随波逐流,她对纺织、服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烟草、洗涤用品、电信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详细调研,并仔细分析了1981-1996年间中央出台的69项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影响较大的论文《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在国内率先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产业政策,将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行为作为分析对象,而不是想当然地设定为“全局利益”的代表;并指出对产业政策来说,“市场失效”并不总是充分或必要条件,因为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更高。该论文被认为是该领域的开创性代表作,获得199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江小涓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现场

      不论是产业政策,还是中小企业、产业组织和过度竞争等有关产业结构的问题,江小涓都主张“让市场来定”,“中国改革开放40年很大的线索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说到底就是政府和市场各自边界不断调整,原来政府管的不要管了,让市场来做。改革过程调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和公民的关系,这是改革的本质。”2012年,江小涓与马建堂先生、自己的博士导师周叔莲先生因“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领域的重要贡献”,一同获得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该奖项由200名经济学家无记名投票产生,奖励改革开放以来在某个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并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彼时已在政府工作的江小涓对自己多年后仍能以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而获奖颇感欣喜,“不在江湖了,江湖还记得你,多开心啊!”

      199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后,江小涓又将目光投向利用外资、“入世”问题和服务经济三个重点。

      90年代末有观点认为外资大量进入抑制了中国企业发展,给中国带来的都是落后技术,但江小涓通过大量行业调查和企业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虽然短期内给国内企业带来压力,但竞争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中国企业升级换代。研究外资问题比较敏感,容易激起民族情绪,被扣帽子,江小涓常常在会议上遭遇激烈批评,扎实的企业案例研究成为她说服“找碴”者的利器。

      当时,中国入世(WTO)问题也是学界一大焦点。许多学者认为入世后大降关税国内企业肯定垮掉,“我是绝对的少数派,我认为加入WTO不会冲垮中国的产业,这还是基于我对产业的理解,我看的企业太多了,我对我们自己企业的生命力、竞争性、发展的愿望有非常刻骨铭心的体会。我觉得我们企业在经历‘入世’的短期困难之后一定会很快发展,等于把中国经济通过‘入世’带到新台阶上开始发展。”她认为喊“狼来了”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当时对进口已经有太多的减免,外资企业关税降了很多,比如国内企业整车厂进口的零部件关税减掉,开发区、特区的企业关税减掉等等,我当时算了一个账,中国企业完额交关税的只有1/4—1/3,大部分外资企业早已经是各种减免之后的低关税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和它们竞争都能生存,‘入世’后怎么就不能生存呢?”作为商务部专家组的核心成员,通过参与“入世”相关工作,江小涓深有体会:“那些推动我们向前走的力量,往往是对我们至关重要却又是我们不能左右的力量”。

      90年代的中国大陆,作为新兴产业的服务业尚未得到学界普遍重视,而江小涓则调整研究重心,使财贸经济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重点研究服务业的机构,预见了服务业在中国未来的重要性,再一次成功预测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江小涓在发表演讲

      2004年,江小涓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领导同志告诉江小涓,他们看中了她四点:“了解现实问题,能讲不同观点,讲得有道理,提的建议有操作性。”2011年,江小涓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当时国务院九位副秘书长中唯一的女性。

      做学者时,江小涓非常关注政府行为和行为的效果,认为从学者的使命来说“要盯住了”,进入国务院后,她也会“盯着自己”,“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决策或者政策出台之后,我非常关注它的实际效果,这可能也是一个学者的习惯,我会做一些评估,在后期的工作中对前期政策效果的评估一定会在我的心里有权重,哪一类政策其实可以发挥作用,哪一类政策走形变样非常厉害,心里要有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政策出台了很多,然后我们展示政府作用的时候就会说,你看我做了什么,一看是一串文件名,但是出了文件不等于就有实际效果,治理一定还是要体现在三阶段上:第一出了规则,包括文件、法律等都是规则。但是文件是不是让市场主体即监管对象的行为有改变?不一定,中间有可能你说你的,他做他的,行为并没有变。行为变了以后是不是实际的效果会出来?也不一定。所以作为决策者或者决策层里的人,应该要把每个政策的全面看完的。”

      除了自己盯自己,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江小涓还非常关注社会、学者对每一件事情的评价,她表示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一切都要以公众需求和人民利益为根本衡量标准”。2010年,江小涓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出国访问

      即使身居庙堂,江小涓仍未放弃研究工作,“我专心看书时食欲更好,晚上写点东西休息更好”。

      进入二十一世纪,技术发展带来社会巨大变革。江小涓又开始“赶时髦”,利用工作之余研究数字经济。

      2012年,服务业在中国GDP占比首超制造业,标志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当服务业占主体后,经济将长期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中国会遵循这个“规律”吗?她认为随着数字时代来临,服务业将改变传统经济社会低效率的情况,特别是体育、文化等服务业,将借助网络极大扩大规模效应,创造比制造业更大的价值。传统经济理论的宽度和广度均已经无法解释如今网络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认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

      数字时代的治理,也是江小涓不断思考的。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涌入公共服务领域,可以提供比政府更廉价的社会服务,那么这是否会改变传统的政府性质和政企关系?江小涓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指出数据企业的深度互动能更方便地获取海量数据,而私人数据安全和网络秩序维护也需要政府的介入。总之,数字时代,“庙堂”与“江湖”的某些边界正发生着移动或融合,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

      “近几年我关注人工智能等科技进展,就和学生开玩笑说,将来无需思考的工作统统没有了,拥有思辨分析和创新能力才有前途。”虽是玩笑,却也体现着江小涓与时俱进的开放精神。

      2018年从国务院卸任后,江小涓应清华大学之邀,来到公共管理学院担任院长。她表示离开一线政务工作后,最愿意的还是重返学术界。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刚刚过完20岁生日,江小涓表示下一个十年的愿景是带领公管学院走向国际学术界主流,“我们的愿望是培养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匹配和全球治理挑战应对相匹配的公管人才”。江小涓在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聘任仪式

      经历了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经济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无不处于和中国同命运的波澜壮阔之中,回顾数十载光阴,江小涓觉得不负初心:“每一步既顺其自然又很开心地接受,然后把它做好,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我还是挺开心的,跟着中国走到了快退休的年龄,比我在年轻时候想象的生涯好像还更好一点。我只是想着我们要研究很多问题,要得出很多结论,要享受研究的快乐、享受自己贡献智慧的快乐,现在想一想作出的东西还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有一定的学界影响力。我觉得人生比我想象的丰富。”江小涓在清华大学

      原标题:《经济学家江小涓:扎根中国实践,涓滴不辍终为江海(内附讲座预告、领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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