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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云舒:胡适英文文献的挖掘与整理

    发布日期:2020-12-22 16:15 政治论文

      近日,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席云舒的《胡适考论》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多篇胡适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大多建立在他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200多篇胡适英文佚文和两万多种海外英文报刊对胡适的报道上。本文摘自《胡适考论》,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洁与席云舒的访谈部分,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陈洁:去年(2016年)12月您的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获得了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大陆学者首次获得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奖项,但在胡适研究领域,您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人。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中央研究院”的奖不是随便发的,这至少说明了海峡两岸胡适研究专家对您的认可。能否请您谈谈这次获奖的情况?

      席云舒:我感到很惭愧!获得这个奖项,一是纯属侥幸,二是评委专家对我的错爱。2016年1月下旬,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和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网站上同时登出了“胡适奖学金论文征集启事”,征集2011-2016年国内各高校有关胡适研究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起初我并不知道,直到3月份我的导师李玲教授把这个信息转给我,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一直想抽时间再把博士论文好好修改一下,从2013年5月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都在忙于胡适英文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始终没能抽出时间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因此我并没有打算参加这次征文评奖。况且我觉得征文评奖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我已经在高校和出版界工作了十几年,跟年轻人去争这个奖项,如果不能获奖,那只能说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即使能获奖,也不能说我比年轻人高明,当他们到了我这个年龄,学问肯定会做得比我好。

      这次征文的截止时间是2016年5月31日,我并没有寄去我的博士论文。然而到了6月22日,我忽然收到评奖专家委员会联系人何卓恩教授的邮件,说让我把博士论文寄过去参加评奖。我事后了解到,当时正在英国做访问研究的欧阳哲生教授看到了参评论文名单,欧阳教授是胡适研究会会长,也是这次评奖的评委之一,他看到参评论文名单里面没有我,就告诉何卓恩教授说里面缺了一篇重要论文,于是何教授就来信让我把论文补寄过去。论文寄过去之后,经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许小青教授、何卓恩教授等知名学者组成的初评专家委员会评审,欧阳哲生教授人在英国,也出具了书面评审意见,后来又经过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教授等专家复评、终评,最后把我的博士论文评为一等奖。其实获二等奖的林建刚博士和张书克博士的论文也都非常好,他们比我更年轻、更有学术潜力。

      关于我的博士论文内容,2016年12月20日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的演讲里面已经做了扼要介绍,这篇演讲被2017年1月4日《中华读书报》摘登了一个整版,不到7000字,演讲全文大约11000字,这次《关东学刊》要把这篇演讲全文,连同去年12月17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一起刊登出来,我很感谢!我刚才说过,我还想对博士论文做进一步修改,因此我并不认为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尽善尽美。这几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其实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副产品,就是对胡适英文散佚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2011年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后,就开始搜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几年下来,我先后从世界各地搜集到150余篇胡适生前发表过的英文佚文,以及70余篇未刊英文手稿。这里面不包括他的中文英译文章。我已经提供了十余篇给《胡适研究通讯》刊登出来,这些英文佚文绝大部分都是学界所不知道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在“获奖感言”里曾说过,较之获奖的博士论文,我更愿意把这个奖项看作是各位专家评委对我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文献的鼓励。

      陈洁:您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文献,虽然还没有出版,但已在海内外胡适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教授对您的这项工作评价非常高,“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教授也说您是“胡适英文文献发掘与整理工作的第一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去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的?

      席云舒:潘光哲教授的评价太高,我担当不起。要说“胡适英文文献发掘与整理工作的第一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周质平先生,我只是在周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

      要说我怎么想到去搜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的,这要感谢欧阳哲生教授。我的博士论文本来打算研究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论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的应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缺的不是观念,而是科学的方法,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他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或许能够为我们未来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我把这个想法报告给欧阳哲生教授,欧阳教授认为这样写可能会显得很散,因为胡适的研究领域很多,每个领域他都运用了“实验主义”方法,不太容易从整体上把握。欧阳教授说胡适的英文著作还很少有人研究,他建议我去研究胡适的英文著作。我读了胡适的英文著作、日记,以及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后,发现他在英文文章中讲得比较多的是Chinese Renaissance,例如他生前出版的第二部英文专著,也是他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Haskell Lectures的六次演讲,书名就是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1946年2月,他在康奈尔大学Messenger Lectures的六次演讲,题目则是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的理智再生”),此外还有很多单篇的文章。这些英文论著帮助我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

      然而我继续翻阅他的日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文献,发现他还有不少英文论著没有被《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录,也没有被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收录,于是我就去查找这些文章。这一方面是为我的博士论文准备材料,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在出版界工作过多年的人,也很了解这些英文佚文的出版价值,所以我很想把这些佚文搜集起来整理出版。没想到这个工作一做就是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做完。这些英文散佚文献里,对我的博士论文帮助最大的,是他1956年秋学期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所做的题为Chinese Renaissance from One Thousand A.D.to the Present Day(“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十次演讲,这些演讲稿都是手稿,我请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的郭钦博士整理并翻译出来,我又做了详细的校订和注释。后来我在李玲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的写作,原先打算做的胡适的哲学方法论研究则成了博士论文中的一章。

      席云舒:对胡适英文文献的搜集整理,贡献最大的当然是周质平先生,周先生主编的《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是对胡适英文论著的首次集中整理,《胡适英文文存》(三册)共收了147篇文章,《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了66篇文章,当然里面有几篇属于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后来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里面的5卷英文著作,主要就是以周质平先生主编的这两种文集为基础的,又增加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胡适英文资料,总共是239篇文章,里面也有几篇属于重复收录的。这几种文集里面,剔除掉重复的篇目,不重复的应该是259篇文章,其中包括他的两部英文专著。

      之所以会出现重复收录的情况,主要是胡适的一些文章和演讲,有的是在某报刊发表后,又被其他报刊摘要刊登,有的是几家报刊把他的讲稿拿去,分别做了不同的删节处理,也有的是记者现场记录后整理发表的,因此就出现了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有几篇文章《胡适英文文存》里收录了一个版本,《胡适未刊英文遗稿》里又收了另一个版本;《胡适全集》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另一种是他的未刊英文手稿,他做过几次修改,有的甚至是整段推翻了重写,但由于他生前没有发表过,《胡适全集》的整理者不清楚哪一份是最后定稿,所以就全都收录进去。这种重复的情况在我的统计数据里,都只算作一篇文章。我觉得比较好的处理办法是,以其中某个比较完善的版本做底本,把其他版本中不同的内容增补进去,以不同字体把增补的内容区别开来,并做注释说明。

      胡适日记里记载过一些他的英文文章题目,有的还扼要介绍了文章内容,但他很少记载这些文章发表在哪些报刊上。最早整理胡适英文著作目录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和美国人Eugene L.Delafield。袁同礼曾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1949年去了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胡适1942年卸任驻美大使后住在纽约,Delafield是他的邻居。Delafield是一个善本书商,胡适经常请他代购书籍,因此二人非常熟悉,胡适有时也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后来Delafield动了要帮胡适编英文著作的念头,就去搜集胡适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虽然文集最终没有编成,但他却保存了很多胡适的英文文章。1957年,Delafield和袁同礼合编了一份“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周岁论文集》里,这个目录共收录了83篇文章,每篇都记有出处。1962年胡适去世后,Delafield和袁同礼又编了一份“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里,共收录了237篇文章,其中包括26篇胡适中文论著的英译。

      据周质平先生《〈胡适英文文存〉成书经过》一文记载,他当时依据的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的目录,但《胡适英文文存》收录的文章远远超过了这份目录里记载的篇目。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互联网,周先生只能去图书馆一篇一篇查找,工作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1992年,周先生和他的美国学生欧阳珣(Christopher E.Olofson)重新整理了一份“胡适英文著作编年目录”,共收录了233篇文章,篇数与Delafield和袁同礼1962年的目录大致相当。我比较过这两份目录,Delafield和袁同礼的1962年目录中绝大部分篇目,周先生的目录里都有,但周先生目录里有些篇目,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里却没有。当然周先生目录里的这些文章,并没有全部收进《胡适英文文存》,主要还是囿于当时的检索条件,有些文章没能够找到。周质平先生后来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一部分资料来自台北胡适纪念馆,另一部分则是来自Delafield的收藏。正因为有了Delafield、袁同礼和周质平先生前面所做的工作,我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拓展。

      我在搜集胡适英文佚文时,分别参考了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以及周质平先生的目录,但我发现还有一些胡适在日记和文章里提到的英文篇目,不仅《胡适英文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全集》没有收录,这几种目录里也没有收录。譬如1917年以前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可能是因为回国时不方便携带,他都没带回来,这些文章只有他的《留学日记》里有部分记载,其他文献都不曾收录。这种情况还算好,我们毕竟能够知道这些文章的题目,知道有这些篇目存在;最麻烦的是任何文献都没有记载的文章,这就要像大海捞针一样去打捞。胡适有些文章,很可能发表以后连他自己都没见过样刊。胡适是非常注重保存资料的人,凡是他收到样刊样报的文章,他都保存了下来,但有些文章和演讲,尤其是在国外的演讲,他讲完就离开了,很可能他从未收到过样刊。这类文章后人没有见过,也不足为怪。

      陈洁:您刚才提到的Delafield和袁同礼合编的“胡适西文著作目录”里,有些文章没有被《胡适英文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和《胡适全集》收录,这部分文章您都找全了吗?您搜集这些英文佚文有何难度?我尤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任何文献都没有记载的那些文章,您是怎么找到的?

      席云舒:能够找到胡适的这些英文佚文,我要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1927年)五月十四日,先生在美国时对泛太平洋俱乐部讲演的‘Culture Rebirth in China’[《中国文化的再生》],今天在《太平洋杂志》发表。”耿云志先生在《胡适年谱》中也说:“(胡适)在纽约停留期间,曾在泛太平洋俱乐部讲演《中国文化的再生》。”胡颂平和耿云志先生都认为这篇文章是胡适在美国时发表的演讲,显然,他们依据的都是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

      但我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网站上查找,均未找到名为Trans-Pacific的出版物,这让我对此文究竟是不是他在美国的演讲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就推算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1926年7月,胡适去伦敦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在欧洲停留了将近5个月,12月31日离开伦敦去美国。在美国期间,他发表过多次演讲,其中包括他去哥伦比亚大学领取迟到了10年的博士学位时发表的六次演讲《中国哲学的六个时期》等。1927年4月12日,他离开美国,取道日本回国,24日到达日本,在日本逗留了23天,5月17日离开日本回上海。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记载这篇文章是1927年5月14日发表的,而这段时间胡适正好在日本,那么此文会不会是他在日本发表的演讲呢?

      于是我就到日本各大图书馆网站去查找,然而却发现包括东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日本各大学图书馆均未收藏这份刊物。经过反复检索,最后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查到了Trans-Pacific的相关信息。Trans-Pacific是“英文日本广知报社”主办的一份英文国际财经杂志,该刊1919年创刊时为月刊,有汉字刊名《联太平洋》,1925年改为周刊,汉字刊名也改成了《太平洋》,1940年停刊。而泛太平洋俱乐部是1927年前后刚刚在大阪成立的非政府组织。

      我通过朋友与日本国会图书馆联系,请求复印胡适的这篇演讲,却被告知由于年代久远,该杂志保存不善,除了题目能看清楚,正文已经完全看不清了。但我并没有放弃,我想起几年前李欧梵先生曾经告诉我,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赖世和日本研究中心是哈佛最有影响的两个亚洲研究中心,我想,如果此刊在哈佛大学赖世和日本研究中心也不能找到的话,那么胡适这篇演讲的内容也许我们就无法获知了。我委托我的同学、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林晓霞博士去赖世和日本研究中心去查找这份刊物,林晓霞博士终于帮我在哈佛的Widener Library找到了这本杂志。Delafield和袁同礼的这条目录里也有一些错误,这篇文章应该是胡适1927年5月6日的演讲,并非目录记载的5月13日,文章的完整题目是Cultural Rebirth in China Outlined,是由记者记录发表的,但却是胡适有关“中国的文艺复兴”论著和演讲中非常重要的一篇。

      第二个故事。胡适在1922年5月24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将来把我的英文演说论文等集在一块付印,虽不能佳,应该比许多外国作者的瞎说高明一点。已成者,有这几天做的两篇,以及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The Literary Revolution,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后面两篇《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全集》里均有收录,唯独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一文,不仅各种文集里找不到,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周质平先生的目录里也都没有收录。胡适日记里只提到了这个题目,并未交待这是他在何时何处发表的文章。

      后来我请朱闻宇博士翻译胡适有关“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几篇文章,他在翻译1923年的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时,发现胡适在一条注释里提到了这篇文章:“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in a volume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Shanghai.”这个注释很模糊,只说是刊登在上海美国大学联合会的一份出版物里,既没有说明该出版物的名称,也没有交代出版时间。当时上海美国大学联合会编辑的出版物有很多种,既然胡适说是“a volume”,那就应该是一份连续出版物,而不是单行本书籍;既然他在1922年的日记里和1923年的文章里都提到了此文,那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也应该在此前后。

      我通过“BALIS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逐一检索上海美国大学联合会的各种出版物,终于在1923年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in Shanghai)出版的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 Lectures 1921-22这本演讲集里找到了这篇文章,该演讲集只有国家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收藏。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查找这些文章,不仅需要精密的考证,还需要科学的推理。好在我们有互联网,海外有ProQuest数据库、JSTOR数据库、WorldCat图书馆目录检索系统,国内有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给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但仅靠这些数据库还远远不够,这些数据库收录了一部分胡适的英文文章,也有很多文章并没有被收录。他在美国发表的那些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的文章,有的可以通过WorldCat搜索出来,有的则要到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网站上去做拉网式检索,美国大学图书馆期刊目录数字化都很完备,可以把所有署名Hu Shih或Suh Hu(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期用的名字)的文章全都搜出来,像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载有他文章的期刊比较多,先把这些文章找出来,把里面重复的文章剔除掉;然后再到其他大学图书馆去检索,有时能发现一两篇新的文章,更多时候往往查对了数百篇文章,却一无所获。找到载有这些文章的报刊期号,我就请在美国访学的朋友去帮我复印,我的不同专业的师姐余霞博士、娜仁格日勒博士,以及我的同学林晓霞博士、汪昌松博士在美国访学时都帮我复印过不少文章。

      国内的报刊检索方式大致也是如此,但国内的期刊只要能找到文章名、所载刊物名、具体年份和期号、页码,就可以通过BALIS文献传递系统去申请电子扫描文件。美国的图书馆也有类似的文献传递系统,但需要通过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账号登录才能申请,我没有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账号,只能请朋友帮忙复印。这是一项非常花时间的工作,我前后花了5年时间,才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150余篇胡适英文佚文搜集完全。至于他的英文手稿,则大多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我也已经全部复印到了。

      我不敢说没有遗漏,譬如有两篇他留学时期发表在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刊物上的文章,我请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的Carole E.Atkinson女士帮我找遍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都没能找到,这两篇文章恐已不存。还有一些文章胡适日记里虽然有记载,但应该没有发表过,也没有留下手稿。除此之外,包括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周质平先生的目录上有记载的篇目,以及国内外各大学图书馆网站上能查到的篇目,我都已经搜集齐全了。前年我复印了其中的120余篇胡适生前发表过的英文佚文给周质平先生,周先生看了很吃惊,说他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他都不知道的文章。当然,胡适还有很多英文书信,我只搜集了他生前公开发表过的英文书信,他生前未发表的私人书信我没有去搜集。傅斯年曾经有一句话叫做“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做了这项工作之后,我非常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

      陈洁:听说您打算编一套《胡适英文文集》,还计划把胡适的英文著作全都翻译成中文。周质平先生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庞大,以个人的力量来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他有几点建议,一是先编一个详细的胡适英文目录,包括已有的英文中译和中文英译目录,二是先整理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发表的文稿、演讲稿和1949年以后的文章,三是把前人已有的中译文整理出版,四是先不一定要考虑做全译,可以先做摘译。您怎么看周先生的这些建议?

      席云舒:周先生的建议非常好!单纯以我个人的力量来做,恐怕10年都做不完,光是搜集这些资料我就花了5年。好在我去年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样就可以组织一个项目组来做,经费上也能得到基本保障。

      关于编胡适英文著作目录的问题,这个工作我已经在做了,但我做的是纯粹的胡适英文著作目录,不包括他的英文中译和中文英译目录,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我把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周质平先生的目录里收录的文章,《胡适英文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全集》已收的文章,以及我搜集来的150余篇英文佚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保存的70余篇未刊手稿,都做了整理和编年,胡适生前发表过的文章我也都注明了出处。这个目录我已经给了周质平先生和欧阳哲生教授。

      但目前我没打算把这个目录拿去发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胡适还有一些文章的写作年代不是很精确,我还要做进一步考证。譬如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留下了18篇课业论文手稿,里面有几篇很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将来都会收进《胡适英文文集》里面,我为了搞清楚这些文章分别是哪一年写的,就花了几个月时间去考证,写了一篇38000字的文章《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发表在《关东学刊》2017年第一期上。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我还没有做完。《胡适英文文集》我打算采用编年的办法,因为这套文集是给研究者看的,研究者需要看原文,编年可以方便查找;中文翻译我打算用分类的办法来编,因为中译本不仅可以供研究者参考,普通读者也可以阅读,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分类的译本可能更加合适。那么要进行编年,就要对他每一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做精确的考证,如果你把1927年的文章编到1928年里面,那你的编年就不精确。还有一些文章比如说是1935年写的,到1936年才发表,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是以写作时间为准还是以发表时间为准,都是颇费思量的问题。二是我整理这个目录,首先是为编《胡适英文文集》做准备,其次我还打算写一本《胡适英文论著考》。例如某一篇文章,发表于哪一年,Delafield和袁同礼的目录里有没有记载,周质平先生的目录里有没有记载,胡适日记和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面有没有记载,是怎样记载的,《胡适英文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或《胡适全集》里面有没有收录,原文发表在哪里,发表过几次,如果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保存的未刊手稿档案,那么档案编号是多少,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把这些资料汇全都总起来,研究者参考时就可以一目了然。胡适还有一些文章和演讲,例如他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国哲学的六个时期》,他日记里虽然有记载,但这个演讲既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也没留下讲稿;他任驻美大使期间,大使馆也有一份他的演讲日程记录,有接受邀请演讲的,也有拒绝邀请的,接受邀请的记录里面也有一些演讲没留下讲稿,只记录了演讲的题目、时间、地点和邀请单位,这种情况肯定就不能收到目录里面,但我们可以在《胡适英文论著考》里面把它记录下来。有了这么一本书,研究者就可以不必再去翻阅各种零散的文献,尤其是像驻美使馆的胡适演讲日程记录,恐怕绝大部分研究者都闻所未闻,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可能也是对学界的一个贡献。至于胡适英文中译目录和中文英译目录,以及摘译或摘要,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实现。

      关于是否要先整理他任驻美大使期间发表的文稿、演讲稿和1949年以后的文章的问题,现在我手里这些文章都是全的,凡是他发表过的文章都比较容易整理,因为都是印刷品,不存在不易辨识的问题。比较有难度的是他的70余篇未刊英文手稿。胡适英文手稿都是很漂亮的花体字,但有时他的字迹比较潦草,辨认起来很吃力,现在人们都习惯于阅读印刷体的文字,能认识手写英文花体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我曾经拿一部分胡适英文手稿给外语学院的几位教授看,几位教授都表示非常难认。所以我很佩服民国时期印刷厂的排字工人,那时候一般大学教授有一台英文打字机都是很奢侈的事,大部分英文稿都是手写的,那时候也没有激光照排技术,印刷都是用铅字排印,排字工人要对照手稿把铅字一个一个拣出来,我们这些所谓专家肯定没那个能力。目前手稿整理工作大约做了一半左右。他的英文手稿有一部分是残稿,他没有写完,有的看起来像是草稿,这部分文章最后是否收进文集,还要视情况而定。这些手稿中除了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18篇课业论文外,绝大部分都是1949年以后的文章。如果要先整理他任驻美大使期间发表的文稿、演讲稿和1949年以后的文章,那跟把他的全部英文论著都整理出来,难度也相差不大。

      关于是否利用前人已有的中译文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一是版权问题,胡适英文文章已有中译文的数量不多,大约有五六十篇,其中还有不少是节译,译文不完整,且译者非常分散,有的早就过世了,查找、联系起来都极为不便;二是译文的问题,像徐高阮先生和郭博信先生的几篇译文都非常好,但里面也有个别句子省略或漏译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补译加注释的办法处理;也有一些译文翻译质量不够理想,还有就是那些节译文,总共大约有二十几篇,这些译文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与其花很大力气去联系版权问题和校对、增补那些译文,不如索性全都重译。

      关于摘译或摘要的问题,我刚才讲过,我打算放在《胡适英文论著考》里面去做。周质平先生担心我的这个计划过于庞大,在时间、人力、财力上都会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我很感谢周先生替我着想!以我个人的力量确实也做不了那么多工作。但我并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一个项目组在做,困难虽然很多,我们水平也很有限,但我们的项目组成员都十分敬业,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把这个项目做好,如果三年不行那就五年,总能把它做完。

      陈洁:要把这么多文章都翻译成中文,确实不是一件很轻松的工作。我也读过一些胡适英文中译的著作,像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里面涉及很多古文献,我想类似的情况可能不会少,要把这些古文献还原成原文,应该也不太容易。您正在编的《胡适英文文集》和中译本分别有多大规模?您觉得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席云舒:《胡适英文文集》计划是12册,32开,每册大约都有四五百页,中译本也是12册的规模。

      您刚才提到《先秦名学史》,现有的《先秦名学史》中译本是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翻译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译本。它的英文书名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这个译名,是胡适1922年7月11日日记里的译法,他在1917年5月4日日记里还有一个译法,叫“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比较而言,“先秦名学史”这个译名显得更为简洁,但从准确性上来说,则不如“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不仅在字面上,从内容上看,这本书讲的并不是先秦的逻辑学史,而是先秦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翻译成“先秦名学史”容易让人误以为它讲的是先秦逻辑学史,我们先秦时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家和逻辑学著作,因此也谈不上专门的逻辑学史。这个译本把古文献都还原成了原文,工作做得非常仔细。但也并非没有可改进之处,例如“导论”部分,有一句“I am firmly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fu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depends upon its emancipation from the moralistic and rationalistic fetters of Confucianism”,中译本就翻译成了“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显然,这里的“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更好的译法应该是“儒教的道学和理学枷锁”。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个译本还有一个问题,胡适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参考、引用的古文献很多都是英译本,该书英文版注释里面都注明了引文的英译本出处,但翻译成中文时,译者把古文献英译本注释全都删掉了。如果我们重新翻译他的博士论文,我觉得除了需要订正一些概念名词,还应该把书名还原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这里的“之”字可以去掉,就叫“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比较好,还有就是要把他的英文版引文注释保留下来。

      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我想大概主要有三点,一是古文献的还原,二是民间文献的还原,三是人名和专有名词的翻译。

      刚才提到的《先秦名学史》里面专有名词的还原只是一个方面。胡适的很多英文论著都涉及大量的古文献和外国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带引号的直接引文,古文献涉及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佛教史等诸多方面。外国文献比较好办,反正是翻译,不是说非要以哪个译本为准,但古文献一定要还原成原文。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做的,那时候注释也没有现在规范,特别是他的很多演讲稿,根本没做注释,涉及古文献的内容往往是直接翻译成英文引用,翻译也多是意译,只是用英文把古文献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有时一段话还省略了不少内容,这种情况要把古文献的内容还原成原文就很难。

      这种情况还算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我们了解一点中国思想史,熟悉一点常见的古文献,知道这种有名有姓的文献该怎么去查找,就不难把它找出来。比较难找的是下面这种情况,例如在1923年的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The Han scholars,’ they would say, ‘were nearer to the ancients and therefore were more reliable than the Sung philosophers who lived a thousand years later.’”这句话是直接引文,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直接翻译成白话,可译为“‘汉儒’,他们说,‘去古未远,因此比千年之后的宋儒更可信。’”这里“他们”是指1640年以来的清代汉学家,主要指乾嘉学者。朱闻宇博士翻译这句话时,未能查到原文,就拿来跟我讨论,我们查阅了很多文献,最后认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二《读礼志疑》(六卷)里的“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于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这句话与胡适的意思最接近。如果他的引文确实是来自这句话,那么,首先,他显然对这句话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改写,其次,所引文献不太常见,让人很难查到原文。类似的情况还有,像1933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第二讲中,胡适谈到晚清官员对西洋人态度的改变,引用了曾国藩致友人信里的一句话,他的英文是:“Even they also have some of the virtues of a gentleman.”由于他没有交代这是曾国藩给谁的哪封信里的话,查找起来就较为不易,外研社的译本就按照字面翻译成了“彼等竟亦有君子之德”。其实这句话原文是“彼等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出自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藩给毛鸿宾的回信《复毛寄云中丞》。显然,胡适翻译成英文引用时也有所省略。

      民间文献的还原有时并不比古文献容易,譬如他在1923年的一篇The Social Message in Chinese Poetry(“中国诗里的社会问题诗”)中,引用了一首当时的民谣,这首民谣大概流传不是很广,他的中文论著中没有引用过,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顾颉刚撰辑的《吴歌》等歌谣集里也未见载,这种民间文献查找起来难度也很大。

      另外就是人名的翻译。没有中文名字的外国人名只要音译即可,但有中文名字的外国人名就不能英译。譬如胡适在1922年2月15日的日记里曾提到时任燕京大学神学和历史学教授的瑞士汉学家Philip de Vargas,胡适日记的整理者就把他翻译成了菲利普·德·瓦尔加斯。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王克私,如果译成瓦尔加斯,那就错了。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英文名或拼音缩写,像潘光旦(Quentin Pan)、赵元任(Y.R.Chao),等等,有些不太熟悉的名字,就很难对上号。

      陈洁:周质平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研究胡适,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学术方面,不应该对他的政治思想采取回避的态度;余英时先生也有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大意是说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却并没有过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席云舒:我同意周先生的看法,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学术思想一样,都是他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不应该回避。事实上,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胡适的政治思想,比如李建军博士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还有前几年邵建先生的研究,也比较多的涉及了胡适的政治思想。

      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已经过时,而政治思想没有过时,不仅是海外学者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在国内也是比较流行的观点。国内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胡适的主张在哪里实现了,哪里就可以不再需要他了,譬如台湾地区现在就已经很少有人研究胡适了,但他“五四”时期提出来的理想在中国大陆还远远没有实现,等到他的主张都实现以后,我们也可以不需要他了。我觉得,这种观点把胡适思想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如果人们把他的思想当作一种实现了某个目标就可以丢弃的东西,当作一座过了河就可以毁弃的桥,那么我可以不去跟这个风,我可以去研究胡适思想中那些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

      胡适的学术研究确实有不少已经被后人超越了,比如他的古典小说考证,他的禅宗史研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材料的发现,他当时的一些结论甚至也不能成立了。那么他的学术思想中是否还有没被超越的东西呢?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中说过,他的那些古典小说考证文章,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他的研究的态度绝不会错。这种研究的态度,我以为是不会被超越的。

      他的研究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绝不说八分话”,他之所以说自己的结论也许会错,是因为那时候材料有限,他只能依据已有的材料得出结论,当发现了新材料、有了新文献出土以后,就应该依据新的证据重新做出结论。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制造证据,没有随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主观阐释,这恰恰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同样不会过时的还有他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我们都知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他早期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的简明概括,到了晚年,他又将其概括为“循果以推因”的“历史的方法”和“制因以求果”的“实验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以经过严格考订的历史材料去证明历史规律;所谓“实验的方法”,就是以实验得出的可靠证据去证明未知原理。它们的共同点是把结论都建立在充分可信的证据之上。它不同于古人的以意揣求、意从己出的主观方法,也不同于各种以虚假的、伪造的、未经考信的证据来证明观点的方法。因此它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这种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的背后,是一种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或者说思想独立的精神,它是科学精神的基础,科学精神则是系统化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的反面,则是宗教式的信仰,当你只能虔诚地信仰某种教义,无论是儒家教义、佛教教义还是基督教教义,你只能相信它,而不能怀疑它、批判它,你所能做的只是千方百计去论证这些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否则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时候,你是不太可能有独立思想的。没有独立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有思想自由。以某种官方崇拜的宗教来禁锢自由思想,是古代社会的特征;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思想自由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从胡适的角度看,判断一个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要看他是否具备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判断一个国家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除了它的政治制度,更要看它能否容纳自由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生产和制度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听到有人批评这个时代信仰的缺失,却很少听到有人批评这个时代理性精神的缺失,可见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宋代的程朱理学被定为一尊以后,朱熹编订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任何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参与国家治理,都必须认同朱熹的学说,国家治理是政,程朱理学则是教,宋代以后的“政教合一”是通过这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要想改变那种家国天下的政治结构,就必须先改变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像王阳明那样以“心学”信仰取代对程朱理学的信仰,还是像王艮、李贽那样对程朱理学的义理进行主观的批判,都是不起作用的,况且他们也没有要改变当时政治制度的意识。在胡适看来,真正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的,是清代的汉学家,他们通过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考证和训诂,证明了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主观阐释,很多都是错的,他们通过纯粹的学术研究,一点一滴地改变了人们对宋代理学教义的信仰。因此胡适认为,在反对宋代理学的教义上,乾嘉学者的工作虽然是不自觉的,但他们对百年之后的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影响却更为根本,因为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考证方法破坏了、甚至摧毁了理学的根基。所以我觉得,思想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思想若不以学术为根基,则往往沦为游谈。

      胡适在1916年1月11日和25日的日记里,两次谈到“造新因”,其时袁世凯复辟帝制,才建立4年的共和制的存亡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胡适认为,如果缺乏“必要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国,这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树人”,进一步说,就是要培养国人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培养人们健全的人格和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担干系、负责任的精神。他说:“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他回国后,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尽管不久以后就碰到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迫使他不得不去谈论政治。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就很可能是一座空中楼阁。他在学术上的种种努力,包括文学革命、整理国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白话文学史的研究等,都是为了制造适当的“因”,去推求理想中的“果”。用他晚年的话说,就是“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把胡适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分开来看,比较而言,他的学术思想比政治思想还要根本,甚至可以说,即使有一天他的政治思想过时了,他的学术思想也不一定会过时。

      最后,我想用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来补充一下我的观点。葛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也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者,2017年3月3日《文汇报》的“文汇学人”刊登了一篇对他的专访,题目叫“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他说:“我得承认,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胡适。我一直觉得,在学术上很多人把胡适看低了,觉得他的思想现在还有意义,他的学术似乎早就过时了。其实不见得。好多人觉得胡适写文章清浅明白不深奥,好像学术也就是这样了。可是,如果你回头看学术史,你会看到,胡适在好多方面都是开创和建立典范的人。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余先生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个典范,用西方的框架梳理中国的思想,他把中国材料和西洋模式进行结合,改造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叙述的一个方式,也许后来有人超过他,但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典范。小说考证也是吧,《醒世姻缘》啦、《红楼梦》啦、《封神演义》啦,他不是开辟了一种小说史的研究范式吗?我自己做的禅宗史也是,胡适在中国禅宗史上,开辟了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式,率先通过敦煌文书考证禅宗史上的攀龙附凤,很了不起,即使他的具体结论有问题,但是你还不是在他的路上吗?所以,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讨论禅宗史研究的方法,强调胡适的意义。或许,胡适的具体研究可能有问题,但是,作为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时代的学者,他开创的典范,你就还在这一路径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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