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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步克丨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

    发布日期:2020-12-20 07:00 政治论文

      反观魏晋南北朝,其时虽有“变态”,但仍有“连续”,有“回归”。虽在政治势力上出现了士族,但士族应视为一种“贵族化官僚”,是官僚的“变态”,兼有“官僚”身份;虽然出现了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但整个体制仍是沿着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路线稳步进化,直到孕育出了隋唐三大制度丰碑;在政治文化上士族引发了玄学思潮,但儒家观念和“官僚政治话语”在王朝政治中仍居主导。

      1954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著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乐师与史官》《品位与职位》《从爵本位到官本位》《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服周之冕》《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等。变态与回归

      我要讲的话题是“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讲课限于两个小时,几百年的复杂历史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提示若干特定问题而已。所提示的内容跟我以前上的课有关。大概有同学看过我的讲课视频。如今我的 PPT 肯定比那时好看多了,因为这些年又讲了很多轮,每一轮的幻灯片画面都有改进。然而内容就无甚新意了。原因是我老了,相对众多生气勃勃的新锐学者,比之他们的新开拓,我的知识与思路均已陈旧。受邀难以谢绝,内心难免惶惑。

      首先对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地位做一提示。我个人的教学科研方向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所以思考的出发点是“制度史观”的。上课时我会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示意图——如图所示,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称王,所以把这一时代称为王国时代。在周代,王国政治体制进入了典型形态,天子与列国的朝廷上都有若干大贵族世代把持政权,形成贵族政治。战国秦汉间出现了一大社会转型,经变法运动,“集权官僚帝国”建立起来了。这一转型的剧烈程度,跟近代这场转型相似。对比周代与汉代的出土器物,便能立刻看清这是两个判然不同的社会。

      新体制的特点一是皇帝专制,故称“帝国”。这个“帝国”不是“帝国主义” 的意思,而是因为元首称“皇帝”,与王国有异。二是中央集权。三是官僚政治。官僚体制能使国家行政像机器一般精密、高效与可靠。官僚依能力而选拔,依业绩而晋升,表现不佳者被降职,有罪过者还能被开除。所以官僚和贵族判然不同:贵族是血缘世袭的,而官僚是政府雇员,其任用原则是选贤任能。战国秦汉的行政承担者有两批人,一是“文法吏”,或称“刀笔吏”,属职业文官,秦始皇就是用刀笔吏来治天下;二是儒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他们不断进入朝廷。二者都凭专业能力而居位任职。

      进入魏晋南北朝,政治体制又发生了一个较大变化,一个叫士族门阀的阶层兴起了。几十家、上百家的大士族把持了朝政,凭的是雄厚的家族文化、崇高的家族门第。大家也许立刻感到,这士族政治与周代的贵族政治好像有点类似。确实,一定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次历史回潮。官僚政治道路上走了六七百年,进入三国后,就政治体制而言,历史走回头路了,一走就是几百年。走回头路这种事儿,其实在人类史上经常发生,就是未来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没法儿打包票,只能期望最好别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

      北方大士族有崔、卢、李、郑,江东大士族有朱、张、顾、陆。东晋南朝最显赫的是王、谢两家。王、谢两家数百年不衰,古典诗文经常出现“王谢”的典故。同学们最熟悉的一句诗,大概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了。也就是说,几百年不衰的高门王、谢,进入唐代就衰弱不堪了。为何士族入唐便衰落了呢?很大程度上在于科举制的推行。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考试环节上,门第不起作用。这就给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这些科举考生、新科进士,通常都是自幼刻苦攻读的。很多刻苦读书的历史故事,就是他们留下来的。他们都知道No pain,no gain,成功得拿汗水换取。士族门阀家的公子哥是吃喝玩乐长大的,无力与之竞争。科举考生、新科进士登上政治舞台之后,随即就展现了强劲的政治竞争力,中高级官位逐渐被他们占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这样在示意图上,就看到历代政治体制呈四大阶段:周代贵族政治,秦汉官僚政治,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唐宋明清回归于集权官僚政治,科举官僚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由此,魏晋南北朝史就展示出了其历史特殊性。这个观察角度就是“制度史观”。制度史观关注这么几点:一是“制”,即政治制度的结构变化,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二是“人”,即政治势力的结构变化,看哪种势力占支配地位。像贵族政治、军功政治、士人政治、外戚政治、门阀政治、宦官政治等概念,都是用支配势力来概括体制特点的。

      “制”与“人”相结合的视角,跟政体类型学的经典作家也相一致。孟德斯鸠论专制政体时,一看政治制度,若存在三权分立,君主就不是专制君主;二看政治势力,若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如贵族、教会和市民等,君主便难以专制。此外政治文化也是制度运作的基础,也是不同势力的制度抉择的标准。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运作,便可能面目全非。当今世界有三大政治文化传统:民权文化传统、集权文化传统和神权文化传统,它们维系着不同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儒术占主导、道术占主导、法术占主导和玄学占主导的时代或地区,其政治运作便有明显差异。制度、势力和文化就是我们的基本视角。周代实行封建制,封建了大量诸侯国。诸侯又把境内的土田授予卿大夫作采邑。所以这体制不是中央集权的。周天子号称天下共主,但他根本管不到天下每一家农民。他只能以王畿为生,不能到列国去收税。而列国国君也管不到国内每一家农民,因为卿大夫有大片私人领地,国君是不能去收税的。

      这状况跟秦帝国以降判然不同,同中世纪的封建欧洲倒有几分相似。以13世纪的法国卡佩王朝为例,其时国王领地只占很小一块,大小诸侯在一己领地上拥有各种特权。勃艮第公爵、诺曼底公爵的领地都比法国国王的领地更大,弗兰德尔伯爵、韦芒杜瓦伯爵比国王更富有。国王只能以自己的领地为生,不能到诸侯领地去征税,遵守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的原则。大家觉得这跟周代有点像吧?中世纪的欧洲王权不够强大,若需向全国征税,便由贵族、教会派出代表与国王共同商定。代表会议由此萌生,而这个制度就是现代民主制的起源。可知民主最初跟“民”关系不大,其实是国王、贵族与教会权力相对均衡的产物。由此还孕育出了一种观念——无代表权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向我收税就得经过我的同意,就要跟我的代表协商。大家若去美国华盛顿特区,就能看到特区车牌上面写着“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权也交税)。因华盛顿特区在国会中没席位,特区居民认为自己在国会中没人代表,收税就不合法,就用这种车牌表达抗议。

      周朝又实行贵族制。选官用世卿、世禄、世官之法。世卿制就是大贵族世代做卿执掌朝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晋有六卿,齐有国、高、晏、田,楚有昭、屈、景等。齐之田氏后来篡齐,是为“田氏代齐”;晋之韩、赵、魏瓜分了晋国,是为“三家分晋”。曾有学者以“三家分晋” 或“田氏代齐” 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世禄就是大贵族子弟都有爵有禄。世官指某些官职由某家族世代把持。这类官职往往需要专业技能,比如占卜、著史的官即是。司马迁就出自一个史官家族。商周之时世官制是普遍现象。世代担任某官的家族,往往就以官名做了姓氏。比如世代占卜的家族后来就姓了卜、世代做史官的后来姓了史。这叫“以官为氏”。又如世代做乐师的就姓了师、世代做巫师的就姓了巫、负责祭祀的就姓了祝、管文化典籍的就姓了籍、管乐器的姓了钟、管冶炼的姓了冶、管制陶的姓了陶、管山林的姓了虞、管粮仓的姓了仓、管库房的姓了库、管屠宰的姓了屠、做毛皮衣服的就姓了裘。中国人的姓氏有一部分就来自官职。司徒、司马、司空这些姓,在古代都是高官之名。

      自秦以降,情况大变。秦始皇借助郡县、乡里、什伍、户籍之制,让天下四千万农民都向他交税、为他服役,还不必经他们同意。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 中有一条“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而“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一介布衣领着一群亡命之徒,干了几年便成了天下之主,这在此前从未有过。一个流动化、功绩制的社会来临了。陈胜仅一个佣工,居然声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若在欧洲中世纪,一个农奴有可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么?敢说“苟富贵,勿相忘”么?项羽观看秦始皇巡游会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那小子我可以取代他。这句话太强悍了。刘邦到咸阳服役,见到秦始皇,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这些话的背后就是其时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先秦那些古老家族,无法以旧贵族的身份在汉代政坛表现自己了,他们都成了普通人。开国集团是一帮平民。如樊哙就是个杀狗的,现在当地政府便利用这个历史资源开发了“樊哙狗肉”。刘邦的老爹被儿子接到未央宫里住,很不快乐。侍从告诉刘邦,您老爹以前的好朋友是一群屠夫小贩,卖酒卖饼、斗鸡踢球的,“今皆无此,故不乐”。刘邦一听这事好办,就照着当年“丰” 的样子,在长安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丰”,把那帮老朋友全都弄过来,“太王乃悦”。老爹的生活情趣是最底层的那种。

      秦汉间“世家”有一个巨大断裂。但两汉四百年间,社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世家”的积累。奥尼尔论大国兴衰,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稳定时间比较久,必定出现利益集团。“世家”现象与此相似。在这一轮的漫长积累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世家。

      第一种是官僚世家。汉廷崇尚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任子制就保证了官僚子弟优先当官,让他们赢在起点上。在官场上,一些家族两三代就衰落了,一些家族四五代就衰落了,但总有一些家族比较长久,逐渐建立了族望,是为“官族”。

      第二种是豪强世家。西汉初年小农的数量可能比较庞大。文景之后土地逐渐可以自由买卖了,兼并随即出现。大量小农丧失土地,无以为生,变成了豪强的部曲、佃客或奴婢。豪强地主拥有大田庄、大宗族和大量依附民,其生存能力就非常强,小农无法相比。豪强世家也发展起来了。汉代地方长官必须任用外地人,其掾属则在本地辟召,豪强世家的子弟往往优先入选。由此豪强就在乡里建立了政治影响力。

      第三种是文化世家。学术家传现象,在先秦诸子那里尚不明显。汉代情况有了变化。东汉官学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队伍已极庞大。首都洛阳人口约30万,太学生竟达3万余,占1/10。按此比例,今天的北京就该有200万大学生。那么汉末出现了学生清议运动,也就不奇怪了。经学家族、名士家族于是普遍滋生,并逐渐建立了族望。对于官僚子弟先当官这件事,儒生本是反对的,你爹有能力不代表你有能力。但对经学家族、名士家族就不一样,这些家族有深厚儒学教养,他们家的孩子先当官,在儒生看来乃是官得其人。三种世家不断发展,围绕“家族”这一轴心,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循环。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领域——乡里、士林和官场。乡里豪族凭借着经济实力让自家子弟念书,由此成为儒生、进入士林;进而明经入仕,进入官场;获得政治权力后,反过来又强化了其乡里势力。世代传经、世代公卿的家族出现了。东汉弘农杨氏家族世传《欧阳尚书》,“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五公”,四代就出了五个“三公”,据《三国志》,臧洪说袁氏“四世五公”。这样的家族在历史后期,就极罕见了。三位一体的循环,逐渐成了一个排他性的闭环。什么是士族呢?就是官僚家族、文化士族和乡里豪族的三位一体。

      东汉士族继续发展,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这时有两个观察点可供利用。一个是“士族 vs 官僚”。对“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是贵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官僚”这个问题,中国学者并不敏感,日本学者则有长久深入的讨论辩驳。另一个是“文士 vs武人”。方才同学们看到,中古士族源于汉代士人,可以说成是“士人的贵族化”。那么中国中古的士族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就判然不同。前者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后者则来自蛮族武士,不以文化见长。为此欧洲中世纪成了一个黑暗时代,所以后来才需要启蒙,启蒙就是点亮,Enlightenment,才有文艺复兴。中国的中古士族引领了玄学思潮,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增添了绚丽的遗产,在这一点上,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就相形见绌了。曾有一些学者,拿中国史的中古比拟欧洲中世纪,但两方的差别也不容忽略。其重大差别之一,就在于中国的中古士族还是官僚,还是文人。这便影响到了历史走向。士人的贵族化伴随着皇权低落、集权官僚体制的萎靡。而在南朝时,由军人集团而非世家大族,重振了皇权。刘宋的开创者出自北府兵将领刘裕,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北朝皇权振兴的动力,来自鲜卑军功贵族,文化士族在北朝是被征服者。所以“官僚—贵族”“文士—武人”的两个线索,须紧紧抓住。

      还有一个豪族地主的问题。在阐述魏晋南北朝史时,采用唯物史观,尤其是采用“魏晋封建论” 的学者,偏重从生产关系来观察政治势力、文化势力,所以每当提到“士族”,一定缀上“地主”两字。士族被认为起源于古老的农村阶级结构,亦即起源于乡里层面,但官场、士林这两个更高层次的活动空间,多少就被他们忽略了。

      进入三国时代,士族扶摇直上。魏晋两朝权贵一脉相承。政治动荡,政治上就会出现退行性措施,如强化私人性关系,从爪牙、心腹和党羽的家族里选官用人,他们家的娃娃被认为更忠诚可靠。统治阶级明显封闭化了。本来,中国史上的王朝循环,也算一种自我更新机制。王朝初创时生机勃勃,若干年达到全盛,随后老化、僵化、腐化的逐渐积累,便像癌细胞一样无法逆转,王朝崩溃,陷入战乱。然后,一个经过战火洗礼的新集团崛起,它另起炉灶,一扫前朝的腐化、老化、僵化,再度生机勃勃。然而魏晋南北朝的改朝换代不是通过“征伐”,而是通过“禅让”,也就是内部政变,皇帝换了,权贵还是那些人,故前朝所积累的老化、僵化、腐化因素,就被原封不动地带入新朝。这就为士族的发展铺平了康庄大道。东晋小朝廷风雨飘摇,大门阀家族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了。我的老师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 一书,把“门阀政治” 概念用于东晋。“门阀政治” 的要点有二:一是“皇帝垂拱”,二是“门阀当权”。所谓“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便是南朝皇权重振后人们反观东晋的观感。门阀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居首的是侨姓门阀。在东晋先后与皇帝共天下的侨姓门阀,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琅邪王氏对于东晋创立厥功甚伟,以至晋元帝登基时,拉着王导同登御座。王导反复推辞,称如果太阳落到了民间,苍生就没办法仰望了,晋元帝才作罢。任何君主都有专制渴望。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说,任何一个集权体制的产生,都起源于一位君主的专制渴望。但东晋初皇帝做不到,若没有大门阀的支持,在这兵荒马乱的局面中他当不了皇帝。江左士族顾、张、朱、陆等,构成了士族的第二层次。

      田余庆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魏晋时皇权还没这么低落,南朝时皇权又复兴了,北朝根本就没有门阀政治。则东晋是中古皇权的一个谷底。但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存在士族现象,我另用“士族政治” 一语,指称士族的政治特权和优越地位。

      政治势力发生了结构变化,政治体制相应也呈现了若干“变态”。九品中正制被认为保证了士族特权。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是士族政治时代,这个情况,大家看三国小说、电影、电视剧,是看不出来的,但专业学者的百年研究早就揭示了这一事实。一看选官制就清楚了, 九品中正制恰好同魏晋南北朝共始终,进入三国它就出现,到唐朝就被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与陈群设计的。其具体方法, 是在朝官中选拔若干德高望重者,让他们业余兼差做“中正”。“中正” 并非正式的官职,而是一个兼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受邀去做评委了。中正由本籍的人担任,每月初一开会,品评人才。品评标准是德行、才能,还要把士人评为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共有九品。士人获得了一个中正品,凭此到吏部候选,吏部便按品授官,品高的官职就大一些,品低的官就小一些。日人宫崎市定认为,中正品与起家官品一般相差四品,即某人被评为中正一品,就意味着他理论上最高可以做到一品官,但是他不能一步登天,而是要从五品官起家;如某人被评为中正二品,那么理论上他最高可以升到二品官,但要从六品官起家,以此类推。中正六品以下的,因德才太低,就只能做吏,不能担任品官了。宫崎这一解释虽有一些缺陷,但中正品与起家官品差四品的材料确是比较多的。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刚才说中正制维护了士族特权,可是听到这儿,它好像是按德行、才能来定品的,那么,它的哪一条规定优待士族了呢?这就涉及一个常识了: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只看法律上怎么写的,其全部意义,必须在投入运作后才能全面表现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古士族占据了最大权势,中正往往由士族头面人物担任,最初有些中正品评时还能兼顾德才,到西晋之后,基本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形式上九品中正制是选贤任能的,但在实际运作中被扭曲,面目全非了。

      人称东晋南朝“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刚才讲过周代实行世卿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卿门有卿”再度出现,这就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贵族政治的历史回潮。门阀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王、谢是中古高门。南朝王僧达是东晋初宰相王导的五世孙,他“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他的孙子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朝沈约曾论述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周汉”这里指战国秦汉,“以智役愚”换个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选贤任能”。魏晋以来世道变了,“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人一生下来就有贵有贱,生于士族就高贵,就可以做高官;生于寒门就很下贱,就只能做小官,甚至连官都做不了。士人、庶人之间有一道鸿沟。互联网上有网民调侃,说人类社会可分三大类:一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二是按需分配的社会,三是按爹分配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按爹分配”的社会。

      下面再从政治文化视角做一审视。中古士族与先秦士人、汉代儒生、汉末名士一脉相承,它有一个文化来源。若对几个王朝的创业集团做一比较,结果是很有趣的。

      西汉创业集团是一群亡命无赖,没多少文化。有个文人陆贾,时不时就给刘邦讲《诗》《书》,刘邦就骂他:“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乃公”的意思就是“你爷爷我”,中国人喜欢在辈分上占别人便宜,刘邦亦然。一份“詈辞”研究显示,《史记》《汉书》中的骂人线 是刘邦在骂。刘邦晚年读了一些书,他便回忆说,我年轻时生活在秦朝,焚书坑儒、不让念书(众人鼓掌),等我老了读了一些书,感觉就非常好。反过来就是说,西汉创业集团不以文化见长。

      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创业集团就很不一样了,“东汉功臣多近儒”,很多功臣当年都有儒学教养,甚至出身太学生,受过高等教育。刘秀早年也是太学生,是一个学生皇帝。刘秀念书时经济条件不算好,但他智商高,勤工俭学的办法比别人高明。其他同学勤工俭学,或者帮同学抄书,或者帮同学做饭,以此维持学业。刘秀呢?他跟同宿舍的同学凑钱买了一头驴,跑运输挣运输费。在汉代跑运输是很赚钱的,两个人一辆车拉沙子,一个月挣的钱比县官高一倍。

      东汉末年,士人已发展为一个文化雄厚、影响重大的势力了,出现了“名士”现象。进入魏晋,“名士”现象更为夺目:“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朝名士”,一直到江左“八达”,继踵而来。名士现象的背后,就是士人的高贵身份。魏晋创业集团的“红二代”,大抵都是当世名士,思想界的前卫,文化先驱。何晏、夏侯玄、王济、司马师等人,都是玄学家。魏晋达官显贵很像法国人,热爱哲学,坐在一块儿就谈宇宙本体(众人笑)是“有”还是“无”,讨论名教与自然谁为本。以道家为资源的玄学大盛,玄学清谈成为时代特色。玄学清谈与汉代经学有什么不同呢?汉代经学是开放性的社会教育,而魏晋玄学清谈是贵族性、封闭性的沙龙性学术;汉代习经是为了当官,而魏晋名士不愁吃喝、不愁当官,他们清谈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是发自内心的知识兴趣,所以刘师培赞扬魏晋名士“学以为己”。

      田余庆先生探索士族文化特征,发现了“由儒入玄”现象。两晋间儒学家族若不“由儒入玄”,就产生不了名士,就难以发展为大士族。东晋执政的大门阀在何时、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琅邪王氏始于西晋王衍,他是中朝名士,清谈大师;颍川庾氏始于西晋庾敳,也属于“中朝名士”;谯国桓氏始于东晋桓伊,在江左“八达”之列;陈郡谢氏始于东晋谢鲲,也在江左“八达”之列。魏晋名士崇尚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不羁,成为时代特色、名士风度。何为“八达”?东晋初山河破碎、政权草创,其时居然有八个名士放达不羁,整天裸着身子喝酒、披头散发,反而名重一时,号称“八达”。这事很奇怪吧?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和光逸八人“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谢鲲其人放达不羁。邻家女孩长得好看,谢鲲就去调戏人家。那女孩正在织布,看见他的样子太讨厌,就拿织布的梭子砸他,砸掉了他的两颗门牙。这就成了一个笑料。可谢鲲毫不在意,他说没事,“犹不废我啸歌”,还不至于唱歌漏风(众人笑)。谢氏家族由此“由儒入玄”,此后却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淝水之战的胜利,统筹全局有赖宰相谢安,战场上的胜利,是谢家子弟谢石、谢玄率领百战百胜的北府兵赢得的。总之,随着士族的兴起,中国学术思潮也发生了明显转向,魏晋玄学构成了时代特色。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兴起,就只伴随着古典文化的衰落。

      由上所述,魏晋以来出现了政治社会体制的“变态”。“变 态”是田余庆先生的用语,是相对于秦汉而言的。在政治势力方面,出现了由行政官僚到门阀士族的“变态”;在政治制度方面,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等“变态”;在政治文化上,出现了“由儒入玄”的“变态”。然而进入南朝,若干“回归”的迹象出现了。

      东晋末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创建刘宋,皇权随即有重振之势, 不再与门阀“共天下”了, 门阀政治告终。南朝皇帝“ 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恢复了对诸行政机构的有效支配;随后还采用了“武将执兵柄”“寒门掌机要”“皇子镇要藩”等多项措施来保障、强化皇权。刘裕的身份被认为是次等士族,称为军人势力也许更好。军人势力中出了一位刘裕。几百年来除了曹操,刘裕的武功无人能比,十六国被他灭了三个。凭借如此显赫的武功,取东晋而代之,这就显示了皇权重振是基于军事原因、军人势力。在这里,“文—武”视角就有意义了: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在这方面,十六国北朝的体制变化更为剧烈。十六国以来,中国北方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道路。所谓“五胡乱华”曾造成巨大动乱与灾难,汉晋以来的政治秩序一度瓦解。不过十六国随即开启了“汉化”。十六国重视学校教育,清人李慈铭曾说十六国“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其官学规模居然比东晋更大。十六国君主,如后秦君主,对法制的重视,被认为也超过南朝。五胡君主的军事专制,自初就相当强悍。东晋时中国皇权陷入低谷,但十六国皇帝自初就拥有重大专制权力。南北皇权的变化轨迹是截然相反的。在观察政治体制上,除了“文—武”视角,“胡—汉”视角也有意义了。

      皇权是官僚行政的发动机,官僚行政随皇权的振兴而振兴。北魏的“汉化”积累在孝文帝时迎来了一个飞跃,不仅是学习汉晋南朝,还有新创。可以说从孝文帝以来,北朝行政水准就已超越了南朝。有位学者曾说:同样的制度,在北朝运作就比南朝要好。这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尽管北朝经历了胡化、汉化的多次曲折,到了周齐之时,政治行政又赢得了多种进步。考课是激励官僚的重要手段,而北朝的考课相当活跃。从孝文帝开始,五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考,六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内外百官无论贵贱,统统参加考课。活跃的考课一直延续到了隋唐。对比魏晋南朝,士族名士“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醉心玄学清谈、吟诗作文,考课随之衰颓。再看法制,魏律、齐律被陈寅恪赞为“取精用弘,成此伟业”。唐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座丰碑,标志着中华法系正式成熟,这个成就源于北朝。科举制是中国制度史上的又一丰碑。科举以文辞取士,可以说来自南朝的影响,可是用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北朝的规模远过南朝。北魏选拔御史,八百人参试;北齐选东西省官,两三千人参试。这么大的考试规模,魏晋南朝没有,连秦汉都没有过。再看学校制。隋唐的六学体制,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体制,上承北朝而非南朝。律学、书学、算学即法律之学、文书之学、算术之学,都是实用性的,与治国安民息息相关,它们在北朝变为六学之三,被隋唐继承,在南朝却不受重视。刘宋有玄、儒、文、史四学,反映的是士族非实用性的文化偏好。北朝通过均田制、三长制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南朝的国家能力相对软弱,据一些学者估计,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四五分之一。而北朝多次大规模“括户”,往往一次“括户”就能将几十万人纳入户籍。监察制、官阶制等,在北朝都有发展。政治文化上也出现了“回归”。汉代重经学,而魏晋南朝玄风大盛。北朝恪守汉代经学,用经学治国,对这样一点,钱穆特别赞赏,还把北朝之政治复兴归功于华夏儒学。依其所说,魏晋江左之玄风看上去是个“另类”,北朝崇儒反倒是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江左崇尚名士风流,而北朝崇尚吏治武功。南朝史传叙人,赞扬之辞往往是“风神夷简”“雅有远韵”“词采遒艳”“善为文章”之类;而北朝史传叙人,更多的是说这人“武艺绝伦” “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明练时事”“敏于从政”等。魏晋南朝名士的容貌欣赏非常女性化,北朝则崇尚“雄豪”,跟秦汉崇尚的男性美相似。

      再来看政治结构。南朝士族屈居皇权之下了,可是百足之 虫,死而不僵,他们依然高踞在其他各个阶层之上,用其传统地位和文化压制着寒人、武将,使他们无法发展为新兴政治力量。但北朝不同,北朝政权的主干是“鲜卑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汉士族作为被征服者,是依附在这个主干之上的。在异族政权下,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大多数异族,它就得高度凝聚、高度紧张,这种张力带动了整个政权的振作。因同族的缘故,国人武装、军功贵族都给了皇权以坚定支持,所以鲜卑皇权相当强大。以一种简化的方式说,南朝最有权势的集团是文化士族,北朝最有权势的集团是军功贵族。于是我就有了这样一个论断:在某种意义上,南北朝历史就是南朝文化士族与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有些时候,两个政权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个政权中最有权势的集团的竞争。南北朝两方谁将成为历史主流,将由这两个集团之长短得失来决定。历史表明,北朝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出口。历史是由北齐、北周走向隋唐的。学者在讨论北朝史时,往往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德意志人究竟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江左名士给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瑰宝,系华夏文明于一缕不绝,但在政治军事上,他们难以抗衡异族武装的长枪大马。有一个“低人权优势”的提法,那么,存在“野蛮的优势”这种东西吗?野蛮与文明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

      隋唐时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融合,专制官僚制的复兴动力来自北朝的民族压迫。钱穆曾说,中国史上有四次民族大融合,每一次都带来了全盛。前三次是上古到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到元末,第四次是满族入主到现代,汉族融合各少数民族,迎来另一个全盛。我个人觉得第四次的说法是类推不当,近代衰盛主要来自中西碰撞交流。但这个民族融合带来发展动力的说法,大家可以思考。

      历史学往往采用综合性感悟,政治学则要求你把最核心的原理找出来,击碎九连环中最关键的一环,其他迎刃而解。借助政治学思维,我把北朝的集权官僚体制的复兴起点归结为“部族武力的制度化”。这就同时涉及“文—武”与“胡—汉”问题了。

      战争、军事能强化王权,罗素已指出了这一点:“战争对于王权的强化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也看到:“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 一个王朝崩溃后,社会陷入动乱,动乱在各地不断制造出各种暴力,而军事体制、军事活动、军事集团最终把各地的暴力体制化了,由此恢复秩序,一个新的集权体制得以重建。军事途径的改朝换代,是为“马上天下”“打江山”。中国通史著作在叙述王朝初年之时,往往会有“专制皇权的强化”一节,看上去是一个老套,其实是有其道理的。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做养料的,而战争能大量供应暴力。和平年代砍脑袋杀人,是个让人踌躇的事儿,因为这跟祥和安宁的社会氛围不符。故死刑数量同社会体制的温和程度成反比。若刚刚经过战争就不同了。白骨鲜血已司空见惯,借着这个余威,违法违令的就砍头,不服从不忠诚的就下狱,专制由此强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异族征服看成一种特殊的“马上天下”。民族压迫、民族冲突能制造出更多暴力。压迫异族人总比压迫同族人更严酷。所以北朝的鲜卑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在振兴皇权上,显示了比南朝“次等士族”更大的动量。甚至中国史上的历次北方游牧民族之入主,都强化了专制集权,把草原上酋长和属民的主奴关系,带入了文明宽松的社会。比如北宋时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辉煌高峰,政治宽松,出现了“士大夫政治”,有学者还看到了“皇权象征化”。若无外来因素,沿此方向继续发展,中国制度史将会出现什么,无法悬拟。可辽、金、元、清历次外族入主,一次次扭转了这类“宽松化”的趋势。这就意味 着北方族群的入主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与国防问题,也是制度史问题。当近代来临之时,改革者所欲改革的政治体制之所以是那个样子,其中就有北方族群入主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史上的特殊性,与历史分期息息相关。不同分期意味着对这个时代的不同认识。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郭沫若根据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来划分社会形态,认为战国以上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战国以降是封建制,生产关系是地主与佃农。1949 年后大陆学者一度都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为中国史分期,具体的分期则有八九种。同学们在中学历史课上听到的“战国封建论”,就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各种观点大抵都以 “地主阶级”为核心概念。范文澜还说,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中国的永远大治之日,便来临了。

      特别能凸显魏晋南北朝史的时代特殊性的,是“魏晋封建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四位大师,被戏称“四大名旦”,其中三位都持“魏晋封建论”,即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三先生。何兹全在中西对比上尤为深入,他说自己是魏晋封建论的始作俑者,这个发明权一定要争。这些学者认为,汉代依然有大量的奴婢劳动,属于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则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不完全地占有依附农民——部曲、佃客。所以在一段时间中,大陆学者讨论士族,习惯加一个“地主”做后缀,称“士族地主”。“士族地主”被认为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殊性。苏联社会科学院有一个10卷本的《世界通史》。我当年上世界史课时,曾在图书馆翻阅过,估计这书至今几十年没人看了。“苏联老大哥”这部书也采用魏晋封建论,认为秦汉大量使用奴隶劳动,魏晋南北朝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农民被固定在份地上。

      日本的内藤湖南原是搞新闻的,四十多岁时对东洋史发生兴趣。他参考西欧的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把“三段论”转用于中国史:一是东汉以前,相当于西方的古代社会;二是六朝隋唐,这是中国的中世纪;三是宋以后。内藤认为六朝到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君主成了贵族的共有物。这可以称为“六朝贵族论”。周朝是贵族制 + 封建制,“封建”就是“授民授疆土”;魏晋南北朝有贵族制,但没有“授民授疆土”,没有封建制,不同于周。此后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京都学派的大师,也把六朝隋唐称为“非封建的中世”。这个“封建”用语,与大陆学者的“魏晋封建论”截然不同,后者说的是生产方式。唐宋间,中国史发生了决定性转型,由“中世”进入“近世”了,是为“唐宋变革论”。内藤说,欧洲近代化第一阶段出现了文艺复兴、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国家,而唐宋间的市民、新儒学、君主独裁、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似。宫崎相信,汉帝国可比于罗马帝国,“五胡”等北方民族之入主中原,与欧洲日耳曼蛮族的南下类似,“东洋的近世”则从宋朝开始。可见日人“三段论”明显地含有对西欧史三阶段的参照比附。然而西欧只是广大世界的一个局部,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如何能套用于中国史呢?宫崎市定的思辨能力相当之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应对说:“既然我们的态度是将特殊的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则所谓特殊事物实际上便不再特殊。”这话我觉得相当机智,试图用思辨来化解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就连“误读”都能带来“创造”。中西比附虽有问题,但也可能带来创新的。日人随后也在着意揭示中国史的独特处。“非封建的中世”提法,除了表明六朝贵族制与西周政体之异,也表明了与西欧中世纪政体之异。

      “五种生产方式”模式显然也有“套用”之病,但也带来了创新。北大何怀宏教授曾这样评价郭沫若:在运用唯物史观上,郭沫若离马克思相对最远,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郭沫若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视为封建,这跟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相距甚远。改革开放后有人这样质疑“战国封建论”,战国有地主吗?你举出一个给我看看?有位姓田的学者——不是我导师,是另一位──主张战国封建论,有人问他:你的战国封建论在马克思那里有多少根据?该先生承认:“根据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强调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自成一类,不同于马克思所论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这就是“中国化”了,含有中国学者的新鲜看法。

      “二战”后很多日本学者对侵华战争进行反思,由此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东京学派的前田直典采用唯物史观,认为唐以前是奴隶制,宋以后是封建制。这便同京都学派的“三段论”大不相同了。滨口重国认为,中国社会特点应在君主专制与广大自耕农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国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西嶋定生进一步提出,秦汉帝国的基础是皇帝对全体人民的“个别的人身支配”,具体体现就是赋税徭役。豪强也是皇帝所支配的“民”。在滨口、西嶋等人的社会形态的讨论中,政治体制的分量明显地加重了。

      对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学界有“自律贵族”与“寄生官僚论”之争。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和谷川道雄等,认为贵族是地方名望家族或乡里“豪族共同体”的领袖,是不依赖于政权而存在的“自律贵族”。宫崎市定指出九品中正制依门第而定品,而门第是在乡里形成的,所以中正品称“乡品”,中正的评定称“乡论”。“寄生官僚论”则相反。矢野主税认为,中古贵族是因国家权力而成立的,居官和官位高下是决定性的。越智重明也有类似说法。大陆学者对士族居官问题也有讨论,但对寄生性、自主性这类问题并不敏感,没有上升到“官僚性─贵族性”的理论层次。首先是大陆中国史学者的精力主要投注于“士族地主”了,其次是因学术封闭,一段时间中,对现代官僚制理论所知无几。而日本学者身处开放社会,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官僚制理论,深化了“寄生官僚论”的相关思考。

      “自律贵族论”与“寄生官僚论”的讨论有什么意义呢?事关对中国“中世”特殊性的评估。从政治学角度说,王权、贵族、官僚三者关系,是传统政治体制的重大问题之一。秦汉与唐宋都以“皇帝专制+官僚政治”为基本特点,夹在其间的魏晋南北朝若是贵族政体,“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则其特殊性就相当大了,与西欧中世纪就比较类似了,唐宋间的政治变化就足以构成“变革”了。反过来说,若士族仅是“寄生官僚”,其历史特殊性就不那么大了,“唐宋变革论”的唐宋“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的论断,就相当可疑了。

      一百多年前,二十七八岁的梁启超发表了名作《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为历代政治体制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在现代学术开端之时,新框架就是开创。我曾说,此文应成为历史系学生的必读论文之一。梁启超认为,周代是贵族制+封建制,战国秦时贵族制受到裁抑,专制得以进化;汉代统治阶级起于草莽,不带贵族气息,专制再次进化。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然而“可谓之有贵族,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并不构成欧洲中世纪那种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尽管有贵族现象,专制政治在穿越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再度大步前行。梁氏的这个认识,跟日人的“六朝贵族论”相当不同。

      梁启超此文是以现代政体理论为基础的,在贵族问题上他也展示了出色的领悟能力。他说:“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贵族强大了,君主专制就不大容易,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普遍规律。培根说:“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如土耳其是也。”孟德斯鸠说:“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贵族与皇权此消彼长。在魏晋南北朝,皇权低落,主要原因就是士族发展与官僚的贵族化。但其时官僚的贵族化,并没有达到改变政体类型的程度。总的说来,梁启超建立了一个“两千年一贯制”的模式,“一贯”的就是政治体制。田余庆先生的看法与之非常接近。田老师不认为魏晋南北朝是贵族政体,尽管东晋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但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是皇权专制占主导,并且“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一百多年来,论对六朝士族政治的看法,梁启超与田余庆遥相辉映。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重视皇权专制与官僚体制的日本学者中,又发展出了“专制国家论”。他们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这一单线历史观,抹煞了中国历史的很多特点,将西方的历史模式套用在中国身上。同时也批判了京都学派的“三段论”,认为是用西欧史来把握东亚史,从而贬低了东亚独特性,也是一种西欧中心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政治体制无甚变化,这跟东欧、俄罗斯形成很大反差,这一情况,也给了持“专制国家论”的日本学者很大启迪。但他们仍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从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地主不独立于国家政权、租税合一等方面,来探讨中国两千年集权专制的原因。这几年日本学者不大使用“专制国家论”的提法,改 称“国制论”了。我猜测,原因是一些中国学者基于“温情和敬意”,对“中国专制”之说表示不满,日本学者很尊重中国学者的感受,就改称“国制论”了。

      改革开放后,大陆学术界对 Feudalism 意义上的“封建制” 概念是否适合传统中国,出现了很多争议。有学者索性把“封建”称为“百年来的一个误译”。(甚至对“奴隶社会”是否可以用于中国,也有很多质疑。) 在这时候,京都学派的“三段论”启发了不少大陆学者的灵感,他们对“唐宋变革论”有很多讨论。很多中国学者原有一个看法:从经济文化上看,宋代开启了中国史的新时代。这看起来跟“唐宋变革论”有相似处。但柳立言强调,只有认为唐宋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而且这个转型具有“近代化”的意义,才算“唐宋变革论”。中国学者有的这么看,有的只是把唐宋间相关变化说成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现象。

      基于“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期,可以说是“经济史观” 的;京都学派的“三段论”被认为是“文化史观”的。梁启超“两千年一贯制”的那种论点,则具有“制度史观”的意义。当然,梁氏尚没有在政治体制与社会形态之间画等号。但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行政化”的社会,秦汉政府的完善程度已居世界之首,多方超迈罗马帝国,秦始皇就是当时地球上最有势力的人,四千万民众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则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社会形态上所显示的巨大权重,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低估。

      清人赵翼说战国秦汉是“天地间一大变局”,晚清又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但古人很少说唐宋间是天地间一大变局。唐宋间若有一次社会的根本转型,古人怎么没看到,过了一千年才被我们看到呢?宋代写成的《资治通鉴》,仍拿千年以前的史事做治国借鉴,时代好像没怎么变化似的。我们不否认唐宋间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动,但政治体制这个权重,大大降低了其间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古人感觉自己仍处于一个“君—臣—民”结构的社会中。钱穆说:“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这等于说,钱穆也否认制度史上有过“唐宋变革”。

      若从“制度史观”说,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制度进化倒令人 瞩目。首先由分裂到统一,这就是一个决定性变化。一个强大皇权再现于历史舞台之上,又是一个决定性变化。进而中国制度史上树起了三大丰碑: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唐律。这几乎就奠定了中国史后半段的制度基础。还有,唐代的品阶勋爵制度表明,从周代的“爵本位体制”,经秦汉“爵—秩二元体制”,而发展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合体制”了。

      由此反观魏晋南北朝,其时虽有“变态”,但仍有“连续”,有“回归”。虽在政治势力上出现了士族,但士族应视为一种“贵族化官僚”,是官僚的“变态”,兼有“官僚”身份;虽然出现了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但整个体制仍是沿着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路线稳步进化,直到孕育出了隋唐三大制度丰碑;在政治文化上士族引发了玄学思潮,但儒家观念和“官僚政治话语”在王朝政治中仍居主导。我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有“冰层下的潜流:官制和法制的进化”一节,专论此期的各种制度进步;还有“空话不空:官僚政治话语”一节,专论此期的“集权官僚政治话语”,尊君卑臣、选贤任能之类仍是政坛、官场上的正统论调。中国“中世纪”的历史轨迹,确实呈现出了若干曲折,但与西欧中世纪相比,其“断裂”程度并不那么大,有两个因素维系着其间的历史连续性:第一,秦汉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传统;第二,士大夫阶层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二者联袂携手,保证了“连续”,实现了“回归”。西欧的中世纪没有这两样东西。

      十六国北朝的军功贵族,与魏晋南朝的文化士族,构成了这一时期贵族的两大形态。但异族军功贵族与汉族文化士族的历史作用相当不同。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有一个卓越的看法:异族政权下的部落贵族,反而是强化专制的,“贵其所贵,非吾所谓贵,彼以彼之贵族而拥护彼之专制”。例如在元朝,蒙古人最贵,但这个贵族不是汉民族自己的,蒙古贵族是拥护元朝皇帝对汉人的专制的。政治学原理之一,就是贵族如果强大了,皇权就会低落。但这个规律不完全适合征服王朝。如前所述,北朝的军功贵族,实为推动北朝专制官僚体制复兴的主要动力。

      田余庆师的思维方式是“变态—回归”。循此思路,阐述“变态”原因,衡量“变态”幅度,寻找“回归”动力,我想可以成为深化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这个模式,可以丰富对“两千年一贯制”的认知。中国史穿越了魏晋南北朝一段曲折,最终回归于其历史的“中轴线”上来了。

      谭嗣同有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有诗:“百代都行秦政法”。从制度史观看,两千年历史是一个整体,其开端是秦。秦以后两千年,中国人民就一直生活在秦始皇的身影之下。在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中,秦统一的巨大历史意义黯然无光。而对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何怀宏指出了它的一个魅力:紧紧抓住了战国秦汉那场巨大变革。中国史上有三个大转型,第一是夏朝国家诞生,夏商周政权是中国国家的1.0版;第二是战国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之演生,两千年帝制是中国国家的2.0版;第三次便是近代以来的那场巨变,由此,中国国家的3.0版开启了升级换代。我之所以使用1.0版、2.0版、3.0版之词,就是要显示它是同一个事物的连续发展。俄罗斯的沙皇制度实行了近 400 年,而中国的“皇帝”之制从秦帝国到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使用了2200 多年;“五等爵”从周朝到袁世凯的 “中华帝国”,也使用了二十七八个世纪。这样的制度连续性,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李银河有言:“我们最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曾拥有的;最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没有的。”康晓光有言:“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儒家与法家争论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来源。”这都是对几千年中国制度史的巨大惯性的深切感悟。而刚才所述魏晋南北朝史,便是在“两千年一贯制”的背景下展开的,它通过“变态”之后最终还是“回归”的历史轨迹,突显了“历史连续性”,而不是魏晋南北朝的特殊性。

      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著作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8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庆伟、侯旭东、阎步克、张国刚、邓小南、姚大力、刘志伟和杨念群等八位学者,依次对中国大的历史时期与核心王朝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点进行综括性的脉络梳理和问题分析。

      每一时段的解析视角和关注点各不相同,或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或侧重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每位作者对各自领域都有多年的研究积累,本书既呈现了不同作者的研究特色和讲课风格,又贯穿了中国大历史的总体进程和当下历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实为普通读者了解或研读中国史不可多得的高端通识读本。从爵本位到官本位

      官僚等级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方面,秦汉官阶制度和中华帝国早期官僚等级结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课题。以往学界进行了诸多考察,但许多内容乃至轮廓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仍有继续探究的广阔空间。本书作者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某些理论,利用新刊布的简牍资料,追本溯源,在关键点上不断推进本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本书包括三部分内容: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的若干整体思考,提出一系列的理论建构,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对秦汉等级品位结构及其变化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归纳;利用文献和新出史料,对战国秦汉禄秩演进的史实考证,使若干前所未知的暧昧史实,得以浮出水面、公诸于众,并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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