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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前沿】潘维:如何建设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

    发布日期:2020-12-16 04:17 政治论文

      无论是西方理论,还是中国历史传统,都无法全然解释现代中国实践,也不宜直接拿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那么,应如何建设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

      小i分享一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潘维发表在《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的文章:《如何建设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潘维教授深入分析了“中国学派”面临的现实困境,认为食洋不化或孤芳自赏都非正道,最关键的是从现代中国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用动态眼光和创新理论来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

      政治学是做什么的?政治学分析和抽象政治结果的原因。政治学是普遍学问,但政治学理论的“普适性”是有时空相对性的,在不同时空里不断发生创新。没有不断的理论创新,这门学问就“死”了。

      社会科学的知识由理论构成。理论是简约的因果表述,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还包含对这简约因果关系的简要解释。理论不是数据信息。信息数据能多到“爆炸”,但理论很少。理论能“积累”,能在课堂上讲授传承。“据理力争”和“以理服人”的“理”是形而上的,回答“为什么”,阐述重要原因与重要结果的关系。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理论来自实践,但实践并不必然催生理论。社科理论是出色社科工作者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出色的、有生命的理论能指导实践,也是理论积累创新的出发点。理论都是主观的创造,“因”与“果”的概念都是人造的。社科理论的生命不在于“正确”或“错误”,而在对实践“解释力”“指导力”的强弱、大小。

      中国自古就有政治学,而且基础深厚。在传统中国,唯有“为政之道”能称“学问”,所以“学而优则仕”。“为政之道”是套逻辑严谨的因果论,有A则有B,无A则无B。中华本应是政治学理论的沃土。

      无论用什么方法,社科理论就是归纳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结果的原因,政治学理论旨在归纳政治结果的“令人信服”的原因。为什么把“令人信服”打上引号?首先是“信服”一词无可替代地有用;其次是不同时空里不同的“人”在“信服”程度上不同。

      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怎样创建和证明“为政之道”?主要通过记述历史,比较历史上“为政”的成败。中国史家热衷以历史记述去支持或反对某种政治因果判断,故有“以史为鉴”的史家本职。传统中国著名的史家都称得上出色的政治学家。如此,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和完整的国史记述。然而,政治学几乎等同史学,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第一产业时代,没遇到激烈的社会变迁,没遇到已经进入第二产业时代的挑战者。

      习惯使然,中国学界至今也特别看重历史。使用“历史档案”做论据的著述被称为“大学问”。西方社科理论著述,特别是政治学的理论著述,显然不属于历史著作,却在中国被奉为圭皋,是另一个故事。

      在西方,历史学属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那里的史学家受政治观念塑造,不是重要政治观念的塑造者。马克思是杰出的理论家,却不是任何领域的历史专家。“历史唯物论”不是说历史塑造唯物论,而是说唯物论能解释历史。

      过去发生过的,今天还可能发生,但并不必然发生。人的政治实践不是“历史规律”的奴隶。人发明/发现的关于人的“历史规律”都有“历史局限性”。第一产业时代的学人不可能理解第二产业时代的“历史规律”,更不可能预见第三产业时代的“历史规律”。学人们看到新的因果关系,眼界开阔了,也对第一和第二产业时代的“历史规律”有了新认识。换言之,“历史规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学者对人类“未来”的预见很不可靠,否则人类就没“未来”了。努力“预见”未来为的是改变现实,但改变现实的结果恒定出乎预见者的预料。理解历史当然重要。先有因,后有果,现实结果的所有原因都属于过去。然而,直接原因比间接原因重要,新的原因比旧的原因重要,否则何来“理论创新”?

      理解历史当然有助于理解现实。但历史不等于现实。两百年来,世界年年在变,所以有“现代化”。2020年的中国与1950年的中国已有天壤之别,因为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浴血奋战30年推翻旧政权的党不同于执政70年的党,前者入党要冒被杀头的危险,后者入党才有机会在政府效力。用历史替代现实是非历史的。现实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同样误导理论建构。

      政治学中国学派的“中国性”不在“方法”,不在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深厚,西方文明的历史也深厚悠久。历史上出色不等于今天出色,更不等于将来出色。1800年出色的中国,1900年已成世界列强砧板上的鱼肉。由政治制度的差异来解释,还是由生产方式的差异来解释,是政治理论的不同,不来自谁比谁更注重或轻视历史。

      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个被西方文明包围的孤岛。我们的应然选项不是孤芳自赏,不是从根本上、从方法论上排斥西方学问。中外政治文明需要能“对话”。“道”向来不是绝对的,其定义一贯是“谜”。中华尊重远客,重视比较,努力汲取众家之长。中华文明不是“传教文明”而是“学习型文明”。中华传统属于实用型的相对主义,不习惯绝对主义。华夷有别,但华未必高于夷。春秋时的秦楚和不太久远前的蒙满,都曾是“外”。但最华丽的中华世界观是“天下无外”。

      西方学人创造的社会科学理论相当出色,其风靡世界不仅因为西方统治世界,也因为在内容上“令人信服”。

      西方政治学的出色不在于处理政治学的“元”问题,即政权从哪里来,为何有兴衰?17世纪诞生的“社会契约论”至今还神秘到令人争论不休,远不及中国有三千年历史的“民本”论简约、清晰:政权因人民福祉需要而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出色之处,在于解释“民权”崛起后的西方制度安排。

      自18世纪以降,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是下述三段论:实用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分工变迁;社会分工变迁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变迁;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变迁导致政治结果变迁。政治结果指的是政治的行为、机制、制度。如果追问实用技术最初变迁的原因,就得追溯到地理和气候了。在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分别发展出农耕与游牧,即种植和养殖技术。在上述“范式”里,政治结果的原因在政治以外,在技术和社会。也就是生产的方式塑造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上述“范式”里包含了五花八门乃至结论截然相反的理论。对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的判断不同,对政治结果的判断就不同。

      可以从政治经济学里看到不同的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大航海后商业时代降临,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趋于平等和相互依存,所以政权的政治压迫性越来越低,社会趋于和谐。但马克思认为,制造业时代降临,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阶级意识,所以发生空前激烈的政治压迫和阶级斗争。还可以从政治社会学里看到不同的理论。有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政治结果持悲观看法的,比如涂尔干讨论的“自杀”;也有对价值观变迁的政治结果持乐观看法的,比如一度风靡世界的“现代化理论”。

      从“文化”角度看政治结果属于不同的“范式”。全世界的“文化学者”坚守同一范式:不同文化是不同政治结果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还是文化。不承认文化变迁的原因来自文化以外,就属于“文化学者”。美国永远是美国,中国永远是中国,德国永远是德国,日本永远是日本……,这类理论颇有魅力,却游离于“社科理论”与“人文学科”边缘。于是,“政治文化学”常被划入人文类而非社科类。

      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后,全世界的政治学界风靡另类的理论:用政治制度、机制、行为解释政治行为、机制、制度。用政治结果解释政治结果,偏离了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除了文化偏见和实用目的,我想不出其他理由能解释这类社科理论的风行。

      就内容而言,政治结果的原因变成了“四对两分”:“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民社会与政权机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这套理论体系含有清晰的因果逻辑。因为“专制”所以“人治”;因为“人治”所以压抑“结社”;因为压抑“结社”所以“市场不成熟”。于是,就有了“自由民主”国家早晚会淘汰“野蛮落后”国家的“历史规律”。

      “四对两分”占据了中国政治学的主要议程,“转型论”显然在主导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但为什么西方国家无须“转型”,西方国家往哪里“转型”,也是民主化、法治化、结社化、市场化?颠倒“现代化”的逻辑,“上层建筑”就决定“经济基础”。用政治解释政治,断定西方政治模式普世/普适,对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意义,可以削弱非西方国家的内聚力,给分裂、压迫,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提供辩护。由于西方文明的“传教”性质,自认其理论具有“历史规律”性,即普适性、绝对性,信奉这些理论的欠发达国家正在承受沉重压力。对崛起中的中国,西方理论传播造成的思想和政治压力尤为沉重。

      自8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大量进口用政治解释政治的西方理论著述,形成了大学里的标准话语。而今政学两界对这套话语或史观耳熟能详,即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逃出就制度谈制度的制度主义陷阱,即“四对两分”的话题陷阱。求知是人类本能。理论战线的斗争主要通过理论进行,即据理力争,以理服人。

      政策实践和政治纲领不是社科理论。形而上的社科理论拥有清晰的因果机制表述,所以“令人信服”。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领有19世纪欧洲深厚理论的支撑,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今日的又一次纲领性飞跃“以人民为中心”,还有待扎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不断更新的政策实践和政治纲领走在了理论创造的前面,呼唤政治学理论的“中国学派”。做得好,说不好,做得越好“挨骂”越多。苏联奉行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一国取消了私有制和阶级,仅用二十年就把落后的俄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但“第二大”坚持了半个世纪,垮掉了。西方的“四对两分”理论从“制度”上解释了苏联解体,也不断预言中国的类似前景。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学派”?因为西方社科理论有“偏见”。为什么有偏见?因为“西方中心”视角。为什么有西方中心视角?因为西方文明统治或主导了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口,他们自认为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唯一正确、普适。中国视角有没有“偏见”?当然有。为什么?就是因为站在中国立场和视角上看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社科理论都有视角/立场,都有偏见。或许,站在月球或火星上研究人类社会没偏见。

      人文学科以弘扬某种价值观为己任,而社会科学拒绝学者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理论结论。由于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缺乏正当性,社科学者极力隐藏自己作品的价值观。但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所有社科学者有生长生活的政治文化背景,没人能逃脱深层的价值判断桎梏。政治学的实用性特别强,政治学者甚至参与塑造政治议程。政治学理论尤其受视角/立场影响。

      因此,问题不在偏见,而在只有一种偏见居统治地位。所有社科理论都是实用理论,西方社科理论占统治地位有利于西方统治世界,压制了其他社科理论的产生和竞争。

      学派是由形而上的理论构成的。没有独立的理论就谈不上中国学派。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从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找到原因,解释中国的和世界的政治结果。这里可能包含政治学里不同子学科的理论,也包含结论不同的不同理论。但中国的理论从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出发,自成一派,不同于西方视角和立场出发的理论。

      中国理论仅能是“中国化”的西方理论?佛教的中国化是历史事实,但中国的佛教化却不是历史事实。中国政治理论树大根深,根在中华两三千年来极厚重的“为政之道”。中国学派的理论,从因果概念的定义到因果表述本身,独具中国特性。不信“一神教”,就不一定相信有绝对“普适”或“普世”的规律。我们不会声称中国学派的理论“普世”或“普适”。

      中国学派产生的原因决定中国学派的核心内容。以笔者粗陋浅见,政治学里的中国学派或包含下述五大类内容。

      第一,在认识论上,中国学派拒绝西学“两分”概念,强调“三分”。上帝与撒旦式的“两分”弥漫西方理论。西学习惯“两分”,一好、一坏;好原因导致好结果,坏原因导致坏结果。中国学派承认“二生三”,但认为“三生万物”,不承认“二生万物”。从中国视角和立场出发,联邦制与单一制的两分不行,大陆成文法和英美惯例法的两分也不行,因为中国属于两分之外的“三”。找到“三”,在学科基础概念上就是对“两分”的破与立。在中国学派看来,无论三对、四对、八对、十对……,凡是“两分”就缺乏解释力,看到“三”才能看到“万物”,才能解释全世界。在学科最深层的价值层面上,西学认为,分是好,不分是坏。中国学问认为,分是坏,合是好;但好坏不仅相对,而且必然共存;分与合有主有从的和谐共存更好,如“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因此,“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换言之,中国学问习惯相对主义,不习惯绝对主义。从自然科学角度看,相对主义比绝对主义“科学”。

      第二,中国学派从根本上质疑西学政治理论结论。人类的进步主要由群体内部的贫富贵贱划分及彼此的对抗决定,还是主要由群体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及群体间的生存竞争决定?从部落聚合为城邦,从城邦聚合为国家,从中小国聚合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展示了独特答案: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结果塑造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又决定社会公共生活方式的结果,即政治结果。中国抵抗新冠病毒之“役”的结果显示:无论哪个国家,与上下同心和贫富联手的14亿人之国为敌,毫无胜算。从中华大一统视角和立场出发,社会史主要是一部为“聚合”而奋斗的历史,不由内斗驱动,而主要由平抑内斗的成就驱动。上述认识涉及社会科学的基础认知,却不同于任何西方理论。

      第三,就“人民”分与不分、“政权”分与不分、“政党”分与不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与西方自古以来证明各种“分”是优势文明的理论极为不同。西方认为人民是分的,所以政权要分权,政党要多个相互竞争。然而,三千年来的“中国故事”是维护和恢复“大一统”的故事。大一统以“有容”的“同心圆”为前提。一方面是对不同的“有容”,有容乃“大”。另一方面因有“圆心/核心”才有同心圆式的“一统”。这圆心/核心就是政治理念一致、组织系统单一的治国理政集团。“大一统”给辽阔国土上最大的人类群体带来和平与繁荣。或者说,最大的人类群体及其和平与繁荣来自“大一统”。尽管我们理解“分”的历史文化条件,也理解“分”带来激烈竞争和创造发明的优势。但中国重视“合”的视角和立场,并在实践上给言论和结社自由划定不得伤害“大一统”的底线,并不乏“令人信服”的道理。

      第四,中国学派拒绝“四对两分”,拒绝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被“民主化、法治化、结社化、市场化”驱动。中国学派特别注意汲取18世纪兴起的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特殊的技术导致特殊的社会分工;特殊的社会分工导致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这样,中国学派避免陷入“制度决定论”陷阱,拒绝歧视其他政治体制。

      因此,我们承认人类各群体的社会公共生活有很大差异,承认群体之间存在兴衰绝续的竞争,却不承认竞争结果源于“优等/劣等”政治体制。因此,我们有不以政治体制画线的“一带一路”蓝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扁平、松散、平等的传统社会特别适应农耕业,却难以适应组织化的制造业及热兵器时代的军队,但也有可能成为无形产品生产的优势基因。换言之,由于相对主义的习惯,我们不认同绝对主义式的“政治真理”或“普遍规律”,更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大搞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中国学派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如此,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拥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也是必然。没有“美美与共”就没有“大同”世界。

      第五,中国学派还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一些独特的重要实践,不让西方理论专享对中国重大事务的解释权。中国拒绝宗教在政治生活里发挥显著作用,并对近代以来西方学人建构的各种意识形态或“主义”持独有的看法。世上大多数人信仰成系统的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但中国人也是世界人口显著的组成部分,不解释中国就谈不上解释世界。中国拒绝宗教在政治生活里发挥显著作用,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批判了宗教,而是自“大一统”以来中华文明就拒绝为宗教信仰或“来世”打仗,禁止为教派分立而牺牲。中国人世俗,不大相信永恒的“来世”。但中国人并不短视,经常做长达几十年的规划,惯于为保障子孙后代的福祉做牺牲。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用社会利益对抗和取代资本利益的“主义”,而是为“大一统”内全体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扶老携幼、守望相助,过日子、过今生今世不断改善的好日子。“过日子”是现世的,不是为了完善“民主、法治、结社、市场”之类完美的“来世自由”。

      近30年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治学界乃至世界华人政治学界已有不少人鼓吹构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笔者曾在海内外多次亲历这类研讨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呼吁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由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中国学派的深层困境在于,中国独有的理论逻辑能否建构在西方理论的概念上?缺乏中国的概念就很难建立起中国学派的逻辑体系。使用“天赋”的“人权”概念,理论的逻辑结论几乎已被注定。若用“民权”概念,情况会好些。同样,“主权”概念的来源是“天主”,其含义里有厚重的西方文化价值背景。

      然而,中国学派也有个天然优势:所有象形字都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从字母文字翻译为象形字那一刻起,西学概念就难免带有中国含义。我们貌似接受西人讲的“法治”,但“法律”与“law”这两个词承载了很不同的历史文化,西文的“law”是神圣的/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中国的“法治”与“rule of law”有很大的内涵差异。我们貌似接受西人讲的“民主”,但《尚书》里的“民主”与“democracy”承载了很不同的历史文化。如果用延续三千年至今的中国概念,“社会主义”译成“小康”、“”译为“大同”,那就未必是“中国化”的西方理论了。

      而今,建设中国学派的口号文章汗牛充栋。喊口号易,理论建构难。中国政学两界在西学理论崇拜里浸染了至少一个世纪,不少人至今尚不理解建设中国学派的含义与意义。中国学派是中国的学派,不是自建教派、自封教主的学术宗派活动。

      在互联网和民智大开的时代,“强词夺理”与“令人信服”没关系。欲吸引学子,改革“思政课程”或“课程思政”,关键在理论创新、在创建中国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述就摆在世界所有大学的图书馆里,他们的核心思想举世皆知。21世纪中国与世界实践的范畴远远超出了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和20世纪初期列宁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中国章程》规定了党的最新行动指南,即“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的“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美国发起世界范围的美中对峙之际,若我们坚持认为美中对峙是“制度之争、主义之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之争,就陷入了“四对两分”陷阱,陷入“蓬佩奥陷阱”。那种无可妥协的制度对抗,既不利于构筑国际统一战线,也不利于凝聚国内共识。“制度劣势”或许能解释西方的衰落,却怎么解释西方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还有中国在冷战后半期的立场以及中美间漫长的“蜜月期”,能用制度/主义之争来解释?

      理论创造力不是国人的智力问题,在自然科学上国人显然与西人有同等的理论能力。不相信中国学人可以构建形而上的政治因果论,理论就不会出现,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博士论文就会被“准历史学家”们枪毙。社科博士论文的关键标准是提出和证明新颖的重要因果关系。世上不存在没人质疑的社科因果论。以无人质疑为标准,即便马克思也拿不到社科博士学位。

      学界有中国学人间的“文人相轻”,却重视那些仅在完善西方理论的、哪怕是很幼稚的西洋作品,也重视那些把各种西洋理论硬捏在一起或做小修小补的“准西洋”作品。先有AB后有AB间的关系,还是先有AB间的关系后有AB?这种“鸡在先还是蛋在先”的议论足够“西哲”,却并不解释近代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就对创建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没什么意义。

      西方政治著述里的因果关系也能被轻易质疑,也“证据不足”,却被我国社科教授们追捧。对中文作品的歧视来自英文崇拜,对华洋社科作品明显的“双标”来自百年来形成的自我歧视习惯,更来自“四对两分”的价值判断渗入了我国学界的骨髓。我国不少学者本能地抗拒新颖的因果论,称其“论据不足”,迫使社科学子们写准历史学论文。培养“社会科学家”难,培养“准历史学家”容易。

      如同各种西方理论,理论的整体厚度并非来自一两个出色的理论家,而来自其背景文明的厚度。世界的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里应该出现、也必然会出现中国学派。显著的中国学派大概最早会出现在政治学里。毕竟,“为政之道”曾是中华历史上唯一重要的学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伟大文明,中国“食洋”的时代该结束了,无意以及故意“食洋不化”的时代该结束了。克服眼下的困难,博采众家之长,就重大政治现象提出新颖的因果论,建立中国学派的理论,是21世纪新时代中国与新世界的召唤,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使命,更是我国政治学界的当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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