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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如何研究拉美政治?

    发布日期:2020-12-14 23:17 政治论文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在国际学界中颇具代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冷战背景下,出于美国的战略需求,拉美政治研究与现实政治发展密切联系。拉美政治研究的核心争论在于普遍主义范式与相对主义范式的平衡,即拉美国家应追随和复制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还是应打破“依附论”观点指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保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冷战结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表明单一范式效度的有限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政治研究要回答如何处理拉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尽管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存在价值立场和历史视角的偏见,但其研究经验仍值得借鉴。■ 智利圣地亚哥Torre Costanera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崛起浪潮的一个分支,拉美研究在美国的兴起与现实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1959年古巴革命后,拉美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提升,拉美研究在此背景下快速发展。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主要致力于解释拉美政治发展的动力(比如民主化、民主巩固)、政治制度变迁(比如联邦主义、总统制)、政治行为体角色(比如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及其对公共政策制定,尤其是社会经经济政策的影响。梳理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是观察美国拉美研究范式演变的一个角度,也是反思拉美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面临的瓶颈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以期能够对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做出审慎展望。

      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议题和方法论指标区分,20世纪以来的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相对主义范式下的依附理论和全球主义范式下的多元理论。

      普遍主义范式主导下的拉美政治研究的核心关切在现代化进程。拉美地区在发展问题上长期受到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和单线发展模式的影响,呈现出普遍主义的范式景观。这一景观的核心特点是关于社会单向演进的共识,即以发达国家工业化成果为蓝本,重视检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模式,认为导致拉美发展滞后的主要根源在于拉美国家的“内部障碍”,拉美国家应积极对内改造并全面追随单线的现代化道路。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的重要假设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果经验完成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存在的仅是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不存在本质上的道路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普遍主义研究范式开始受到挑战,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拉美早期工业化的成果本应有力推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民主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可观察的实践经验呈现出有违理论设想的趋势,即更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更保守的威权政治。

      以依附论为代表的理论成果标志着对拉美的研究朝着相对主义的范式景观发展,其核心关切在于欠发达问题。依附论认为,导致拉美国家落后的根源不是来自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国内障碍”,而是来自拉美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后承受的不合理国际分工和不平等国际交换。在依附论看来,当拉美国家照搬欧美现代化道路,“中心”国家不成比例地获得经济利润,是导致“边缘”国家有限发展或欠发达的一个根源,结果上表现为拉美国家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和结构性的威权政治传统巩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现实经验是依附论理论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助力拉美国家摆脱发展困境,反而使其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

      全球主义范式下的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显示出对单一范式有限性的超越。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学术争鸣,美国的拉美研究呈现出全球主义关照下的多元研究景观。尤其是拉美政治经历了世纪初的“粉色浪潮”后,美国学界围绕拉美研究的前进方向展开激烈讨论,反思区域研究分别关注相互独立的各个单元,而忽视更大的全球和跨区域过程对单个国家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区域研究的全球路径提供了理解拉美区域的大规模过程,比如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跨文化贸易、生物交换、技术转移、观念拓展,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等议题。

      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在成果上的突出表现在于其理论贡献,以拉美现实政治经验为对象的研究丰富了对宏大理论的检验和批判。然而受到美国霸权立场的决定性影响,国际拉美研究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对拉美的研究,美国学界及政策界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短期内未见衰退可能。美国的拉美研究难以避免的存在价值立场偏见和历史视角偏差。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奠基人之一、哥伦比亚社会学家奥兰多·法斯·波尔达(Orlando Fals-Borda)在一次题为《北美拉美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演讲中,着重指出美国的学术偏见对拉美研究发展的辩证影响。直到今天,拉美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跨地区的研究领域,仍面临同样的南北不平衡局面。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中显现的误区首先是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念,其次是对拉美国别历史中的特殊性缺乏重视、从而对现实发展形成误判,进而导致未能充分地在全球化语境下考察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重视外来因素及拉美区域间合作对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尽管如此,对中国拉美研究的启示表现在一方面,作为拉美研究的后来者,中国的拉美研究需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国际拉美学界的主流学术社群,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尤其是开展与已有拉美理论的对话交流,在交流中缩小与国际学界的差距,提升拉美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拉美研究也要精准定位,与国际拉美学界保持一定距离,客观中立地看待拉美地区的社会现象,努力摆脱其他拉美研究主流理论的束缚,积极构建自成一家的拉美研究。具体来说,可能需要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在研究范式上,拉美政治研究要平衡特殊主义视角和普遍主义视角的关系,推进中道研究

      普遍主义视角和特殊主义视角的论争,是拉美地区国别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学术现象。就拉美政治研究来说,核心是要回答拉美政治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拉美例外论”的话)。拉美研究要平衡普遍主义视角和特殊主义视角,努力走中道研究之路,重视吸取国家之长,融会贯通。首先,拉美研究有一个国别视角的问题,国别视角本身就是特殊的,拉美研究的他国视角意味着更多会聚焦他国学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他国与拉美国家的比较研究、双边关系研究,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和作为研究等,在这些议题区域研究毫无疑问将做出重要贡献;其次,拉美研究也不能忽视普遍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在对于理解拉美历史和文明基础具有重要价值的领域,比如印第安人的组织历史和政治文化、拉美社会中存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等。区域与国别研究原本就是以“他者”研究为支柱的,对“他者”认知的关键在于真正洞悉拉美国家的普遍逻辑与特殊文化,故而平衡普遍主义的研究和特殊主义的研究,对推进拉美研究的发展尤为重要,有助于形成“不一样的拉美研究”。

      (二)在研究选题上,拉美政治研究要平衡拉美学理研究与拉美政策,重视加强有理论使命的政策研究和有实践感的学理研究

      任何研究都是受到现实需要推动的,美国拉美研究的崛起最初也是服务于冷战的美国战略需求,古巴革命的胜利更是直接刺激了美国拉美研究的兴起。时下,拉美研究一方面表现出“资政”或“资商”的目的,无论是推进双边合作,还是深化国际发展,都迫切要求加强有拉美实践研究。若干拉美研究中心及相关智库的兴起,贡献了大量研究课题和研究报告,构建起了围绕某一政策的多学科领域专家合作共进的网络,在对话中推进拉美研究的发展,这些努力对服务政策制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此同时,拉美研究应当加强学理研究,任何学科的学理研究都有价值,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历史、文学、语言和文化等人文学科。学理研究意味着提供一些经得起学术检验和历史检验的研究发现。在加强学理研究中,既要鼓励各个学科推进学科内的拉美研究,又要鼓励拉美研究的跨学科对话,推动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发展。地区研究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想试验田,拉美研究应在跨学科合作的趋势之中开拓新的空间。区域研究离开了学科支撑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除非建立起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拉美区域研究机制,否则将不利于拉美研究的长足发展。相比单独建立系所的形式,从事拉美学理研究的学者更应该回落到基础学科的院系,通过融入基础学科的母系来推动拉美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拉美研究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并不排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也不特别尊崇某一类研究方法,目标是推进针对区域与国别的学理研究。拉美研究在方法上应当平衡描述性研究的利弊:一方面,对于地区研究尤其是国别研究,打破语言壁垒而开展的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过于偏重描述性研究、形势报告和政策评论,则缺乏有深度的学理贡献。解释性研究是一种依靠已有理论工具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研究,它要么证实已有理论的正确,要么证伪已有理论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无论是描述性研究,还是解释性研究,都属于学理研究,都对方法论有着很高的要求。描述性研究对档案资料、信息情报和田野调查等有着很高的要求,而在解释性研究中,定量模型、回归分析、R语言等一些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广泛运用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在拉美研究中得到加强。

      在拉美学界,对拉美研究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粗略归类,拉美地区的学者倾向于偏重对拉美特性的内向研究,强调理解拉美地区的语言、文化、历史、族群等文化特性的“拉美研究”(Latin America Studies),是一个旨在从更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拉美美洲的跨学科领域。而其他国家的拉美研究则更多体现为一种“对拉美的研究”(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较易倾向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有策论意义的综合研究,核心是为本国如何同拉美国家处理关系提供战略参考。其实,两种类型的拉美研究各有其合理之处,拉美研究要注意平衡“拉美研究”和“对拉美的研究”两条路径,在全面深化拉美研究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同时,为推进中拉关系发展提供学术助力。

      “对拉美的研究”首先意味着对拉美各国进行翔实深入的国别研究/比较国别研究,只有对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分别有深入研究,对拉美地区各国之间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拉美地区的文化特质。“拉美研究”路径要求推进拉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地区研究。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加强对拉美内部国别研究和比较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加强拉美研究与北美研究、亚洲研究、中东研究、欧亚研究、和非洲研究之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拉美地区背后的普遍规律和地区特色的理解。此外,欧洲的拉美研究、东亚的拉美研究,以及世界各地的拉美研究也在迅速崛起,拉美研究朝着美国的拉美研究与非美国的拉美研究日益平衡的方向发展。

      总之,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带来的启示中,最需要警惕的误区是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念,其次是对拉美国别历史中的特殊性缺乏重视、从而对现实发展形成误判,最后是应当充分在全球化语境下考察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重视外来因素及拉美区域间合作对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这是拉美研究值得汲取的教训。

      本文原题“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兴起、进展与镜鉴”,本文全文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这里是其缩写版。

      史艳,北外西葡语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北外西班牙语本科,主要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拉美政治方向,主要研究话题为拉美国家民主化以来的政治变化。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等研究。出版《全球和平的中国方案》(2019)、《非传统外交导论》(2015)等各类著作20余部,在CSSCI、北大核心期刊发表《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表层与深层分析》、《“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等论文110余篇,注重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进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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