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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哲学的感觉如何?——万百安教授采访记

    发布日期:2020-11-01 20:16 政治论文

      美国瓦萨学院詹姆斯·门罗·泰勒哲学讲座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讲座教授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在这次采访中详细谈及他的家世,他自己如何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布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谈及古尔曼报告;谈及他的父母对他决定去攻读哲学硕士学位是什么反应,谈到他去斯坦福大学在倪德卫门下攻读哲学,却发现他并不是在研究哲学;语言的哲学,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和哲学的语言的区别;1991年的就业市场,康德对哲学史的种族主义修改,他的第一份临时工作,碰到骗子,失业,到瓦萨学院工作;如何提高教学评价,在R1类大学的教学挑战,用打扑克赢的的钱支付账单的经历,谈及扑克和自制力薄弱,东亚哲学教给了西方哲学什么,儒家的家庭观念,佛教的形而上学,美德欲望,物理主义的缺陷有什么错,谈到了他因政治文章而遭受威胁的言论,哲学如何影响他的生活,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公共课,为何哲学没有消亡,尝试将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儒家、道家和华严宗综合起来,并说到了《1984》、《卡萨布兰卡》、《房间》、《瑞克和莫蒂》等他喜欢的影视文学作品和他的最后一餐饭……

      “范诺登”这个名字意思是“来自纳尔登”,是现在荷兰的一个城市。在美国,姓范诺登的人大多都是彼得瑞斯·卡斯帕斯岑·马比尔·范诺登(Pieterese Casparszen Mabille van Naarden)的后代,这位先祖在17世纪末来到了当时的新阿姆斯特丹(现在的纽约市)。大概过了一个世纪,他的一个后裔约翰·范诺登(1732-1810)成了革命军的一名列兵,但弟弟加布里埃尔·诺尔斯·范诺登(1737-1810)却是保皇派,而加布里埃尔的儿子约翰(以他叔叔的名字命名)是保皇派新泽西步兵部队的军官。这一切必会使家庭聚餐变得尴尬!后来,加布里埃尔和约翰跟很多保皇派一样在战后逃离美国,前往新斯科舍省。约翰后来移居去了百慕大并且担任圣乔治市市长多年,在那里可能还找到他的纪念碑。

      约翰·范诺登的孙子圣卢克·范诺登(1787-1855)大概在英国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纳前后搬到新奥尔良,后来他又搬到了密西西比州。此时留在美国的范诺登家族分成了北方和南方两支,范诺登家族的北部分支声名显赫,家业也蒸蒸日上,家族中尤其有三兄弟很出名。1859年,托马斯·兰登·范诺登(1837-1895)在纽约市大学(现在的纽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南北战争期时,他在联邦军中担任外科医生。在战争结束后,他和妻子去波斯做了传教士,在那里生活至去世。

      托马斯的兄弟华纳·范诺登(1841-1914)在战争期间变得十分富有(我猜想是通过投机倒把发了战争财),并创建了范诺登信托公司。华纳用他新获的财富翻新了一栋房子,也就是“范诺登家族公馆”。它至今仍然存在(虽然不再归家族成员所有)2007年,它最后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华纳也有引人注目的后代。他的儿子华纳·蒙田·范诺登是偏见的早期反对者,曾写了《纽约华人名人录》来展示美籍华裔的成就。他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业余爱好者,曾去中国并靠进口中国茶叶赚了很多钱。他曾以最高的价格买了一只冠军法国斗牛犬,还从非洲进口一种斑马,想把它驯养成家畜。

      华纳·蒙田的妹妹艾玛·范诺登(1871-1906)同样也是位意志坚定的人。作为首次进入上流社会的富家少女,家人都期望她生活安逸并且嫁给门当户对的男人,但她却做出加入救世军这种常人眼中的身败名裂之举,以至于《纽约时报》的社会专栏也报道了此事。救世军的官员为她辩解,范诺登小姐不过是善良的年轻姑娘,但她和她们一样都参与了救世军,虽然其他姑娘没有她那样幸运,有慈爱的父母、大把的财富和成群朋友。从那以后,艾玛·范诺登就一直为救世军做慈善工作。

      第三个兄弟是查尔斯·范诺登牧师(1843-1913),他是汉密尔顿学院致告别辞的优秀学生代表,并被选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他还在汉密尔顿学院攻读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在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后来被纽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他后来成为公理会牧师,也做了爱玛拉学院校长,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耶稣:一幅未完成的画像》。他还写了短篇小说《纪律案例》(1896),小说内容显然是基于他在爱玛拉学院担任校长的经历。查尔斯和第一任妻子有三个儿子,妻子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个比他小30岁的女人,并与她生了两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琳达·范诺登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博士学位。琳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超过25年,却在退休前不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她的书《孔雀的黑脚:从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黑色颜色概念》在她死后出版。

      而范诺登家族南方支部的名人并不多。族中有个人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但有传闻说,这只是过去对“偷马贼被绞死”的常见委婉说法。约翰·韦斯利·范诺登(1842-1918)在南北战争期间是密西西比南部联盟军第33步兵团的一名列兵。战后他得到一笔抚恤金,用以补偿他在服役期间所受的伤痛(疝气)。

      约翰·韦斯利的孙子,查尔斯·达尔文·范诺登(1910-2002),是这个家族南部分支中第一个获得学士和研究生学位(美国西北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的人。二战时,他是海军军官,一度在关岛管理航运,当时那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港。战后他成了会计师,后在生产特种钢的肯纳公司当企业秘书。他的妻子海伦·范诺登(1917-1994)的父母是波兰人,她在开始上小学之前只会说波兰语,但她成年后说话没有丝毫波兰口音。她遇到查理斯时在做速记员,当时查理斯正在审计她工作的公司。海伦有很多朋友,并且以自身美丽的容貌、活泼的性格和过人的才智而出名。他们死后,骨灰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查尔斯和海伦有五个孩子,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家族史中有很多有趣的奇闻轶事,但我认为这段历史也展现了我的家族的重要事情,即使在同一年代也会有最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传统者。我的新书就是《回归哲学》就是献给家族里第一位汉学家华纳·蒙田·范诺登和第一位哲学家查尔斯·范诺登的。华纳·蒙田·范诺登和他的妻子在纽约市黑麦镇驯养从非洲进口的斑马

      我出生在拉特罗布,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靠近匹兹堡的小镇。我出生的时候,当地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大约有12000人(现在降至大约8000人。)拉特罗布当地99%的人是白人,而且大约99%的人是基督徒。过去三年里我住在新加坡,一个拥有560万人口的东南亚城市国家。新加坡有76%的人口是华人,15%是马来人,7%是印度人,还有2%的其他种族,这个国家的人主要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我想我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我在很多方面都有典型的美国小镇经历。过去少有犯罪,而且大多数人都很好。我也知道很多人都有枪。每年秋天,学校广播系统都会发布一则反讽的公告来提醒老师们,家长们写的“猎鹿季第一天”不能作为旷课的正当理由。虽然我从来不打猎,但我有一张五岁时拿着邻居的步枪和鹿尸摆拍的照片。问:您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呢?

      我一直明白父母很爱我,他们总是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父亲是我们镇的共和党主席,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此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输给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共和党人,因此我想我已经准备好成为保守派的一员。我喜欢保守派明星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主持的脱口秀《火线》,我还满怀钦佩地拜读过诺贝尔奖得主、自由放任经济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作品。我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并且非常虔诚。我的政治意识产生于卡特政府时期,对于进步派来说那不是特别鼓舞人心的时刻。这一切与我的天性有关,如孔子所说,慎终追远,我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你越了解他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党派的每一次总统任期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也会了解到他们如何抛弃了共和党过去的所有主张。(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主政时就短暂地回到早期敢于承担责任的保守派风格。)

      我小时候比较自负,所以决定读一本关于哲学的书。我那时只是想滔滔不绝地说一些哲学术语。我去了商场的书店找到了詹姆斯·科雷·费布尔曼(James K. Feibleman)的《理解哲学》。这本书的封底是这样写的:“也许有一天詹姆斯·科雷·费布尔曼醒来会发现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接受了它的字面意思,买了这本书。如今我读过大卫·刘易斯的书后,了解到书里有着可能存在的多个世界,在这些世界里詹姆斯·科雷·费布尔是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我只能假设这些世界里的所有其他哲学家都已死去了,因为那不是一本好书。读完这本书,我的结论是哲学就是一派胡言。

      我高中参加过全国辩论联盟(现在是全国演讲和辩论协会)校际比赛。我天生是个喜欢表演的人,擅长辩论,我也喜欢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四处晃悠。我在即兴演讲中得过宾夕法尼亚州即兴演讲项目的冠军)并且参加过两次全国锦标赛,由于那时政府对于兵役登记问题重新制定了草案,(这就成了当时的热门辩题)虽然只是登记,不是征兵,却已引发了激烈讨论,比如是否应该征兵,女性是否也应该被征召,被征召后是否有义务去。接着我意识到自己脑中没有任何知识体系供我思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我于是开始读哲学,这些问题对我很重要,这一次阅读也变得有趣起来。所以我总是试图向学生传达为什么我们学习的问题对他们的生活很重要,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这些抽象理论的兴趣。

      影响我最终职业选择的另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在美国掀起的“中国热”。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中美关系正常化,1976年主席去世,中国在的领导下实行自由化和开放政策。另外,1973年李小龙的电影《猛龙过江》在美国掀起了功夫热潮。我后来学习了合气道、拳击和巴西柔术,但没有学习功夫)我渐渐变得有些“亲华”,甚至自学了一点中文:门口有人。但在我生活中从来没有机会真正使用过这句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跟我不同的大学),并且现在也在教哲学。虽然我们断了联系,但从脸书上看,他有美满的家庭,发表诗作,还获了奖。

      可我高中时的另外三个老朋友过得就没那么好了。一个在加勒比海开设了一所营利性医学院,但由于受到“环境不安全”和“尸体处理不当”的投诉而被迫关闭。另一位朋友成了一名私人侦探,后来因“帮助“客户处理儿童监护权纠纷而因绑架罪被捕。第三位朋友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这个学校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哲学系,我很荣幸能够师从一些杰出学者如希腊哲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卡恩以及已故的詹姆斯·罗斯——形而上学者和世俗天主教神学家。我清楚自己想主修哲学,我最初的计划是去法学院,目标是做公共服务,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在哲学方面有特殊天赋,而且对哲学史特别感兴趣,所以决定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计划当教授。

      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哲学问题彼此相互联系,这一直吸引着我。例如,柏拉图的存在层次理论引出的伦理学就与伊壁鸠鲁学原子论引出的完全不同。我开始着迷于逻辑实证主义(它会迫使你在伦理学上进入某种道德上的反现实主义),但后来我很快意识到证据和理性的概念太过微妙,无法按照实证主义者希望的方式形式化。我也读了奎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在认识论的基础上,物理对象和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不同。这两种实体都只是我们概念上的文化假设。我也读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为理性的标准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提供了历史例证,也说明了我们不能脱离现有观念来感知世界。这使我一度被认知相对主义所诱惑,但我逐渐认识到柏拉图是完全反对这个观点的。(在《泰提特斯篇》中):认知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就是一种虚伪主义,声称世界只有一个客观方式,但世界又不存在任何一个客观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被黑格尔和章学诚等人的观点所吸引,他们将理性历史化,但并未简化为相对主义,即夜晚的牛都是黑色的观点。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选课时经历了很多周折,最后在我的课程表上有两处空缺。事实证明,第一年的强化普通话相当于两门课,之所以上这门课是因为我之前对中国很感兴趣,心血来潮地学了这门课。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东亚语言和文明方面的师资力量很强,我曾有幸跟随内森·西文(Nathan Sivin)学习文言文,跟随维克多·梅尔(Victor Mair)学习三级普通话。

      我同时学习哲学和中文,所以我十分好奇中国哲学。但一位哲学教授告诉我,没有所谓的中国哲学。老实讲,那时我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当时要想了解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找到的中国哲学的第二本书就是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的《从孔夫子到的中国思想》。顾立雅把墨子的哲学描述为“开明的利己主义”,甚至当我还是本科生时,就知道这是伦理利己主义和结果论的融合。然而,我读到的那一点点内容也告诉我,至少中国哲学是存在的。我甚至有些天真地觉得,能做教授中国哲学的工作应该很容易,因为搞这行的人少。于是我去图书馆找到了《古尔曼报告》(现已不存在的研究生课程指南)。我查阅了排名前十的哲学研究生课程,看看有没有教授中国哲学的。当时只有两所大学:密歇根大学(孟旦(Donald Munro)所在的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所在的大学)。我被这两所大学都录取了,最后去了斯坦福大学。

      我想我的家人对我以哲学为职业的决定感到很矛盾。父亲曾伤感地感慨,“如果我的其他孩子说他们想学哲学,我会说,‘别用我的钱!’”但我认为他对我的选择还是感到高兴。父亲曾经说,如果他能在生活中做点什么的话,他会做一名英语教授。我问他为什么没去读英语博士而读了工商管理学硕士。他说他不知道,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他认为博士是为那些天生富有的人准备的,而不是像他这样的人。

      倪德卫的职业生涯很有趣,这在今天是无法复制的(这点很遗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希腊语和拉丁语。他被选中并派去学习日语,成为了一名电码译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哈佛大学,但他把专业改为了中文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然后他去了斯坦福大学,一生在这所大学做学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是一部关于章学诚的思想传记,由于章学诚认为历史是非线性发展的,因此与黑格尔进行了比较;与维科(Vico)作比较则是因为他的历史诠释学。

      倪德卫与哲学教授帕特里克·苏佩斯(Patrick Suppes)成为了朋友。有一天苏佩斯桌子上的一本书引起了倪德卫的注意,他借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20世纪著名哲学家之一奎因的《逻辑方法》。倪德卫对此书的内容十分着迷,以至于请求在哲学系教授形式逻辑。在目前专业化学术环境下,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苏佩斯同意了,倪德卫与斯坦福哲学系的合作由此开始。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曾是奎因的学生,也是20世纪另一位开创性的哲学家,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倪德卫成为戴维森的对话人之一。戴维森最有影响力的一些作品是关于意志薄弱的问题,或者说是对无自制力的研究。这是关于“知而不行如何可能”的问题。一些西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甚至否认意志薄弱是可能的,但其他一些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提供了道德知识和动机之间的微妙关系并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倪德卫意识到中国哲学家们也曾为同样的问题绞尽脑汁。著名的程朱理学家朱熹(1130-1200)认为信仰是程度问题,某种程度而言,一个知识浅薄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但他就是不去做(知而不行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文公文集·答程正思》)。“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答郭希吕》)。“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熹《朱子语类》卷十1653四)。对朱熹最尖锐的批评者是王阳明(1472-1529),他的学说“知行合一”就是反对“意志力薄弱”的观点。

      事实上,我来到斯坦福大学时,倪德卫就不再积极地研究中国哲学了。相反,他是在探寻中国古代史学的崇高理想:周朝的建立日期。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圣君战胜了暴君,也标志着孔子、老子和其他中国古典哲学家生活王朝的开始。传统的建国日期是公元前1122年。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确信这个日期并不准确,但正确的日期又无从得知。

      然而,倪德卫和他的一些学生(包括那些在汉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学生,如班大卫(David Pankenier)和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提出了一种理论(实际上是一套相互竞争的理论),为大致的日期提供了证据。有关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文献,即周朝立国是在两颗行星相遇后的若干年。由于行星相遇是有确切日期的即公元前1059年,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利用历史文献为周朝征服提供同样精确的日期。但也由于古代历法的一些惯例和可能的抄写错误,这些事情可能是捏造的。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也可以确定周朝的建立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至1040年。?

      这个成果对中国史学来有着革命性意义,但我失望地发现,现在在斯坦福研究古代中国哲学的学者只对考古天文学和语言学感兴趣。我那时也对斯坦福哲学系狭隘的研究范围很失望。大学课程非常具有分析性,虽然我尊重这种思辨传统,但它相当霸道。必修课包括语言哲学——一门基本上更接近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课程,如果你对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和伦理学感兴趣的话(你猜对了),这门高级逻辑课程会很有用。甚至伦理学也常常似乎是通过语言哲学来分析的。一位斯坦福大学伦理学的教授曾热心地解释,如果你把“坏”定义为“不好”,在规范伦理学时就可以减少原始术语的数量。有个特邀演讲者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提供了一种真值函数逻辑来规范伦理学,在他的逻辑系统里,如果“你应该帮助老人过马路”,然后从这个逻辑上可得出结论,你应该帮助老人过马路或杀了他们。而这类毫无意义的逻辑形式游戏剥夺了伦理的内在价值。

      后面的事让我更失望。我去了斯坦福以后发现倪德卫马上就要退休,他只会再开一次中国哲学高级研讨会,时间却和所有哲学博士生必修的一门核心课程冲突。我不得不承认,因为哲学道路上受挫,我开始变得有点叛逆。例如,我在网上发布了(是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恶搞视频,其中柏拉图接受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成员的采访,成员包括一位名叫约翰(John)的研究语言哲学的哲学家,第二个哲学家约翰,研究语言和哲学的关系,第三个哲学家是乔恩(Jon),研究哲学语言,和研究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达格芬(Dagfinn)。(当时,斯坦福大学有两个人叫约翰都研究语言哲学,一个叫乔恩,研究语言哲学,还有一个叫达格芬,进行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语言研究。)在我的恶搞采访视频中,斯坦福的哲学家们不明白柏拉图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位失望地感叹:“你所做的似乎与语言哲学毫无关系!”我还在我们系的黑板上写过,谁关心《威弗利》的作者是谁?!(这里引用了伯特兰·罗素的理论明确描述中的著名例子)。唉,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想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混毕业的。

      我认真考虑过放弃博士学位,但很幸运,倪德卫的学生艾文贺(Philip J.Ivanhoe)接替了他的职务,他当时正在攻读宗教研究的博士学位。艾文贺庇佑了我的学途,并教会我所有阅读文言文和中国评述传统所需的知识。他现在在乔治敦大学教授东亚语言和文化,他的《儒家道德修养》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著名的宗教研究系教授李耶利(Lee H. Yearley)也“收养”了我。他使我更深刻地理解托马斯传统,也促使我不再停留于浅显的文本阅读。他的《孟子与阿奎那:美德论与勇敢概念》对儒家伦理道德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老实说,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喝酒,他们大多是哲学专业研究生。利特的《我的头号敌人》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研究生生活的写照。

      我的论文广泛地研究了儒家哲学家孟子的哲学心理。我其实觉得写得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因为论文写得太差而被拒绝授予博士学位。总之,我认为博士生要记住,你的论文不一定要写得多有才华,它只需要你显示出真正的能力。我想我也只是勉强过关吧。也许。

      1991年,我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进入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学界最糟糕的就业市场。我就参加了几次面试,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面试时,招聘的人告诉我,如果我来参加校园面试就得睡在他们的沙发上,因为他们没钱住酒店,连他自己住的地方也没有客厅。

      另外,我还没有意识到,即使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想要得到教授中国哲学的职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个天真的想法,我所要做的就是向人们解释中国哲学家的观点,让他们看到它的价值并将其列入学校课程。哈!正如我在最新出版的书《回归哲学:多元文化宣言》中所解释的:第一批接触到中国哲学的欧洲人立即意识到中国哲学是真正而深刻的哲学,包括耶稣会士翻译孔子的语录将书名取为《孔子:中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起中国的伦理道德比西方的美德伦理更有价值这点,他总能滔滔不绝。然而,康德和他的追随者改写了哲学史,认为只有能直接追溯到古希腊的东西才算哲学。此外,康德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思想代表,他在演讲中声称,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天生就不具备哲学所需要的那种抽象思维能力。(帕克的(Peter K. J. Park)的《非洲、亚洲的哲学史》对追溯欧洲人对哲学的自我认识转变史极有价值。)几乎所有当代哲学家都拒绝接受这种明显的种族主义,但他们的理论框架还是受到了影响,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假设:即在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之外,根本就没有哲学。

      问:您在辩论西方哲学不完整和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时,遭遇到哪些常见问题和批评?您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和批评呢?

      我:你所说的甚至都不是好的初步论据。使事物成为哲学的是其主题和方法论而非历史联想的偶然性。举个例子,既然数学独立于英欧传统而存在,那么哲学为什么不能呢?

      同事:你想坐一架非西方数学设计的飞机吗?【注意:没错,我确实听到过这种“争论”】

      我:对,我只会乘坐非西方数学设计的飞机。但你听说过阿拉伯数字吗?它们真的很流行哦。

      我:你读过哪些你认为不是真正哲学家的中国思想家的作品呢?是墨子?庄子?孟子?荀子?还是韩非子?

      我:赫拉克利特、帕斯卡、尼采和维特根斯坦都是警句作家也是哲学家。此外,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不写警句。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不,他们确实讨论过很多相同问题,包括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

      同事:如果他们讨论同样的问题,我们就不需要看了,因为他们重复讨论了我们在西方已经有的东西。如果他们讨论不同问题,他们是在谈论不同话题,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读他们。

      我:这也根本不算好的初步论据。如果这是好论点,它也将是没有人读你作品的理由。要么你写的是我早想到的,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读,要么你说的和我说的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是不同话题,我为什么要在意呢?

      同事:也许他们讨论的是同样的话题,但他们没有使用哲学方法。他们没有论证。

      我:为什么你不能在德语系教康德或在美国研究系教罗尔斯呢?为什么我们甚至需要哲学系而不是不同的区域研究?答案是就中国哲学家应该在哲学系教授,因为他们是哲学家,哲学家使用独特方法来教书,而语言文学或地域研究学系的人通常不这样做。

      我:现在本科学校大多数教授笛卡尔学说的人不懂法语或拉丁语,大多数教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的人也不懂古典希腊语。

      同事:我们现在还不能涵盖所有英美-欧洲哲学的人物和文本。你想让我们遗漏什么呢?

      我:现在离涵盖所有盎格鲁-欧洲哲学还差很远,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里总有优先选择的问题,我看到许多院系在西方哲学同一领域有多个专家,但非西方哲学领域则一个专家也没有。

      同事:那你证明一下。【注:没错,我确实收到过这样一次回复,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这是封来自一位中国教授的电子邮件,证实了我在中国上课时就知道的事:他们在中国既教中国哲学,也教西方哲学。

      我:既然你是西方学术传统的狂热爱好者,我相信你已经意识到你刚刚犯了“你也一样”的谬误。是的,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种族歧视和种族中心主义。但这并不是不与之抗争的理由。

      我:在科学革命开始之前,中国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西方。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任何有能力的历史学家都会告诉你,科学革命是一系列历史事故和巧合的结果,这些事故和巧合对西方来说很幸运。例如开普勒在寻找五种柏拉图立体(Platonic Solids)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之间的神秘对应关系时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

      同事:看,这是我们遵从的传统。要么接受,要么走人。[注:是的,我认识的一个人,有人告诉了他这一点是为了回应他们在课程中加入非西方哲学的建议。]

      我最终在佛蒙特大学获得了客座助理教授的职位,取代一位在香港大学访问两年的中国哲学高级学者。

      这位学者在研究生院学到了这些内容:规范伦理学中唯一明智的立场是功利主义,元伦理学中唯一合理的立场是反现实主义。(他还认为自己是相对主义者或怀疑论者,尽管从来不清楚所有这些观点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因此,在他的世界观中,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可以细分为两点(1)不言而喻的正确观点,因为它们是功利主义或道德反现实主义;(2)所有其他观点,不言而喻都是错误的(只有犯了最愚蠢和道德败坏的人才持有这些观点)。墨子和庄子都是被强行塞入方凿的圆枘,完全格格不入。而中国哲学中的其他一切(以及所有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只配得到冷嘲热讽。这位学者还吹嘘他在研究生院的老师说他的文言文水平很差。显然,我们这些接受过扎实哲学和汉学训练的人很快就看穿了他。然而,他听从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建议,人人都喜欢奉承……你应该肉麻地吹捧他一番。“我很失望地发现,这种方法经常为他赢得溜须拍马者。他支持佛蒙特大学聘请我作为他的临时替代者的决定,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肉麻吹捧的方法也适用于我。然而当我通过电子邮件不断要求他解释或提供其观点的文本证据时,他的敌意 变得越来越浓烈,最终将我的作品斥为“高级垃圾”。

      我随第一任妻子去了北爱荷华大学,她在计算机科学系谋得一个职位。在那里的第一年,我并未被录用,长时间待在租的农舍里无所事事,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很沮丧。第二年,我也成了兼职客座助理教授,这至少给了我早上起床的理由。到那年年底,我已经步入就业市场四年,申请了1000多个工作(我一直注意这方面的动向),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四篇期刊论文(还有几篇“正在准备中”),为重要参考书撰写了几个条目,还写过一些短评——也只有在两个访学招聘中有机会展示这些东西。我告诉妻子,我要再次从事哲学方向的工作,但也会申请北爱荷华大学法学院。如果我没能从事哲学相关工作,我就会去法学院(在北爱荷华大学的通勤距离内)上学,但如果我找到哲学工作,妻子会和我一起搬家(因为计算机科学家相比哲学家,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结果我被法学院录取,但瓦萨学院也给我提供了终身教职。

      去瓦萨学院之前,我曾一直在研究生院教书。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在文科学院教学,这与综合性大学教学非常不同,尤其是在斯坦福这样的顶级研究型大学(也就是行线”)。我要说一些有争议的话,但我相信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通常,R1类大学(顶级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对本科生教学关心很少,了解甚微,教学工作也比文科学院教授做得差些。虽然两类院校都有反例,但拿顶级研究型大学里杰出敬业的教授与文科院校敷衍了事的那些相比,就是在根据传闻妄下判断。

      虽然一般来说,文科学院的教师更关心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知道如何正确地评估教学质量。就职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看了自己的教学数值评估,根据在斯坦福大学、佛蒙特大学和北爱荷华大学的教学经验,自认为结果还不错。然而,我又仔细地看了看表格,发现了部门领导留下的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这些分数一定让你非常失望,但别担心。很多一开始评分不好的人后来都能教得非常好。

      我的职业生涯刚开始时,人人似乎都有绝对的、教条式信念:要将自己与良好的教学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我们了解到学生的教学评价歧视女性和有色人种。(如在网络课程中,如果把女导师的名字改得偏男性化,学生评价就会提高。)我就是这种偏见的受益者之一,而在任何群体中无法证明积极评价与学生学习相关。事实上,与我共事过的最好老师之一,斯坦福大学的李耶利认为,如果班里的所有学生都很积极,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好现象。挑战学生的假设是当好人文学科老师的一部分。如果学生对你教的内容从未感到愤怒,对他们的鞭策就够了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定量或其他明确客观的方式评估好教学,我们都会这样做,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做,但我们不知道如何评估,所以使用各种相互矛盾且同样无意义的调查工具。

      我有三条建议来改善你的教学评估(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改善你的教学)。(1)要热情!兴奋是迷人的,有感染力的。向你的学生传达你对哲学的热爱。在教室里四处走走,用手势比划比划,爬到桌子上去。教禅宗公案是我这学期最开心的时刻之一。我跟一个学生说:“问我:‘佛性是什么?’”学生乖乖地问了这个问题——我对他们大喊大叫。这真是经典的公案,它确实唤醒了学生。(注意:选择喜欢听你课的学生,做之前让他们插科打诨,这是明智的。)(2)每节课都要有教案。你不需要把课堂的每一分钟都考虑进去(事实上,这可能会让全班感到死气沉沉),而是想想当你走进教室时,你希望学生学到什么。这也就引出第三点:无论是在一节课还是在整个学期中,都不要对学生能吸收的知识量过于乐观。例如,在只有一小时的课堂上,你可以向学生解释什么是相对主义:认知与伦理,个人与文化。这就够多了!不要期望他们从那堂课中学到和记住任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定要在学期末带着学生复习这些概念。我也讲了很多班上的趣闻轶事来说明各种观点。例如,我有十分钟的故事,讲的是宇航员古斯·格里森(Gus Grissom)的太空舱安全降落在太平洋后发生的神秘事件(查一下)。为什么我上课用了那么多时间讲这个故事?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个有动机的疑问会让人印象深刻,这样学生就能将其与一个无动机的疑问进行对比。此外,这还有助于改变课堂节奏。(4)别忘了,对你来说直觉明显之事(你在大学一年级时候就觉得很明显的事)对你的学生来说情况远非如此。例如,许多学生认为否定后件式推理(modus tollens)这种方法非常不直观。不相信我?那就试着给学生简单介绍一下演绎推理,然后让他们讨论否定后件推理是否有效。此外,问问学生能否理解一些不真实的事情。许多学生不认同语言直觉,即只能知道线)如果你真的关心学生学习,那就必须激励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许多学生会频繁逃课,也不读要读的书。因此,我建议你把出勤作为课程成绩的一部分,每周布置简短的作业任务,要求完成指定的阅读。我也强烈建议你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学生在没有电子设备干扰的情况下能学得更好。最后,(6)在评论学生论文时,别让他们不知所措。我以前几乎重写了学生的论文。但我最终意识到,大多数学生无法处理那么多更正。找出并专注于两三个最能帮助学生把这篇论文写得更好的问题,予以解答。

      学生对我的教学评价一直高于学院平均水平,《普林斯顿评论》甚至将我列为美国最优秀300名教授之一,但我只想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学生的评价就是良好教学的依据,而在线网站通过特定学生群体给我打分评奖也不算好的数据挖掘。这就是我的最终结论。让学生感到在课堂上保持清醒和专心不是难事;清楚明白你希望他们在课后掌握什么或能做什么;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他们解释;想办法确保学生本人到课并完成阅读作业;对学生论文提出适量建设性反馈。任何学生应该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

      空闲时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扑克。许多人听说我参加了拉斯维加斯的世界扑克大赛(WSOP)后都惊呆了。我承认这对于职业哲学家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但是玩(而不是赢)扑克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难。你要做的就是在世界扑克大赛开始时到拉斯维加斯,然后买票就能参赛。最便宜的只要1000美元就可参加,这些是我参加过的。主要赛事是他们在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上播出的锦标赛,但参赛费为10000美元。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去参加一次较小的锦标赛,然后用赢得的奖金进入主赛事。

      有一次,我用玩扑克来比作投资股票,有同事朝我翻白眼。他的举动反映了人们普遍不了解扑克与纯赌博的区别。拉斯维加斯传奇人物阿奇·卡拉斯(Archie Karas)的警示故事就是这一区别的轶事例证。90年代初,他在扑克和台球(一种技巧游戏)比赛中赢了4000万美元,然后去玩高赌注的骰子和(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在三周时间里输掉所有的钱。但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观察这一区别。

      假设你玩轮盘赌这种纯粹的碰运气游戏,在13号下注1美元。在美国,轮盘上的数字是1到36,以及0和00。所以你赢的几率是37:1。如果你赢了,你每下注1美元将获得35美元。因此,平均而言,每下注38美元,你将输掉37美元,赢得35美元,在38次尝试中输2美元。(或者,你每次下注的期望值是1/38*$35- 37/38*$1=-$1/19。)所有的室内游戏都这样,这也是为什么赢不了的原因。长期下来你肯定输。

      然而,在玩扑克时,你所有的钱几乎都来自其他玩家而不是来自赌场。赌场通过从每个底池中抽成获利,一般为10%,还有一定上限(例如,低赌注区下每个底池不超过4美元)。这听起来好像赌场从扑克游戏中赚不了多少钱。确实赚不了钱。大多数赌场宁愿在现在的扑克室里放。然而,玩扑克的顾客是一群脾气暴躁、坚持不懈的人,也许你想不到,这也可能会产生影响。此外,赌场指望扑克玩家(或他们的配偶)也在赌场留步,在骰子和轮盘赌等游戏中输钱。换句话说,销售人员经常把亏本出售的商品叫做扑克。

      当然,即使赌场从底池中拿出的很少,这也并不能证明任何玩家都能赢,但是人赢钱有两个原因。首先,大多数玩家在下注时都会犯计算错误。第二,大部分玩家玩牌都很会猜。

      让我们从计算错误说起。假设底牌还在手上,已经有2000美元在底池中(如果你完全不懂扑克,“底池”就是已经下注的钱,谁赢了这手牌,谁就拿走。)阿尼和布伦达各自还有1000美元“筹码”(尚未下注的钱)。阿尼有一对A,而布伦达只有一个内听顺子。如果能凑成顺子,她就会赢,否则就会输。轮到阿尼投注了,他把剩下的1000美元全部押上,所以底池现在是3000美元。布伦达有两个选择:她可以弃牌,这意味着她放弃赢得底池的任何机会,但也意味着她不用再冒险输掉更多钱,或者她可以在底池中加入1000美元继续叫牌,这意味着她仍然有机会赢得底池,但也可能再额外输掉1000美元。因此,如果布伦达叫牌,她冒着输掉1000美元的风险去赢得3000美元,她的赔率为3:1。假设布伦达能再抽一张牌,她完成顺子的几率约为11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布伦达每叫12次牌,她就有一次机会赢得3000美元,其他时候共会输-11000美元,平均每12手牌净赚-8000美元。(如果你愿意算,她叫牌的期望值是1/12*$3000-11/12*$1000=-$667。)虽然布伦达肯定应该弃牌,但玩家遇到类似情况,叫牌的频率还是很非常多的。

      那阿尼呢?如果他不下注,那么就会让布伦达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打败他,所以他应该下注。如果他下注,布伦达弃牌,他就可以赢得2000美元。如果他下注,布伦达叫牌,他将在12次中输一次1000美元,另外11次赢22000美元,因此这种情况对他来说通常有利可图。然而,在阿尼的情况下,许多玩家要么考虑不下注,要么下注很小金额,即使他当时赢的几率很大。

      因为他们看不到彼此的牌,布伦达不知道阿尼有一对A,阿尼也不知道布伦达有一个内听顺子,但他们能够对彼此手中牌的范围有坚定确定的信念。这就引出玩扑克游戏可赚钱的第二个原因:大多数玩家都很会猜牌。我要用白鲸定理(BWT)来说明这一点,这对精明的扑克玩家来说是广为人知的概论。我要说的是,从我们谈论数学定理的意义上说,BWT不是“定理”。相反,这是对人们往往怎样玩低赌注的概括。BWT也没有建议人们应该如何玩,但它暗示正确的玩法。在此,我将给出非常简单的版本来说明这个观点。

      要了解BWT,你需要了解德州扑克的玩法。在德州扑克中,每个玩家会拿到两张只有她看的“底牌”。第一轮投注开始。接下来抽三张“公共牌”(称为“翻牌”)正面朝上,放在牌桌中间。每个玩家可以使用这些牌中的任何一张或全部,与他们的底牌组合,成为最强组合牌。翻牌后还有一轮投注。然后,抽第四张牌,正面朝上(称为“转牌”),再进行一轮下注。最后,第五张牌正面朝上(称为河牌),进行最后一轮下注。

      假设你在第一轮下注时加注,有人跟注。翻牌开始,你下注,他又跟。轮到你了,拿到一张对大多数玩家来说似乎是没用的牌(一张不太可能与任何人的底牌相连的牌)。你下注,然后另一玩家跟着加注。根据白鲸定理,在这里加注的玩家,在翻牌前和翻牌时跟注后,可能有一手好牌。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多数小赌注玩家在这种情况下翻牌时的玩法。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是如果你了解BWT,对手的底牌是什么,即使你无法直接看到对手的牌。轮到BWT式加注时盖住可能很好的牌,或如果你有一手特别好的牌,确定自己可再加注一次,然后被叫牌,这样可以避免再赔钱进去。这只是常见玩法的一个例子。

      在一定程度上,优秀的玩家玩起来确实会捉摸不透。他们有时会在你想让他们下注时看自己的底牌,或者会用你希望他们弃的牌来加注。然而,让对手完全捉摸不透的唯一方法就是瞎玩:检验、下注、弃牌和加注,忽略手里牌的价值。但是,完全随机的成本很高,你经常在底牌不好时下很多注,好的时候很少下注。这样你会犯数学错误;从长远看,即使面对中等水平的玩家,你也会输。因此,面对优秀的玩家,你必须有时候要瞎玩一下,并且在可能误导对手玩家时这样做。

      这个没有固定规则。事实上,欺骗性游戏不可能有固定规则,因为每一种欺骗都有对策。例如在德州扑克中,最基本的策略可能是翻牌前加注,然后在翻牌时继续加注,不管翻的牌对你手里的牌是否有帮助。持续下注是虚张声势,在此情况下,你假装翻牌让你有一手好牌,或者你已经有很好的牌,不需要再翻牌来帮你。继续下注通常会让手中没有好牌的玩家赢得底池。

      然而,由于一直下注是基本策略,几乎人人都知道,许多玩家会通过叫你翻牌加注来回应。如果你在转牌时下注,对手会猜测你只是继续在翻牌时下注,然后自己在转牌时下注,赢得底池。(这种技术叫“浮动”)。当然,很多玩家都知道浮动,所以他们会在翻牌时继续下注,然后在转牌时再次下注,即使转牌对他们的牌也没有帮助(这被称为双桶)。当然,很多玩家都知道双桶,所以……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真正强大的玩家有超越任何规则的技能,让他们能够长期持续获胜。

      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有这样的技能。他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驾船,船长知道许多经验法则(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他也知道一些数学真理(“如果船的重心在水线以上,它就开始倾覆”)。然而,整套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足以决定正确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船长既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又要对一切错误负责。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智慧实践智慧是由精确规则决定的类似的技能。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我的扑克知识在哲学上帮助了我,给了我另一个类似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知识例子。在扑克和道德中都有正确选择和错误选择,尽管事实上决策过程没有算法。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些人显然更擅长做出正确选择。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一个在一长串失败后感到沮丧的玩家可能“知道”他们没有合适的赔率来下注,但他们通常会屈服于诱惑,无论如何都会这样做。这是亚里士多德式意志薄弱现象在扑克中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明知有正确选择,却偏偏做出错误选择。

      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我认为中国哲学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具体可以从下面两个主题来看。首先,儒家和道家可以教西方关于新一代有希望实现社会繁荣、生活幸福的道德伦理。我们都明白“过得好”或“过上最好的生活”(用当今的说法)的一般概念。我们都想过得好,而对于什么是生活幸福,人们持有的观点不同。否认自己想“过得好”的人是在否认过得好的某个特定条件,而不是“过得好”这个概念。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不想“过得好”,因为他们认为利他主义和诚信是垃圾。但是,如果你问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怎么样,他们会说,你想变得富有和出名吗?所以,对他们来说,富有和出名是“过好生活”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和儒家学者认为拥有财富和社会声望可能让生活幸福,他们提出了我认为是决定性论证,即这些东西不可能使生活幸福。但狭隘的观点是,即使你不赞成亚里士多德和儒家对“什么才是幸福生活”的回答,那只是因为你对什么是幸福有自己的概念,你想按你理解的方式生活。

      在德性伦理学的英美-欧洲传统中,一直被严肃对待的实现生活幸福最重要的四大因素是:理论探索的生活(如成为物理学家、数学家或哲学家),以社区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活动生活(如为政府工作或致力于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沉思冥想上帝的生活(如成为僧侣或修女,或“一些人认为我们感受来世的美好愿景”),以及艺术创作或欣赏的生活(如成为画家、雕塑家或艺术鉴赏家)。我认为围绕这些组织起来的生活很可能是美好的。现在,儒家认识到为公众服务的生命价值。从历史上看,儒家通常主张从政,有时也会依据一些原则拒绝入仕,如拒绝为腐败或非法的统治者服务。但是,儒家也认可第五种幸福生活:天伦之乐(简单地说就是成为好母亲、好父亲、好儿子、好女儿或好的兄弟姐妹)。

      我认为在西方德性伦理学中,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不被认为是社会繁荣或生活幸福的形态,这是重大的盲点。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最高的、最有道德修养的阶层即哲学王和哲学女王会有共同的配偶和子女,因为柏拉图认为家庭依恋与客观性程度不一致,客观性应该是美德的最高表现。(顺便说一句,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曼哈顿有个时髦俱乐部叫做“柏拉图的静修处”,其存在是为了致敬柏拉图的提议——我喜欢在讲座中提起些趣事让学生保持清醒。)

      现在,圣奥古斯丁把独身主义作为罗马天主教传统的一部分。在他那个时代,神职人员并不都是独身者。受柏拉图思想以及其他原因的影响,奥古斯丁才能提出主张并说服其他人,独身应该是对教会领袖的要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家庭的看法稍微积极一些。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需要家庭;然而,他认为家庭仅仅是为了生产和维持男人的家庭地位,让男人可以自由从事促进社会繁荣的实践活动:旨在为世界谋福利的政治活动和理论研究。对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说,成为家庭成员纯粹是工具性善而非善本身。

      绝对有影响!试试下面这个实验(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问哲学家是什么让他或她认为自己活得有价值。我发现几乎总有人提到理论知识的乐趣,也有人把行政工作说成是为社区服务的一部分。然后我会问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家庭融入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概念中。这些人一般都有配偶和孩子,但他们通常会被这个问题所吓到。他们基本上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将家庭融入美好生活。他们竟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方面,真的匪夷所思,这种失败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重视家庭的哲学。

      是的,事实上,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是我论文口试的委员会成员。诺丁斯等人指出为家庭的道德意义所做的工作非常有价值。然而,儒家哲学家在他们关于道德修养、美德的本质和其他主题的详细概念等方面可提供更多。

      不幸的是,东亚传统和英美传统一样具有性别歧视和父权现象。女哲学家写的作品屈指可数,但典型都是对现状的辩护而不是呼吁女性解放。安·彭-怀特(Ann Pang-White)的译本《女四书》是这方面的很好资料来源。对于一般的女性和性别写作,王蓉蓉(Robin Wang)的《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女性形象》非常有用。李贽(1527-1602)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张男女平等的人之一。翰若愚(Rivi Handler-Spitz)、波林·李(Pauline Lee)和苏源熙(Haun Saussy)翻译的《藏书》与《焚书》就是他的著作。在20世纪,我们让更多的女性用自己的声音捍卫男女平等。刘禾、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和高彦颐(Dorothy Ko)的《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是很棒的例子。这本选集的作者之一何殷震(约1884年-约1920年)也特别有意思,她预测几十年后将会进行“性别和阶级交叉”的讨论。

      身为家庭成员本身并不能促进幸福,就像获得物理学学位本身并不能证明你成功地过上理论思考的生活一样。你要扮演好其中的角色。任何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这些任务都非常具有挑战性,做一个好兄弟姐妹或孩子也可能很困难。在我看来,在当代世界,擅长抚养孩子或努力维护充满爱的家庭关系本身就是人类繁荣的形式,正是儒家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

      是的,伟大的道家学者庄子认为,有学问、有技能的活动(即使是像庖丁一样平凡、乐观)可以表达对宇宙“自然之道”的协调。我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无我”(他的话),从而成为比自己更伟大的一部分。庄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接受佛教,禅宗的观点由此产生,即实践活动(从书法到剑术)可以培养和表达对个人狭隘自我的超越。正如伟大的日本剑客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所说:刀法和笔法一体。

      亚里士多德学派通常反对将技能的运用等同于美德。医术高超的医生知道如何治愈伤口,但也知道如何毒死敌人,使其看起来像自然死亡。业务熟练的建筑承包商知道如何建造好房子,但也知道如何偷工减料,节省劳力,支票结清之前看不出来。庄子或佛教对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迷失在这个手艺中,你也会失去自私动机,这些动机会让你为了自身利益去谋杀或欺骗别人。但这个回答不太能说服我(这是我信奉儒家而不是道家的原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哲学强调“知道是什么”而不是“知道如何做”(用赖尔(Ryle)的知识分类)。但是,只强调“知道是什么”的价值并没有客观评价我们的直觉,即“专心致志”的篮球运动员或下棋的特级大师有着独特的令人钦佩之处。至少值得更认真地对待这种直觉,即熟练活动也可能是人类繁荣的形式。

      这个例子也和德性伦理有关。儒家在讨论伦理修养的形式方面有着悠久而复杂的传统,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当然,西方哲学家也讨论过修身实践。正如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指出的那样,西方有把哲学视为生活方式的古老传统,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练习,其中就包括研究伦理修身之法。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因为有人试图简单地将东亚哲学和英美-欧洲哲学区分开来,说前者的方向注重实践,而后者的方向是纯粹理论。事实上,每一种哲学传统都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利益。虽然西方哲学家在历史上一直对伦理修养感兴趣,但这是在当代英美哲学中被忽视的话题。因此,首先,儒家思想有助于提醒我们道德修养话题的价值和严重性。此外,儒家在此问题上提供了大量和深刻的文献,我个人认为这比西方哲学中类似叙述更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同事艾文贺(P. J. Ivanhoe)在他写的《儒家道德修养》中总结了2500多年来在此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是由孔子的一句话所框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认为孔子的观点是,如果你读了书,听了讲座,但不思考所学内容的意思,你只会记住大量未充分理解的事实,这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学习就思考,你会把自己浅薄的思想误认为深刻,把浅薄的陈词滥调误认为革命性见解。

      后来的儒家学者认同学习和思考很重要,但他们争论了分配给两者的相对权重,通过向他人学习(包括书本学习和社交)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利用自己天生的洞察力和信任自己的情绪到多大程度才会是道德改善的关键。儒家学者孟子和荀子开创了辩证法。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性具有天生的美德萌芽,因此道德修养的关键是自觉锻炼,从而强化我们本来的恻隐和是非之心等先天倾向。而荀子明确否定孟子的立场,认为人性本恶,从这个意义上说,遵循我们与生俱来的秉性必然导致冲突。荀子声称美德完全是通过后天养成获得的,而不是天生的。

      什么样的实践能让人变得更有道德,这个问题当然有经验性因素,但认识到经验方法的局限性也很重要。我们试图达到的最终状态——美德不是我们仅仅通过感官就能观察到的,所以不能确定它是否是以纯粹经验方式实现。

      再次有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列举,不过这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的哲学职业生涯中很多,我的形而上学本能一直都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宇宙由众多独立存在之物构成(亚里士多德的专业术语“物质”),和其他实体范畴(比如质量和性质)必须在终极事物上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本能性的吸引人的观点——至少初看起来如此。在过去几年,我已经越来越相信大乘佛教哲学家龙树(Najarjuna)寂天Santideva)、法藏的反物质主义观点。他们每个人都提出没有独立的物质或者自我。

      我曾因为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写的政治著作而被极右翼团体点名,还多次收到恐吓信。因此,我尽量不在公共场合谈论妻儿和亲戚,甚至都不说我的宠物以免他们可能成为目标。有些人的情况更糟,特别是学界女性、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酷儿(queer)以及以上未提及的其他非规范性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人),或者没有像我这样拿到终身职的人。

      在“特朗普的南方邦联谬误”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原则上区分“纪念做坏事的人”和“纪念人做的坏事”。例如,我们不应该忘记托马斯·杰斐逊拥有奴隶并在性上剥削奴隶,但建立杰弗逊纪念堂是为了纪念他的其他事如起草《独立宣言》。相比之下,为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 Lee)这样的人树立纪念碑,恰恰是为了让世人记住他的叛国和捍卫奴隶制的行为。一位评论这篇文章的人别有用心地指出,如果我越过他的底线,他就会对我开枪。

      在“无知者无权要求他人必须听”中,我区分了和“公平传播”。个人应该是像现在这样几乎没有限制的。然而,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和报纸)接触大量观众是一种有限资源,编辑和电视主管会根据各自的日程进行分配。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多年前指出的,我们经常在流行媒体上发现明显的虚假信息和一些特定平台上的低能观点。例如,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你不能让一个三流明星仅靠着,给观众分享他们那些关于接种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无知意见,因为有很多真正懂这些的医生和科学家可做到这一点。这篇文章获得2019年美国哲学协会公共哲学专栏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观点,如美国中西部的某人大费周章找到了我在新加坡(我在那里教书)的地址,给我寄了一封信,上面还有个大的纳粹标记。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未经证实的风趣轶事。因为我太太在我之前从来没见过会说中文的白人,所以她在我们开始约会后认真地问过我是不是间谍。我回答说:“我不是间谍,不过我是我也会这么说。”然后我又朝她眨眨眼。[照片来源: 万白安]

      不感兴趣,但我要想说哲学,她也会跟我聊聊,就像我也会勉强跟她说说她迷的盖伊·菲耶里(Guy Fieri)。

      她还很喜欢打扑克。事实上,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把打扑克的赌资拿去付账单而受妻子责怪的丈夫——正好和别人家相反。

      有一次我们去赌场,她问为什么我的赌资看起来少了点。我解释说,房子房产税快到期了,那个月手头有点紧,所以我用那年我玩扑克赢的钱交税。她就抱怨说:“这些钱是给你玩扑克的,不是用来付账单的!”我笑着说:“我觉着历史上还没两个人这么说话。”

      她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在工作中一直致力于保护那些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我还很欣赏她做事的那股韧劲,她大学期间边上学,边做全职工作,还要照顾因中风而残疾的母亲,最后她还成功从法学院毕业。而且我们幽默感很相似,没有人比她更懂怎么让我开怀大笑。

      我猜人刚接触我那会儿,可能觉得我比真实的自己更有魅力,所以她就找上我了。

      不是特别喜欢吧,尽管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我这里学到了不少。我女儿上了一门大学哲学课,最后还向助教解释了芝诺悖论。我有一双儿女;他们都非常聪明、富有同情心。而且还很风趣。俩孩子上小学时,我给他们读简版的《奥德赛》。当我解释说佩内洛普和赛丝都爱上奥德修斯时,我儿子打趣道:“他的古龙水一定很适合他。”

      所以,您现在在职于几个不同的大学院系。对我这么一个门外汉,您能描述一下您的工作状况吗?

      可以。我在瓦萨学院工作了20多年,最近我当上了詹姆斯·门罗·泰勒哲学讲座教授。我也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讲座教授,从2017-2020年,我是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院的观音堂佛祖庙(Kwan Im Thong Hood Cho Temple)教授(注:观音堂佛祖庙在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了教授职位)。

      瓦萨学院的哲学系十分多元化。当然,这也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可学习中国哲学的学院或大学之一,它还教授多种哲学,包括拉丁美洲哲学、形而上学、女性主义理论、认识论、应用伦理学、政治哲学、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等。我还知道,今后如果我们能得到政府的授权,他们还有兴趣聘请懂印度哲学的学者。

      我在这教很多门课,但最近我开始上英美—孔子政治比较哲学课程。我们选读了前现代儒家思想家孟子和黄宗羲的著作,都是儒家政治复兴主义的倡导者(如蒋庆)也有西方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如约翰·罗尔斯)。

      我真的很喜欢学校的公共课程。我认为18岁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他们需要学习什么。在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所有一年级学生都被要求选修两学期的多元文化文学与人文课程,在这门课程中,他们要阅读荷马的《奥德赛》、蚁垤ValmikPs的《罗摩衍那》和《西游记》等经典著作;他们还能从通过阅读孟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薄伽梵歌》、正理经、《弥兰王问经》等人及著作中学习哲学和政治思想,他们也有统计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必修课程。这些课程要求很高,但能让学生在进入所选专业之前拥有良好的背景知识基础。这也表明,在不牺牲严谨教学的前提下,从多元文化角度教授哲学和文学是可能的。我认为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很大潜力成为其他学校的榜样。

      我觉得行。很多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去了法学院,很多哲学家如果在学术界找不到工作也会回到法学院。法律和哲学所要求的阅读、写作和推理能力非常相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法律工作者,我最终会从事哪方面的法律工作呢?这一定很有趣。由于我对中国感兴趣,自然会选择国际法,而我也喜欢公共事务也可能学宪法,但可惜我所就读的法学院在这方面造诣并不深,因此我最终可能选择宪法。当然,对于成为律师的哲学家来说,法理学也是自然会选择的专业领域,所以也许我最终还是会进入学术界。

      我仍然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受过教育、看起来很理智的成年人相信物理主义。我想如果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物理主义是简化的还原论,它从来都只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别误会。我相信自然科学,但很明显,除了在时空中分布的质能,这个世界还有其他更多东西。

      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关于数学、心理状态或规范性的,模糊合理的自然主义描述。

      对于哲学上的任何问题,我们都没有绝对毫无争议的解决方案。正如罗素在《哲学问题》中所指出的,问题一旦解决,就不再是哲学问题了。但我甚至无法想象,例如本该是纯粹描述性的现代物理学如何去解释规范性,而规范性本质上并不是纯粹描述性的。正如纳格尔(Nagel)在《本然的观点/从无处看世界》中指出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试图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看世界。当代物理学是我们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待世界的成功范例之一。但我们对物理学的钦佩不应让我们忘记,我们也有不可排除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们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一部分是认识到我们的一些行动方案比其他“更好”。从物理学的第三人称角度来看,我们是否选择对自己更好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个体,会对“更好的”选择无动于衷。

      我的读者群体不同,需求不同,所以要我回答的话,我的作品尤其是我的书,在不同方面都“重要”(如果我必须使用这个词的话)。例如,我非常重视教学,所以我编写了一系列中国哲学教材,其中包括《中国古典哲学选读》(与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合编)、《中国古典哲学概论》(与前一本选读材料至关重要的次要作品),《人人都能学文言文:零基础指南》(该书教授汉语,例子大多来自神话故事)和《后中国哲学选读》(注:这里的“后”指汉朝到19世纪)(与贾斯汀·提瓦尔德(Justin Tiwald)合编)。

      我主要为我的同行写的书有《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性伦理学和结果论》以及我翻译的《孟子:传统注解节选》。然而,令我惊喜的是,很多本科课程都在使用我翻译的《孟子》这本书。最近,我录制了相关有声版本,效果似乎还不错。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做了更多工作,为普通读者写了更多与哲学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文章。其中,我认为《回归哲学:多元文化宣言》是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了讨论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价值和历史接受度,这本书还谈到了影响美国政治话语的文化战争和反智主义。

      其实,我认为在作品中比较新颖、构思巧妙的有三篇,第一篇是我发表在《孔子与论语新论》上的《〈论语·里仁〉其十五“一贯”解析》。书中我展示了伟大的理学评论家朱熹将对孔子与弟子曾子之间特别重要的交流解读为在结构上完全相同的公案。孔子向弟子抛出了一段表面上隐晦的评论,随后曾子受到启发,震撼不已。我不确定这是该文的真正内容,但我确定这是朱熹对它的解释。我想以前没有人看过它,至少我从未见过英文的相关学术研究。

      我在文中写道,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孔子及其弟子曾子间义理非凡的对话理解为前辈祖师行为范例的对话。孔子向曾子抛出一个貌似晦涩难懂的想法,随后曾子受到启发,震撼不已。我不确信文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朱熹的理解,我想没人见过,至少我从未见过英文的相关学术研究。数年前,我发表了这篇文章,最近开始公开讲述我的理解。我的老师梅维恒(Victor Mair)也参加了这场会话。听了我的阐释,他竟离开了座位,向我鞠了一躬,以示钦佩。

      第二个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数年前参与的一场网络辩论。这场辩论讨论了关于中国哲学术语“道”的含义,通常翻译为“道路”。要知道,早期“道”指的是小径或道路,经比喻延伸为做事的“方式”,尤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通过转喻,它指对做某事的正确方式的语言描述。最后,“道”也可以指某种形而上的存在,能解释宇宙现在的状况和它应有的状况。然而,几年前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在儒家和道家创立初期,道从不指形而上实体。”我认为这种修正主义断言明显错误,所以我搜索了早期文本中出现的相关表达,注意到这个词在《道德经》第25章的使用特别有趣:

      这篇文章解决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明确地将这种“道”确定为一种在实体宇宙(“天地”)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存在的总原则。然而,它也很有趣,因为它说这个存在没有“名字”,所以作者给它取名“道”。“字”,也称为“名”,是你用来称呼不熟悉的人的礼貌称呼。因此,这篇文章记录了“路”一词被挪用的起源,指是形而上学原则,即“天地之母”。

      你可能会说,我的论点得到了最高形式的恭维:但参加了当初在线辩论的一个人剽窃我的论点。讽刺的是,我被邀请去评审他挪用我观点的选集。在评论中,谨慎地指出他“提出的论证”,而我在他之前就已经表达过这个观点了。

      我最终意识到的是,“色”这个字在这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它的意思是欲望,或者是欲望的对象所拥有的外在美。现在两个明喻之间的对仗就很明显了。我们应该像厌恶恶心的气味一样,自发,果断地去憎恨邪恶,应该像受到性吸引一样,自发地,果断地爱美好的事物。

      我明白了这一点后,又看了一些文章,其中“色”的意思是欲望,我注意到我之前忽略了一些东西。在《论语》的一篇文章中,孔子感叹道,他从未遇到有人对美德的热爱如他的欲望那般强烈的人。在朱熹对这篇文章的集注中,他将这句话与《大学》中那篇文章联系了起来:“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然民鲜能之。”(朱熹:《论语集注?子罕第九》

      我的下一个计划是写完一本多年未完成的,我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巨著”(原文如此),我在其中尝试把亚里士多德学派、儒家、道教和华严佛教结合在一起。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对每一种立场的完整、传统的表述之间确实会存在着不一致处。不过,我想表达的是,人们可以从每种观点中提取可用元素,从而创造出一些新颖而可信的东西。我在一篇题为《有关价值观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中概述了该项目的部分内容,那是我为李晨阳和倪培民共同主编的纪念乔尔·库普曼(Joel Kupperman)而编写的文集《道德修身与儒家品格》写的一篇文章。

      绝对不会。事实上,我现在对哲学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在美国,哲学课程和哲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似乎在减少,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已经出现了反弹,我们终于开始让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种进入哲学领域。除此之外,有两件事让我对哲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首先,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发现英语世界的几乎所有其他哲学家都固执地否认中国、印度、非洲和美洲有有自己的本土哲学传统这一事实。然而,在过去几年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哲学系学生(包括本科生、博士生、助教、甚至正教授)对英美主流哲学之外其他哲学的存在和价值抱有更开明、更易接受的态度,在我看,我们像是正面临着一场剧变,英语世界中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都会因此而改变。环境在实质上出现了很大改变,这反映在我称之为“较少讲授的哲学”的哲学领域今年有大量岗位空缺需要填补。

      现代语言教师使用“较少讲授的语言”(LCTL)作为标签以方便指代像阿拉伯语、印度语、日语、斯瓦希里语、塔加拉族语等少数语言,它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文化特点,但都有有一点很不幸:在西方没有多少人学,尤其在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我为东亚、南亚、非洲和美国本土的哲学传统创造了“较少讲授的哲学”(LCTP)这个概念,这些哲学除了被系统地排除在英美-欧洲的经典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还有一些人使用像“非西方哲学”或“非经典哲学”这样的标签,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有缺陷。例如伊斯兰哲学和犹太哲学是“非西方”吗?可它们又都深受希腊-罗马传统的影响,并为欧洲社会采用。泽拉·雅可布(Zera Yacob)住在埃塞俄比亚,但他是基督徒。(埃塞俄比亚人自豪地指出,他们比大多数欧洲人都更早成为基督徒。)那么他算不算“西方”呢?其他如“非规范”或“非经典”、“非主流”这样的术语我来说似乎有问题,因为使用它们可能间接地表明接受当前“经典”与“主流”概念。

      我想提醒学生们,不要将哲学误解为人们讨论没有实际意义的智力难题。哲学确实可以堕落为知识,但真正重要的哲学总是基于人类的热切关注。像孟子这样的儒家和像庄子这样的道家学者之所以进行哲学思考,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战国时期,国内外血腥冲突不断,他们想找到正确的方法来解决生存问题。在《第七封信》中柏拉图说,他是在看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民主和反民主政府中有存在腐败现象,因此才进入哲学领域。笛卡尔解释说,他之所以创作《第一哲学沉思录》是因为许多他想当然认为正确的事最终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可疑的。他的读者会知道,他说的是他们的世界如何因为新科学的兴起、新教改革以及迅速变化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彻底崩塌。

      我认为混乱的时代总会产生伟大哲学家,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尤其有两个问题让我感到特别紧迫:如何理解和打击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法西斯民粹主义死灰复燃以及如何拥抱多元文化主义。

      这些是多维度问题,需要多维度的解决方案,但人类生活和行动方式是由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理论共同决定的,而哲学将永远是我们建立、塑造和捍卫人类世界观的重要方面。因此,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时代出现几代杰出哲学家,那将是空前的创举。我想知道现在哪个大一本科生会是下一个荀子、寂天、希帕蒂娅、还是泽拉·雅可布?

      如果我列出一本在传统上被归为哲学的书,我想这是欺骗,所以我想我会说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当然,这是一本黑暗的书,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提及并引用它。我还是伏尔泰的著作《老实人》的忠实粉丝。它是从巨蟒剧团到《南方公园》等现在作品的思想根源。如果我能在这里偷偷放一本哲学经典,我会添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它是自传的原型,一个伟人的生平故事,也是深刻的哲学、心理学和神学著作。

      我想我的信仰“是精神上的而非宗教上的,但讨厌这个说法,因为它听起来像是你在交友网站上说的话。”我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事实上,我母亲相信有恶魔附身,我小时候也相信。当然,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但直到今天,我还在看关于恶魔附身的电影如《驱魔人》和《招魂》,特别吓人(但我很喜欢看)。然而,当我还是青少年时,我就失去了信心;我已经被威廉·詹姆斯在《信仰的意志》的观点所说服:在没有充分理由支持或反对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发现这种信仰令人欣慰,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上帝。所以我选择相信。

      我非常喜欢《卡萨布兰卡》。其中的亨弗莱·鲍嘉的设定独特,表面上愤世嫉俗,却道德高尚。这部电影拥有一切元素:浪漫、阴谋、英雄主义、甚至幽默。当盖世太保审问里克时,他们问:“你为什么来卡萨布兰卡?”

      我还很喜欢一些伟大的经典“哲学”电影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内阁》、《第七封印》和《罗生门》。在最近的几部电影中,我在找台看时偶然看了《云图》,它让我大吃一惊。当然,比尔·默里(Bill Murray)在《迷失东京》中的角色就是以我为原型的。

      当然不是,不过我喜欢这部电影。它抓住了我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感觉:置身于另一种文化中感到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陶醉、困惑、愉悦、无所适从、自由和彻底迷失。我还非常喜欢那种烂到搞笑的片子。我和妻子第一次看托米·韦素(Tommy Wisseau)执导的《房间》时,笑了整整10分钟,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艾德·伍德(Ed Wood)的《外太空计划9》,我最少看了十几次,詹姆斯·阮(Nguyen)执导的《群鸟》,至少六次(到目前为止)。鉴于我喜欢这类电影,显然也会喜欢《神秘科学影院3000》。

      当我有时间玩娱乐媒体时,我大多时候是听播客和看Youtube。我经常听《这是怎么做出来的》,主要是一些喜剧演员讨论烂片。在Youtube上,我关注了珍妮·尼克尔森(Jenny Nicholson),她的频道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迪士尼乐园新闻、恶搞、电影评论,以及作者自己出版的糟糕小说的朗读。我最近很失望,因为一家叫“大学幽默”(College Humor)的公司倒闭了,之前它在Youtube上做短喜剧。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有《星际迷航》和巨蟒剧团的《飞行马戏团》。我现在不经常看电视,但我确实喜欢赛斯·麦克法兰(Seth MacFarlane)做的几乎所有作品。当然,我看过《善地》,但我认为这是因为专业需要。《瑞克和莫蒂》也很棒,你只是得忽略它的大多数粉丝。

      喜欢音乐的朋友总是无情地嘲笑我的品味,可能的确很平庸。不过,我能欣赏众多不同的优秀音乐,包括景点的摇滚音乐如谁人乐队(The Who)和鲍勃·迪伦(Bob Dylan)也喜欢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

      我一般喜欢古典的具象艺术,但也能欣赏一些现代概念艺术。上次我在伦敦时去了泰特博物馆,那里有一些设计非常巧妙的东西。几年前,我发现了奥德·纳德卢姆(Od Nerdrum),他以文艺复兴风格描绘超现实场景。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感染力。显然我喜欢东亚艺术。

      你是问我“上一顿饭吃了什么?”还是“如果我被处决,我最后的晚餐会选择什么?”如果是前者,我刚下飞机,吃的是清蒸蔬菜羊腿。如果这是我最后的晚餐,我可能会选择炸鸡或烤鸡和土豆泥,这是我最常用的安慰食物。

      本文的翻译得到万百安教授和采访者克里夫·索赛斯教授的授权,李子涵、杜梦思、王星池在翻译中提供了很多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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