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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淡中的创新与突破:评2019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发布日期:2020-11-11 20:09 实践论文

      平淡中的创新与突破是2019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马工程”教材《中国史学史》和三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等中国史学史著述的出版,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转换固有的问题意识,在平稳前行的基础上寻求突破;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日益深入,研究领域继续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受到重视,研究视野开阔。2019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历史学其他研究一起,促进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与繁荣。

      作者简介:刘江(1978- ),湖南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编辑。

      如果将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北大开设“中国史学概论”课程的1919年算作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始①,那么2019年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形成发展的100周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结2019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似乎也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意义。与往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情况相比,2019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依然是出版了若干部专著、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专文、召开了数次规模不等的学术研讨会,当然还包括几组专题笔谈和“产出”的年度学位论文。回顾、总结该年度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特点,我们大概可以用“平淡中的创新和突破”来概括,即在看似平淡的研究态势中积累着研究厚度,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本文主要以该年度出版的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著作或教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在2019年全文转载的论文和年度索引提示的论文为主,考察和评述本年度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情况和基本特点,或不免挂一漏万,尚请方家指正②。

      2019年年初,从启动立项开始历经10年打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史学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持该教材编写的是资深中国史学史专家瞿林东,课题组成员有陈其泰、汪受宽、许殿才、向燕南、张越、李勇和江湄,均为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学者。该“教材”注重中国史学史的贯通意识,从先秦时期史学一直写到在山东大学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2015年,包括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和新中国建立后至今的史学发展,是下限延续距今最近的中国史学史教材。除了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阐述各个时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特征外,该“教材”积极充实了少数民族史学方面的内容,着意体现多民族史学共同发展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新理念,并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部分强调中外史学的交流与融通,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把这几方面的内容明确写入适合本科教学的中国史学史教材中的作法,的确是中国史学史书写的新尝试和新突破,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教学都有重要意义。

      与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关系密切的另一本书,是张越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入门》③。此前的同类著作大概只有199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④,“入门”补充了“述要”所及之后30多年来的研究状况、学术资源、主要成果等的内容,另有中国史学史概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史学史研究关键词等专题,并在“导言”及相关部分阐述了作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与学科发展的反思。作为一本综合阐述中国史学史学科知识的必备读物,该书既可以作为学习中国史学史的入门书,也可视为了解最新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的参考书。

      2019年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明显创新成果的领域还有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胡逢祥等著三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⑤。这部著作的前身,是胡逢祥、张文建于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从那以后至今的近30年间,胡逢祥及其研究团队一直没有放弃从“思潮与流派”的角度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特征、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学学术谱系的努力。由于其间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不仅众多相关资料被发掘、发现和整理出版,而且从不同视角、用不同模式研究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成果大量涌现,相应地更增加了这个课题的研究难度。从许冠三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中把近代史学分为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等⑥,到王学典研究团队深度论证的史观派和史料派(或“新史学”与“新汉学”)⑦,各家论说虽新见迭出,不同意见也随之出现。怎样将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和流派妥为划分,众多史家位属何处,如何处理和评价具有不同特征的思潮与流派之间互为交叉相容的学术共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十分棘手。《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将近现代中国史学划分为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洋务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现代科学实证思潮、新人文主义思潮、唯物史观史学思潮、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考察各种史学思潮在社会时代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成因,论述其学人群体与学术实践,探究其学术路径的流变与影响。影响广泛者如科学实证思潮和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则进行细化研究,前者具体分为科学方法派、古史辨派、新考证派,后者具体分为禹贡派、战国策派、民族本位文化派;而对唯物史观史学,则从社会史论战、《食货》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的纵向线索依次论及。作者显然是在充分研究近现代中国史学不同思潮与流派的特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考量与平衡已有不同观点的长处与偏颇的基础上,通过这部著作,构成以思潮涵盖流派、以流派充实思潮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立体框架,更全面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真实样态,形成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更为成熟、全面的认识,使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另一部同样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是赵庆云的《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⑧。该书以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国家级历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近代史所的渊源脉络与建所背景、人才集聚与科研活动、研究理念与学术著述、资料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史学界的动态。作者尝试通过一个研究实体探讨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研究方法,在同类研究中颇显别具一格。值得称道的是,该书着力挖掘、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日记、口述史料,力求重返当时的时空语境,由此形成了铺陈史实、注重分析、避免空论、不说套话的研究特点,从而使该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具有突破性意义。该书也登上了2019年《新京报》人文社科年度阅读推荐排行榜。作者于同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对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与相关学术活动作了深入分析⑨,其特点亦与上书相近。

      台湾学者刘龙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是一部深度讨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专著⑩,作者依托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导致的近代中国历史“知识生产”的转变这一研究理念,结合中外学者关于民族国家问题的认知观点和丰富的晚近文本史料,在民族国家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史学转型的种种特征,以此回答现代中国史学与传统史学究竟有何不同和史学如何转型这两个核心问题,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力作。

      2019年还出版了董成龙的《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吴振汉的《明清之际的史家与明史学》(远流出版社2019年版)以及数部以论文汇集编为一书的其他中国史学史论著,限于篇幅,暂不申述。总的来看,2019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在贯通的史学史撰述和史学史学科建设、近现代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研究等方面,均出现了具有集大成或创新价值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成为年度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亮点。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在整体上呈波澜不惊、探索发展的态势。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虽仍然以稳步前行为特征,但是也可窥见其寻求突破的努力和尝试,这大约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转换固有的课题意识,通过更新研究视角寻找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二是从已有的课题意识中深入挖潜、寻求新的学术创获。

      举例言之,从第一个方面来说,代表作是江湄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11),该文通过对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重组与再造这一历史周期的宏观考察,悉心勾勒出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国”意识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思想图景,在充分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及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的基础上,突出了“华夷之辨”和“各与正统”的新认知,梳理了近代至今从“汉化史观”到“多元一体”视野下的民族观的变化过程。该文的意义在于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以及重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的历史叙事,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介入于大历史、大问题中的学术优势与学术潜力,是为年度中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突破。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一套“言之成理”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成为近来古代史学话语体系考察的一个重要课题。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千年以来走过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是当下重建中国特色史学线)。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认为古代史学话语中的“书法”和“不隐”是衡量“良史”的重要标准,“书法”由早期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以“史才三长”为代表的学理性认识,“不隐”则由早期的“礼法”原则扩充到对“素心”“义理”“公心”与“史德”等的提倡。二者之间实际存在历史认识中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的矛盾,这是古代史家无法线)。

      再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向燕南《从表彰乡贤到汉宋门户:明清学术思潮与郑樵接受史之分析》一改以往就郑樵论郑樵的研究思路,而是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学术思潮的不同特点来讨论人们对郑樵的接受历程。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郑樵的接受程度与评判标准的变化,反映出学术经典的评判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特点(14)。何晓明《“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从“学术理路的不同特质”的角度,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中所论述的“圆而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两大宗门再作分析,突出其重视史学研究价值性判断和事实性判断的双重特征(15)。刘海波《“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认为钱大昕对刘知幾“疑古惑经”的动机在于“避祸”的推测迥异于传统观点,但此种推测并不符合刘知几的本意。钱大昕之所以发出与四库馆臣不同的声音,实则是为私家史学代言而与官方史学暗中展开竞争的表现(16)。

      以上成果表明,以往以史家史著为基础、以时代和社会为背景的古代史学史研究模式固然有其自身特点,但是不能固守单一研究模式。走出狭义的史学史研究范围,在跨领域研究中发挥史学史研究的特点,追踪大历史和大问题,从史学自身的学术特质发掘具体问题研究的新思路,从相关人文学科与史学的关系中梳理影响史学发展的各种学术因素,是决定未来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能否进一步深化的关键。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经过学者多年的努力,已有大批论著问世,逐渐步入深耕阶段。中国近代史学的真正展开,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对近代史家的初步研究到对近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从对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重点研究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关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随着近代学人的日记、书信及档案等原始材料的不断出现,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更加受到重视。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除了前文述及的几部重要学术专著外,还发表了一批颇具水准的学术论文,概括而言,拓展研究领域和对史家的研究继续深化是两个主要特点。

      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通过阐述《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的内涵和价值,提出“中国翻译史学史”及创建中国翻译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构想。作者认为,中国翻译史学史应涉及中国翻译史学科的归属、原理和方法、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方面。“中国翻译史学史”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文化史的内涵,更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起了启发性的重要作用,开辟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17)。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梳理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家对“社会史”的认识,探讨了“社会史”书写演变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关联(18)。郑善庆《20世纪40年代史学著作的评判标准问题:以审查意见为中心的探讨》以获奖成果的评判标准为研究对象,通过审查意见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史学著作在独创性、发明性方面的基本要求,并结合评审人的个人脾性、学术品味、治学去向和学术趣味性,分析了影响评审的各种复杂因素(19)。李孝迁《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则从接受史的角度,详细考察了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史学原论》在民国史学界的流布情况,指出了这本在近代中国史坛接受和借鉴西方史学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学著作被国人重视和忽略的相关内容,以及由此而对中国史学发展走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0)。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者正在积极拓展研究领域、转换课题意识,使研究视角更趋多元,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对近代中国史家的研究,既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内容,也是影响评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深入与否的主要标准之一。在相关史料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深入研究近代史家一直是本学科的研究热点。徐国利《陈寅恪“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指出陈寅恪不仅在理论上阐发了诗词和小说的史料价值,而且提出了“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的治史方法,并在史学研究中大量运用,为中国现代史学利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范式,促进了“以诗文证史”传统的现代转换(21)。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总结了陈垣的史学贡献和影响,认为陈垣学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努力建设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化史学、推动对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整理研究、以科学精神促进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为历史学开辟新领域和新学科、倡导刻苦治学与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等方面(22)。杨钊《齐思和的中国史博士论文与哈佛大学的美国史学术传统》以齐思和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对象,探讨该论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使用的核心史料、主要内容观点、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及由此而确立的他的学术地位等,体现了哈佛大学的美国史学术传统如何影响中国留美学者,从而实现重要的知识转型的过程(23)。毛瑞方《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通过梳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缘起和研究过程,总结了向达的学术成就,也展现了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中催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基本情况(24)。张凯《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认为柳诒徵、蒙文通的学术立场有着鲜明的经今古文学色彩,他们都注重发掘与转化传统经史之学,以“国史”重建学统,具有整合义理价值、经史传统与文明历程的特征(25)。朱洪斌《刘节的大学生活侧影及其学术思想之趋向》对一直以来研究较为薄弱的史学家刘节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社会活动作了专门研究,并就此阐述了刘节的治学特点:既为学术,也为理念的治学宗旨;兼具考据求实与哲学思辨的治史风格。作者通过对刘节其人其学的解读,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刘节所为人称道的学术风骨的形成渊源(26)。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以往的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不够。进入201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已经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人们不仅客观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明显进展。2019年7月,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在上海举办,与会学者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史学史研究状况作了深入探讨。吴志军撰写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综述》较为详尽地归纳总结了与会学者的观点(27),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马克思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最新研究趋向。文章认为,目前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外部环境十分有利,史学史研究者理应调整思路,做好规划,有所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将重心放在更多学术史实的发掘与探讨上,在研究中更多地用史料说话;应当重新科学地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厘清“唯物史观史学”“中共史学”等概念的异同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宜拓展到唯物史观语境脉络下的所有史家,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术版图;用20世纪整体历史的大变动和大转折的多重视角重新发现、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变化;从静态的文本分析转向动态的“语境追踪”、重视“叙事”的重要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维度;高度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现实密切互动的历史图景,以时代关切为中心重新建构与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家观点及其文本的历史脉络,把政治关怀与学术研究统一起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进步;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深刻理解和评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理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标准应全面考量学术、政治、文化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因素,超越那种单纯政治层面意义上的维护和辩解。以上诸种认识,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有着十分可观的拓展空间,也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201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重点讨论了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问题。如于沛《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1949-2019)》阐述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作者认为,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实践,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之风雨同舟。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潮流激荡下产生的史学反思和史学变革,使中国史学面临着方向性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分水岭”(28)。陈峰《走出“史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省与重塑》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脉络中重新审视了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这场讨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冲破教条主义束缚,摆脱以往单一的革命史研究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从经学向科学回归,逐渐形成了多元、开放、自由的史学格局和气氛(29)。储著武《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研究》以该“远景规划草案”的原始记录为材料,考察了1956年中国史学界“十二年历史科学规划”的出台背景、规划内容、通过情况及学界对该规划的评价分析等问题,有助于人们了解“十七年”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的情况(30)。此外,张宇龙《论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31)和卜宪群《林甘泉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32)分别对王锺翰由考证史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和林甘泉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的特点作了分析和总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学的研究。

      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史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回顾以往走过的研究道路,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是新世纪以来史学史研究者特别关注的问题。瞿林东、乔治忠、吴怀祺、朱政惠、胡逢祥、李振宏、姜胜利、张越、周文玖、罗炳良、汪高鑫、王记录、赵梅春、杨艳秋、钱茂伟等史学史研究者都曾撰文反思20初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和发展路径。瞿林东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必须要在传承中创新、发展,要开拓新路,加强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33)。王记录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想创新,必须内省,找出以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缺陷、问题、矛盾和悖谬,在新的问题意识及理论视阈的观照下,重新思考中国史学史发展中的问题,重新展开对史学史的书写,在研究旨趣的变革、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当代意识的增强、编纂方式的改变等问题上取得突破(34)。杨艳秋也提出对史学史学科进行反思,指出史学史研究者要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批评尤其是当代史学批评中引导史学史的自我反省,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35)。乔治忠则在分析了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时提出,民国时期成名的史学家大多思想、立场与认识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即使其中的杰出者也难免在学术观点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偏颇、论断失误、见解讹谬等问题,因此史学研究的评论应如实、全面和科学、公允,不应丢失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36)。反思是为了发展,2019年中国史学史研究所展现的力图创新的风貌,正是不断反思的结果。

      总之,2019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无论是在贯通性研究还是专题研究和史家研究方面,或有所突破,或稳步推进,或蓄势待发,与历史学的其他研究一起,促进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与繁荣。

      ①杨翼骧先生曾说:“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见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始于何时,学界有不同见解,这里采用杨先生的说法。

      ②夏春涛的《2019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一文中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部分已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对本文多有启发。见《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④《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由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和姜胜利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该书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情况的介绍,截止于1987年。

      ⑤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商务印书馆,2019年。

      ⑦参见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⑧赵庆云:《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⑨赵庆云:《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⑩刘龙心:《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11)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8期。

      (12)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13)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2期。

      (14)向燕南:《从表彰乡贤到汉宋门户:明清学术思潮与郑樵接受史之分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8期。

      (15)何晓明:《“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7期。

      (16)刘海波:《“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4期。

      (17)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5期。

      (18)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9期。

      (19)郑善庆:《20世纪40年代史学著作的评判标准问题:以审查意见为中心的探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6期。

      (20)李孝迁《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5期。

      (21)徐国利:《陈寅恪“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5期。

      (22)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9期。

      (23)杨钊:《齐思和的中国史博士论文与哈佛大学的美国史学术传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7期。

      (24)毛瑞方:《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6期。

      (25)张凯:《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12期。

      (26)朱洪斌:《刘节的大学生活侧影及其学术思想之趋向》,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12期。

      (27)吴志军:《“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

      (28)于沛:《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1949-2019)》,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9期。

      (29)陈峰:《走出“史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省与重塑》,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9期。

      (30)储著武:《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7期。

      (31)张宇龙:《论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11期。

      (32)卜宪群:《林甘泉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2期。

      (33)瞿林东:《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4)王记录:《回归与变革: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发展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

      (35)杨艳秋:《进路:“反思”特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9年第11期。

      (36)乔治忠:《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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