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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祝良:行走在高山峡谷

    发布日期:2020-11-19 00:43 生物论文

      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时刻牢记使命,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更多简介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于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建于北京,1970年学校迁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科大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特色管理与人文学科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始建于1978年,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实行“科教融合”的办学体制,与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培养体系、科研工作等方面共有、共治、共享、共赢,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独具特色的研究型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简称“上科大”),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2013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上科大秉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办学方针,实现科技与教育、科教与产业、科教与创业的融合,是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大学。

      杨祝良:1963年生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专注线余个新种。他为大型真菌绘制族谱,通过编纂书籍、制作宣传挂图等方式,帮助人们提高防范能力,以降低云南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起数、中毒和死亡人数。

      在昆明,即便进入雨季,大多数食用野生菌仍无法人工繁育,不少野生菌价格依然高企。然而,曾经很贵的羊肚菌,这两年价格却大幅下降。“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应该是人工种的。多亏咱们现在人工种植技术水平高,大家才有这样的口福……”一进杨祝良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全是菌类期刊专著,杨祝良侃侃而谈。

      中国是羊肚菌科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乍看一样的羊肚菌,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却有30多个不同物种。从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产稳产的物种,谈何容易?前后10多年,杨祝良团队只要出差就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终于筛选出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投放到市场,第一年便见到了效益。可转年再种,有的菌株却出现明显退化,“有的产量骤降,有的干脆不长。”杨祝良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现在只要检测两个基因,就能判断菌种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杨祝良说:“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可能有10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杨祝良说。

      后来,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他们联合国际同行,借到了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终于收集到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借标本、分析基因组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工作,虽然看似有些枯燥,但看到收集到的标本样品越来越多,我还是乐在其中。”杨祝良说。

      2014年3月,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发表论文,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紧接着,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杨祝良说:“能出这样的科研成果,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而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杨祝良的科研离不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但去野外发现新的野生菌,依然是杨祝良最大的期盼。他说:“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1998年夏,杨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生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心跳每分钟120次,躺在床上像跑步,“跑”了一晚,第二天连走路都吃力……科考队长劝杨祝良回去,杨祝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他说:“要是不坚持住,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短板。”

      一周后,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甚至比最初照顾他的同伴走得还快、爬得还高。他说:“那会儿就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抓紧机会考察。”也是在那次科考中,杨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杨祝良说,现在,自己的学生到了野外,车一停就会全都钻进大山。野外采集虽然辛苦,却能够给科研人员带来重要的启发。

      杨祝良对于科研始终全身心投入。他曾大年三十没有离开研究所,也曾坚持每周六天半时间“泡”在实验室里。在国外读博期间,他还花了两年时间,到野外森林中寻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鹅膏菌幼龄个体供研究之用,最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后来还被外国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1997年底杨祝良完成国外学业回国,他立即开展研究、申请项目并获得批准。恰在此时,杨祝良收到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但他选择了留在国内。“国家培养了我,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杨祝良说。

      虽然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但杨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选择研究方向时,要结合大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他说。

      在世界每年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90%以上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中国共发现了12种剧毒鹅膏菌,其中一多半要归功于杨祝良团队。“剧毒鹅膏菌含有一类环肽分子,可能对癌症靶向治疗有帮助。从基因的角度研究为何会演化出这类毒素,还能更好了解整个地质历史时期蘑菇的进化规律。”杨祝良说。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山区和半山区出现100多起“不明原因猝死”,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民间生出各种谣言甚至迷信的说法。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杨祝良,并通过与国内多学科、多个研究团队联合攻关,最终发现事件背后的元凶之一是毒沟褶菌。于是,除了撰写科研论文,杨祝良还和同事们编写了科普宣传册,教当地人掌握这些毒菌的特点,远离它们。“不明原因猝死”现象少了很多,迷信谣言也不攻自破。

      “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科普活动没法申请项目,也无助于职称晋升,但他说,科普也是科学家的重要工作。“科研语言要准确专业,但科普得通俗易懂。”杨祝良团队2015年出版了《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可以帮助大众区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鹅膏菌。“记住两点,普通人就可避开大多数毒蘑菇:一是‘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二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蘑菇不吃。”杨祝良说。

      近些年,云南省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几率已大幅下降。而这背后,既有食品安全、疾控部门的努力,也与杨祝良这样的科研人员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

      如今,杨祝良最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老师介绍我时叫我‘蘑菇先生’,我觉得特别准确,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对科研,杨祝良近乎痴迷。为了搜集科研材料,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为了早点获得科研成果,过年期间他也会去“泡”实验室。越是遇到科研难题,杨祝良越有动力。做科普,杨祝良乐在其中。他提出的两个标准,让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为云南山区群众吃菌的常识,极大减少了因为误食毒蘑菇导致的中毒事件。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杨祝良说,研究蘑菇是一项偏冷门的学科,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在“坐冷板凳”。业界的认可,还有被叫做“蘑菇先生”,让他始终内心火热……

      杨祝良:1963年生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专注线余个新种。他为大型真菌绘制族谱,通过编纂书籍、制作宣传挂图等方式,帮助人们提高防范能力,以降低云南野生菌中毒事件发生起数、中毒和死亡人数。

      在昆明,即便进入雨季,大多数食用野生菌仍无法人工繁育,不少野生菌价格依然高企。然而,曾经很贵的羊肚菌,这两年价格却大幅下降。“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应该是人工种的。多亏咱们现在人工种植技术水平高,大家才有这样的口福……”一进杨祝良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全是菌类期刊专著,杨祝良侃侃而谈。

      中国是羊肚菌科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乍看一样的羊肚菌,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却有30多个不同物种。从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产稳产的物种,谈何容易?前后10多年,杨祝良团队只要出差就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终于筛选出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投放到市场,第一年便见到了效益。可转年再种,有的菌株却出现明显退化,“有的产量骤降,有的干脆不长。”杨祝良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现在只要检测两个基因,就能判断菌种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杨祝良说:“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可能有10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杨祝良说。

      后来,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他们联合国际同行,借到了国内外重要标本馆的大多数代表性研究材料,终于收集到了全球该科60余属约400种的2600余份标本样品。“借标本、分析基因组是我们非常常规的工作,虽然看似有些枯燥,但看到收集到的标本样品越来越多,我还是乐在其中。”杨祝良说。

      2014年3月,杨祝良团队在国际真菌学主流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发表论文,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紧接着,他们对我国牛肝菌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杨祝良说:“能出这样的科研成果,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而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发展。”

      杨祝良的科研离不开实验室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但去野外发现新的野生菌,依然是杨祝良最大的期盼。他说:“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1998年夏,杨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生于云贵高原的杨祝良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处产生了高原反应。心跳每分钟120次,躺在床上像跑步,“跑”了一晚,第二天连走路都吃力……科考队长劝杨祝良回去,杨祝良想都没想便拒绝了。他说:“要是不坚持住,以后永远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这会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短板。”

      一周后,杨祝良身体逐渐适应,甚至比最初照顾他的同伴走得还快、爬得还高。他说:“那会儿就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抓紧机会考察。”也是在那次科考中,杨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一般认为野生菌应该长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为何出现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题目……”杨祝良说,现在,自己的学生到了野外,车一停就会全都钻进大山。野外采集虽然辛苦,却能够给科研人员带来重要的启发。

      杨祝良对于科研始终全身心投入。他曾大年三十没有离开研究所,也曾坚持每周六天半时间“泡”在实验室里。在国外读博期间,他还花了两年时间,到野外森林中寻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鹅膏菌幼龄个体供研究之用,最终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后来还被外国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1997年底杨祝良完成国外学业回国,他立即开展研究、申请项目并获得批准。恰在此时,杨祝良收到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但他选择了留在国内。“国家培养了我,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杨祝良说。

      虽然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但杨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选择研究方向时,要结合大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他说。

      在世界每年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90%以上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中国共发现了12种剧毒鹅膏菌,其中一多半要归功于杨祝良团队。“剧毒鹅膏菌含有一类环肽分子,可能对癌症靶向治疗有帮助。从基因的角度研究为何会演化出这类毒素,还能更好了解整个地质历史时期蘑菇的进化规律。”杨祝良说。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山区和半山区出现100多起“不明原因猝死”,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民间生出各种谣言甚至迷信的说法。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到杨祝良,并通过与国内多学科、多个研究团队联合攻关,最终发现事件背后的元凶之一是毒沟褶菌。于是,除了撰写科研论文,杨祝良还和同事们编写了科普宣传册,教当地人掌握这些毒菌的特点,远离它们。“不明原因猝死”现象少了很多,迷信谣言也不攻自破。

      “科普有时候比科研论文更重要。”科普活动没法申请项目,也无助于职称晋升,但他说,科普也是科学家的重要工作。“科研语言要准确专业,但科普得通俗易懂。”杨祝良团队2015年出版了《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可以帮助大众区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鹅膏菌。“记住两点,普通人就可避开大多数毒蘑菇:一是‘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二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蘑菇不吃。”杨祝良说。

      近些年,云南省发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几率已大幅下降。而这背后,既有食品安全、疾控部门的努力,也与杨祝良这样的科研人员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

      如今,杨祝良最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老师介绍我时叫我‘蘑菇先生’,我觉得特别准确,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对科研,杨祝良近乎痴迷。为了搜集科研材料,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为了早点获得科研成果,过年期间他也会去“泡”实验室。越是遇到科研难题,杨祝良越有动力。做科普,杨祝良乐在其中。他提出的两个标准,让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为云南山区群众吃菌的常识,极大减少了因为误食毒蘑菇导致的中毒事件。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杨祝良说,研究蘑菇是一项偏冷门的学科,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在“坐冷板凳”。业界的认可,还有被叫做“蘑菇先生”,让他始终内心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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