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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发展趋势

    发布日期:2020-12-07 17:59 社会学论文

      内容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学和对比分析方法,对CNKI1979—2019年间收录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及图书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得出40年来中国“拉美研究”的各项评价指标和数据,从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研究机构和学者、高影响力文献、传播载体和地区分布等角度,集中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态势。这段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论文数量整体上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其中基金资助论文数量增速明显,资助力度不断提高。从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分布来看,中国的拉美研究向区域研究、大国研究和热点研究高度集中;从地理分布看,拉美研究机构、学者高度集中于京沪苏鄂粤等省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占据绝对优势;从图书引证统计来看,拉美研究图书著作的发展呈数量高增长、学科多元化和类型偏译著的特点。

      作者简介:郭存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义川、周小媛,《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评价中心研究人员;肖宏,《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评价中心编审。(北京10019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下简称“拉美”)地理上距离中国较为遥远,但双方关系却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更是加速发展,双方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日益形成一种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此外,在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国际合作倡议方面,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截至目前已有19个拉美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受中拉关系强劲发展的驱动,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以下简称“拉美研究”)也快速发展起来。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19年7月,中国从事拉美研究的相关机构已达56家,全职和兼职研究人员超过500名。基于此,利用文献大数据方式系统呈现40多年来,特别是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20年来的中国“拉美研究”状况,不仅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我国“拉美研究”的科研成果及其学术影响力,为大量新兴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制定科学化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目标和规划,更重要的是可以服务和引导中国“拉美研究”学界科学地认识自我,以推动“拉美研究”整装再出发,实现中国“拉美研究”的提质升级,这也正是开展本研究的根本动力和基本出发点。

      本文主要基于CNKI 1979—2019年收录的期刊论文和博硕士学位论文等共计38615篇中文哲学社会科学(以下简称“哲社”)文献和2402种哲社图书(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4月),并以《中国引文库》为统计源进行文献分析,其中包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的引文数据。检索条件是文献篇名或关键词(如文献本身无关键词则选择机标关键词)中含有拉美33个国家名称以及“中拉 or 拉丁美洲”等共计57个与“拉美研究”紧密相关的主题词(参见表1)。本文以此文献大数据为根据,主要运用文献计量学和对比分析方法,从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研究机构和学者、高影响力文献、传播载体和地区分布等角度,定量分析1979年以来“拉美研究”领域相关中文文献的各项评价指标和数据,以客观呈现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态势。

      本文选择1979年作为统计的起始时间,主要是基于该年被视为中国的拉美研究“科学化”“学术化”和“制度化”的真正开端。“中国的拉美教学与研究最早是从聚焦历史问题开始的”,但起步阶段的“拉美史的研究……应景性的文章过多,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足,许多研究成果高腔大调,缺乏客观性”,因此很难称其为“学术研究”。而几乎与此同步的另一大研究主题——拉美现实问题研究,主要偏重介绍拉美国家的基础知识,所谓“研究”很大精力是花在编译国外文献,收集整理资料上。“文革”十年间,刚刚起步的拉美研究被迫中断,直到1979年,发生了一系列堪称中国“拉美研究”的里程碑式事件: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相继成立,以及中国第一份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丛刊》正式创刊。至此,中国的拉美研究开启了科学化、学术化和制度化发展的新征程。

      为客观呈现中国“拉美研究”哲社文献的学科分布,本文在CNKI 168文献学科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分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等共计21个学科。

      图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拉美研究”38615篇哲社文献中,位列前三的学科分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体育科学,发文合计占比73.2%。其中经济学发文量高达19341篇,占比48.5%,因部分文献存在跨学科情况,跨学科后统计的文献数量总计为39864篇。接近其他学科的总和。这充分说明,经济学既是中拉合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拉美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领域,而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政治学研究发文量达5794篇,占比14.5%,符合“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的规律。体育科学占比10.2%,因为拉美是体育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备受社会关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体育是中国读者认知拉美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他学科的占比分布依次是历史学2011篇,占比5.0%;艺术学1413篇,占比3.5%;文学1409篇,占比3.5%;教育学1276篇,占比3.2%;法学1252篇,占比3.1%。

      1979—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文献中共有15008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收录期刊(简称“社科院核心期刊”,包括顶级、权威、核心和扩展四个等级),占比39%,年均发文366篇。根据图2历年发文统计及变化数据,核心期刊发文整体上呈波动性增长趋势。1979—1992年,核心期刊发文量从74篇稳定增长至391篇。之后开始出现暴涨,1993—1999年间,中国“拉美研究”的发文量年均保持在560篇,其中又以1995年为最,高达653篇——这也是整个考察期的峰值。20世纪90年代可谓中国“拉美研究”的第一个热潮。进入21世纪以来,核心期刊发文量经过连续6年衰退之后,开始于2001年出现恢复性增长;2000—2014年发文相对稳定,平均保持在390篇上下。尽管2014年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不断增多,但核心期刊发文量却在此后数年间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9年已降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值得引起学界关注和深思。不过,与核心期刊发文量具有较大波动性的特点不同的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拉美研究”文献量始终呈稳定增长态势,特别是从2002年的1篇持续快速增长至2016年的72篇。此后4年虽略有下降,但年均仍保持在55篇左右。这些变化充分说明“拉美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学界和决策机构的持续重视,受资助的数量和力度都在不断增加。

      1979—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文献中非核心期刊发文总量为22082篇,占比57%,年均539篇,其发展态势同核心期刊发文量相似,整体也呈波动性增长趋势。图3显示,1979—1993年非核心期刊发文量相对较少,最高也未超过260篇,年均不足160篇。然而,从1994年直到2005年,非核心期刊发文量都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年均接近1000篇。其中,从1993年的251篇暴增至1994年的1023篇,其原因或与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及同日爆发的墨西哥后现代革命——恰帕斯大起义有关,偏远一隅的拉美开始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关注。或许受后续关注的带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中国遭遇批判的影响,非核心期刊有关拉美研究的发文在略有下降之后即迅速恢复增长,并在2002年达到整个考察期的峰值1537篇。2006—2019年间的发文量相对比较稳定,除了2013年和2014年发文量较高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在500篇左右;其中2019年继非核心期刊发文量连续4年低于500篇之后重新上升到539篇。基金资助方面,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论文也从2002年的2篇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16篇。

      2000—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文献中博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525篇,年均76篇。其中硕士论文1414篇、博士论文111篇。从图4历年发文量及变化趋势来看,博硕学位论文数量总体呈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在2014年开始从之前最高不足100篇猛增至150篇左右。其中,总发文量和硕士发文量均在2017年达到峰值,分别为179篇和170篇,博士发文量则在2015年达到峰值,为14篇。

      博硕士学位论文发文量一路走高,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培养拉美研究人才的力度不断加大;其二,中国对“拉美研究”人才或者对涉拉高素质人才的社会需求日益强烈。不过,为这种高级别人才提供基础人才蓄水池的则是中国高校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本科专业的“井喷式”发展。截至2020年3月,中国大陆地区开设西班牙语本科专业的院校已达100所,是1999年的8倍多;开设葡萄牙语本科专业的院校从1999年的2所上升至41所,增长速度更快。此外,还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拉美来华留学生也为博硕士学位论文一路走高贡献匪浅。根据孔子学院总部数据显示,从2006年拉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墨西哥城设立至2019年底,在拉美25个国家共开设45所孔子学院和18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拉美的迅猛发展给中拉教育交流以极大动力,不少拉美国家的留学生来华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其撰写的学位论文也多牵涉中国和拉美。这是中国“拉美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文献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统计发文高频关键词,可以分析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关注的热点线年中国“拉美研究”中文文献的高频关键词TOP30。可以发现,近十年发表的“拉美研究”中文文献中,“拉美国家”“拉丁美洲”“拉美地区”“拉美”等描述整个地区的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合计高达1411次;“巴西”“巴西经济”出现的次数次之,但也高达816次;接下来按出现次数高低分别是“墨西哥”290次、“中国”270次、“美国”205次和“阿根廷”203次。除了这些区域或国别的关键词之外,其他反映热点领域的高频关键词集中于“NAFTA”“中等收入陷阱”“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金融危机”等。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分布充分反映出中国“拉美研究”特点,即高度重视区域研究,相对忽视国别研究;重视大国研究,相对忽视小国研究;重视经济研究,相对忽视非经济研究。

      统计2010—2019年“拉美研究”中文文献关键词中出现的拉美33国频次(对涉及国家的关键词进行归并),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拉美国家的关注度。如表3所示,中国对33个拉美国家中的31个国家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巴西以1774次高居榜首,比排名第二、三位的墨西哥(910次)和古巴(487次)分别高出864次和1287次。此外,阿根廷、智利、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牙买加和乌拉圭等也都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国家关键词出现次数均在125次以上。由此可以说明两点:其一,中国学者对上述拉美国家相对更感兴趣,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其二,中国学者更重视大国以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小国和与中国互动较少的国家的研究。

      为进一步分析“拉美研究”领域最具关联性的主题,根据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的频次,对2010—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对及其共现频次进行了统计,表4列出了发文量大于25篇的关键词共现关系对。同时,利用软件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共词网络关系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5所示)。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高频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该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出现的次数,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具有共现关系,线段的粗细与这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的频次呈正比,代表两个关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

      数据显示,“拉美国家”分别与“拉美地区”“拉美经济”“加勒比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美国”“中国”“新自由主义”等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最多,反映出中国学者对拉美国家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查韦斯、美拉关系、中拉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等领域。“巴西”和“中国”作为关键词共现频次也比较高,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发展中巴关系的高度关注;而“巴西经济”与“雷亚尔”“金砖国家”等共现频次较高则反映出对巴西经济关注的关键领域。此外“巴拿马型船”作为关键词与“海岬”“日租金”“灵便型”“干散货运输”以及“运价指数”等关键词共现次数也比较高,说明巴拿马运河是中国期刊(特别是非核心期刊)关注拉美的一大专业领域。

      高频关键词的年度变化不仅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脉络和发展趋势,而且可以动态呈现研究主题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从而帮助把握该研究领域主题的动态变化图谱。表5所示,2010—2019年,核心期刊论文历年TOP10高频关键词主要覆盖“拉美国家”(或其他同类词语,如拉美/拉丁美洲/拉美地区)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中国”“美国”“委内瑞拉”等。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中国“拉美研究”三个方面的发展特点。

      其一,地区和大国是研究重点,也是研究热点。10年间,排名最靠前的高频关键词均指向大国或地区研究:其中“巴西”荣登最高频关键词7次,“拉美国家”荣登最高频关键词3次。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拉美研究比较关注影响地区格局的大国,也注重整体性的地区研究。

      其二,中拉关系或中美拉关系成为20世纪第二个十年研究的新关切。2010年,“中国”甚至都无缘高频关键词TOP10,说明中拉关系或者拉美研究中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并没有成为中国学者的主要关切。事实上,这和当时中拉关系的发展形势是一致的,中国学界对拉美的研究似乎还主要止于“以拉美为鉴”,防止“拉美化”。但从2011年起,“中国”都在高频关键词TOP10之列,成为继地区研究和大国研究等传统研究重点之外的新焦点。美国在拉美的角色是中国“拉美研究”学者关注的传统重点领域,但随着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不断增强,“美国”的关注度略有下降。这里有两点细微变化需要关注:第一,“美国”有4年(2013、2014、2015和2019)都无缘高频关键词TOP10,说明“美国”在中国“拉美研究”中的“失落”。第二,“美国”和“中国”有5年(2011、2012、2016、2017和2018)同列高频关键词TOP10,但在这5个年份中,“美国”均排在高频关键词TOP10的第8—10位,而同期“中国”除了2011年外均名列高频关键词TOP10的前5位。毫无疑问,这种中国“拉美研究”高频关键词排名的升降变化,既和愈加密切的中拉合作关系紧密相关,也和近年来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态势引起世界瞩目高度相关。

      其三,时政焦点亦是研究热点。可以看到,“委内瑞拉”“查韦斯”“中等收入陷阱”“新自由主义”也均多次入选中国“拉美研究”年度高频关键词TOP10,而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焦点,也都引起过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另外,“一带一路”于2018年首次进入高频关键词TOP10就跃居第二,共出现22次;JP2019年再次入选TOP10,出现11次。此外,“一带一路”还和“中拉关系”“中国”连续两年(2018、2019)同列高频关键词TOP10。这充分说明中国学术界对中拉关系,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关注。要知道,直到2017年,拉美才被中国政府正式确认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

      “拉美研究”非核心期刊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的特征和核心期刊大体相似,但研究领域更加具体,且随时事变化而变化。数据显示(参见表6),除2010年、2018年和2019年外,历年高频关键词的前三位均包含“拉美(国家/地区)”和“巴西(人)”,这表明整体性的地区研究和大国研究仍是非核心期刊发文的重中之重。换而言之,无论是纯学术性研究还是学术性相对不突出的普及性读物,中国学者和读者对拉美的关注仍聚焦于比较宽泛的整体框架,以及在华认知度更高且同中国关系更加密切的大国。这种拉美知识的生产取向本身正是当前中拉关系发展动态的集中映射。2010—2019年“拉美研究”非核心期刊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TOP10中,除了“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足球”和“巴拿马型船”一直处于研究热点,表明非核心期刊对拉美这两个标杆性领域的特别关注,以满足大众兴趣和专业需求。足球,是拉美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象征,颇受中国社会大众的欢迎;而与之相反,“巴拿马型船”意外入选高频关键词,则集中反映出巴拿马运河之于中国和拉美国家贸易的枢纽性地位。和核心期刊论文略有不同的是,非核心期刊论文关注的焦点话题更加具体且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得更为明显。换而言之,非核心期刊论文更加关注时事热点,比如2010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2014年和2015年的“巴西队”“阿根廷队”“德国队”等,以及2011—2013年的“巴拿马型船”等。与核心期刊高频关键词类似,2018年,“一带一路”也首次并于次年再度进入高频关键词TOP10,且高居高频关键词前三位。

      表7统计了2010—2019年“拉美研究”博硕学位论文历年高频关键词TOP10,主要覆盖了“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古巴”“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研究热点变化方面,2010年新关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拉美”;2011—2014年聚焦关注国际投资环境下的贸易联盟及政策,如“NAFTA”“ICSID”;2015—2016年则着力关注“世界杯”“足球”等,相较期刊而言博硕学位论文对热点的反映有一定的滞后性;2017—2019年则相对关注“汉语教学”,侧重教学过程中的“偏误分析”等。

      为客观衡量拉美研究领域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产出及其影响力,本文分别对2010—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主要发文机构、博硕士主要人才培养机构、主要学者及其发文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总下载频次、篇均下载频次和H指数等多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表8列出了2010—2019年期刊论文发文量TOP30机构及相关指标数据。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表现最为突出,发文量、总被引频次、总下载频次等指标均位列前三。这凸显出传统拉美研究机构的综合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成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研究人员数量最多的拉美研究专业机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积累使其成为中国“拉美研究”毋庸置疑的领头羊。南开大学是国内拉美历史研究的重镇,也是最早开展拉美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高校。另外,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智库机构在一些指标方面也有较高的贡献率。这些机构堪称是中国“拉美研究”的主力军。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西南科技大学(发文量名列第九,是TOP10中唯一一个地方高校研究机构,其在核心期刊发文量、总下载频次等方面也均有不俗表现),其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近年来可谓异军突起,是新生代研究机构,也是地方研究机构的典型代表。西南科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2011年首批入选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是仅有的两个涉及“拉美研究”的国家级培育基地之一。

      表9对2010—2019年“拉美研究”期刊论文发文量TOP10机构历年发文情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和展示。从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机构的发文量并不稳定,均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机构的发文量保持相对稳定;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发文量波动较大,南开大学2011—2015年连续5年发文量都在20篇以上,但从2016年开始逐年连续大幅下滑,到2018年发文量仅有4篇,2019年又有所恢复,达到10篇。西南科技大学的发文量也经历了类似变动趋势:2012—2016年连续5年发文量均保持在10篇或以上,但2017—2019年下降到只有个位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仅在2015年和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13篇和16篇以后,又重新下降到之前的个位数水平。这或许意味着特别是近三四年来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及其学者正处于新一轮的变动期。

      通过对以上期刊高发文机构所发论文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拉美主力研究机构产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领域,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发文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研究方向包括拉美地区研究,如拉美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司法制度、自贸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债、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左翼运动;拉美国家特定领域研究,如巴西现代化、巴西石油、智利经济增长、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古巴改革;国际关系研究,如中拉农业合作、中拉经济合作、中拉命运共同体、美拉关系等。

      对2010—2019年拉美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的产出机构统计,可以发现这一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单位及其贡献度。表10列出了拉美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发文量TOP20及相关指标数据。数据显示,上海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表现最为突出,发文量、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等指标均居前列。另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也有较高的贡献度。说明这些机构是中国“拉美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高校。

      博硕学位论文高发文高校的主要研究方向则与其机构特色紧密相关。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位论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拉美国家的文学研究、汉语教学与学习领域,北京体育大学主要集中于世界杯、全民健身领域,大连海事大学主要集中于航运市场、巴拿马型船相关领域,外交学院则更集中于国际政治及外交领域,而吉林大学等综合性高校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等师范类高校的研究方向相对广泛,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大学的王赫佳的硕士论文《论莫言小说的魔幻性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2012年)引起广泛关注,发表至今被引用26次,被下载4716次,该论文主要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莫言受其影响,创作一扫以往的柔美感情和写实格调,大胆地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狂欢化的语言糅为一体,以奇异新颖的感觉、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又结合“中国元素”和“民族底色”,创造了一个辉煌瑰丽的小说世界,较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有了较大的超越,获得了世界文学界的认可。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燕的博士学位论文《国际能源合作研究——中国与拉美合作案例分析》(2011年),被引用15次、下载2254次,该论文主要认为拉丁美洲油气资源丰富,不仅日趋成为中国扩大原油进口的战略替代来源地,而且也是中国石油公司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区。总结中拉能源合作的经验、特点,并评估未来合作面临的机遇及可能存在的风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年来,针对拉美地区的投资、贸易、市场风险的深度研究也逐步多了起来,中拉经济合作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受关注。

      表11列出了2010—2019年间期刊论文发文量TOP30学者。数据显示,TOP10学者中共有8名、TOP30学者中共有19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这充分说明了该机构在中国“拉美研究”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在发文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发文量最多,高达81篇。徐世澄研究员在拉美研究中涉猎非常广,学术期刊的发文统计表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其研究领域相对侧重于三大层面:即左翼、政党以及政治选举。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周志伟研究员,发文量56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张勇副研究员位列第三,发文52篇。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江时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袁东振研究员分列第四和第五,发文量分别为46篇和31篇。

      从发文的被引频次看,徐世澄、江时学、周志伟、张勇和袁东振等五位学者的总被引频次较高,分别为253次、205次、139次、108次和96次;篇均被引频次前五位的学者分别是柴瑜(5.93次)、贺双荣(4.93次),吴国平(4.78次)、孙洪波(4.46次)和江时学(4.46次)。

      从发文的下载频次看,江时学、徐世澄、周志伟、张勇和袁东振等五位学者的总下载频次最高,分别为19477次、15324次、9626次、9142次和8624次;篇均下载频次前五位的学者分别是江时学(423次)、柴瑜(416次)、李紫莹(375次)、陈涛涛(374次)和贺双荣(350次)。

      被引频次反映了文献被同行学者参考和借鉴情况,下载频次则体现了读者(包括学者)对文献的阅读和使用行为,即前者反映的是对同行学者的影响力,后者反映的是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分析2010—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的高被引、高下载等高影响力文献,有利于帮助揭示整个学术界对“拉美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和前沿问题、普通读者最感兴趣的现实和热点线.期刊高被引文献分析

      表12列出了2010—2019年有关“拉美研究”的期刊高被引文献TOP20。数据显示,“拉美小额信贷监管”“中国与智利双边货物贸易”“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等是近10年来中国“拉美研究”领域名列前茅的高被引文献,被引次数在76—129次之间。

      高被引文献TOP20广泛发表于多个学术期刊,其中《国际贸易问题》独占三篇。排名第一的是2011年李东荣发表于《金融研究》的《拉美小额信贷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该文系统考察和总结了包括监管原则的适用条件、监管工具的调整使用、监管手段的特殊限制等在内的拉美各国小额信贷业务和小额信贷机构监管方面的相关经验,并据此提出改善我国小额信贷行业监管的具体措施和建议。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南京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机构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引用,被引频次高达129次。被引用的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由NGOs(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小额信贷工地共同构成的小额信贷行业已初具规模”“我国已初步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法人属性小额信贷组织共同发展的格局”“对小额信贷,应该区分适用审慎监管和非审慎监管的不同情况”等理论和观点上。此文也是高下载文章第一名,被下载了3834次。排名二、三位的论文均刊载于《国际贸易问题》上,分别是2013年李亚波发表的《中国与智利双边货物贸易的潜力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和2012年吕宏芬、俞涔发表的《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被引频次分别为116次和95次。可见,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因此才会被广泛引证。

      事实上,纵览高被引文献TOP20的全部论文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可以发现其中多数作者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专门致力于“拉美研究”的、专业拉美研究机构的学者,而是非拉美专业研究机构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拉美”只是他们用其本领域的研究方法分析或剖析的对象,抑或可为中国援以镜鉴的他山之石。这一方面反映出“拉美研究”在不断升温,其受关注度已外溢至“拉美研究小圈子”之外,正被更多的学者同行所关注,纵使“拉美”只是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或者追逐热点的区域。另一方面反映出国内“拉美研究”学者视野下的“拉美”与其他学者眼中的“拉美”是不一样的,即专业“拉美研究”学者和非专业“拉美研究”学者在关注领域上的脱节。这是由于本质上来说,“拉美研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小众领域,专业研究队伍不够壮大,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当然,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拉美研究”专业学者与社会关注度的脱节,其研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需求。

      2010—2019年“拉美研究”期刊高下载文献TOP20如表13所示。其中,下载频次最高的是2012年邵骏鹏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关于〈百年孤独〉中孤独意蕴的剖析》,已被下载高达5215次。同时,与期刊高被引文献TOP20对比后可以发现,其中有10篇论文(分别为序号2、3、4、8、9、10、12、17、19、20)既是高被引文献,又是高下载文献。这些文章的选题关注了拉美几个主要国家的具体问题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其他高下载文献主要是关于“债务危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渤海湾漏油事件”“自贸区建设”等方面的研究,由此说明比较而言普通读者更加关注这些当下的热点话题。此外,就期刊高下载文献作者及其机构属性来看,它反映出和期刊论文高被引文献作者及其机构相同的属性,即高下载文献的作者亦非专业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

      表14列出了2010—2019年发表“拉美研究”相关论文数量TOP30的学术期刊。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9版)统计,这30种期刊多为政治、经济类期刊,有5种世界政治学科期刊、4种贸易经济学科期刊。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的《拉丁美洲研究》发文量最高,为586篇,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0.87,影响力指数CI为112.69、位列47种世界政治学科期刊的第34位。这是可以理解,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拉丁美洲研究》是中国国内唯一一份专门致力于刊发“拉美研究”成果的中文期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当代世界》发文量为120篇,排名第二,其复合影响因子为0.889。发文量排名第三的是中国农业出版社主办的《世界农业》,共计发文97篇,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1.286。农业是拉美经济的特色和主要支撑,也是近年来中拉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就此而言《世界农业》刊发相当数量的拉美农业相关的论文不足为奇。

      可以说,上述三种刊物是近年来“拉美研究”成果的主要传播媒介和发文平台,也是拉美研究相关学者应重点关注的。尽管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学术期刊在篇均被引次数和篇均下载频次两项指标上并不占优势,排名都在10名之外。

      图6按发文机构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了2010—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文献的各地发文量。观察发现,北京市的发文量高居榜首,达3081篇,远高于其他地区,充分展示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实力。另外,上海、江苏、湖北、广东、山东、天津等地在“拉美研究”领域也有较高的文献产出,活跃度较高。事实上,这同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是一致的:拉美研究机构数量前3位的是北京(22家)、上海(7家)、江苏(3家)和广东(3家)。这种地理分布既同京沪的政治和经济的地缘优势相关,又同其国际大都市定位及优质高校大量集中相联系。紧随京沪两市之后的江苏和广东等省份同拉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自然需要学术产出为发展对拉关系提供知识和智慧支撑。事实上,从全局来看,在几乎所有同拉美有密切合作的地区都有了拉美研究相关机构和学者,以满足地方发展对拉合作的知识需要。

      根据《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收录1949年至今中国正式出版的500余万种图书书目信息及其被引频次数据)统计,1979—2019年中国出版的“拉美研究”相关哲社图书著作共计2402部。

      从历年图书著作数量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出版数量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从1979年的6部增至2019年的162部(参见图7)。整个考察期出现了两个增长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从1998年的17部稳定增长至2004年的93部,增长了近5倍,年均出版51部。第二个高峰期是从2006年低落后的65部逐年攀升至整个考察期的峰值,即2016年的183部,增长了近2倍,年均出版106部。此后3年间,增长态势虽略有波动,但年均出版量仍接近154部,其中2019年最新出版的“拉美研究”图书著作达到162部。

      1979—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图书著作的学科分布如图8所示。在2402部“拉美研究”图书著作中,文学学科图书数量最多,计有858部,占比35.7%;其次是历史学,计有382部,占比15.9%;经济学排名第三,计有275部,占比11.4%。“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的这种学科分布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文学因“具有直抵人心的沟通力量”而成为中拉文化交流和增进相互认知的先导。事实上,中国对拉美的了解正是从译介拉美文学作品开启的。而且,由于文学没有专业壁垒的限制,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迄今仍是中国读者了解拉美的媒介和窗口,不难理解1979年以来出版的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中何以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文学类作品。而正如前所述,中国的拉美研究是从历史教学与研究开始的,可以说历史学是中国拉美研究最悠久且迄今仍充满活力的一大研究领域。

      《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还按照图书性质将著作分为译著、古籍、年鉴、工具书、标准、报告、文艺作品、普及读物、中小学教材与教辅资料、国内学术著作等十类。图9显示,2402部“拉美研究”图书著作中,译著类图书数量最多,高达1047部,占比高达43.6%。其次是文艺作品和国内学术著作,分别为420部和416部,占比17.5%和17.3%。这种类型分布反映出仍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拉美研究”以“引进来”为主,通过大量译介国外拉美研究经典著作来丰富和补充国内拉美研究图书的不足。

      图书出版后被期刊、博硕、会议论文引用的频次一定程度上可科学、客观地揭示图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表15列出了1979—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高被引图书著作TOP20。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199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著、顾昕译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根据在智利、阿根廷等六国的实地调查结果,分析使人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几个重要因素),目前已被引1142次,其中期刊论文引用最多,其次是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引用相对较少。本书的引用高峰期为2018年,被引109次。施引文献主要集中在“现代人研究”“城镇化理论”“人力资本”“社会心理服务”等社会学研究领域论文。美国学者约翰·亨利·梅利曼的《大陆法系——西欧拉丁美洲法律制度介绍》和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位列第二、第三,被引频次分别为701次和423次。这些图书著作出版后被学术界援引较多,因此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译著是“拉美研究”相关图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在1979年以来正式出版的1047部译著中,拉美译著(原作者为拉美国家)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依附》(1999),被引频次高达423次。其次是王永年等译的《博尔赫斯全集》(1999)和范晔译的《百年孤独》(2011),以及陈国铎等译的《电影语言的语法》(1981)和朱景冬等译的《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1997),被引频次分别为322次、234次、223次和200次(见表16)。就学科分类来看,这些高被引拉美译著TOP20大多是文学类图书,只有少数政治和历史类图书。最引人瞩目的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经典名著《百年孤独》共有4个版本名列高被引译著前20名,可见这部著作的影响力。

      1979—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文艺作品类高被引图书TOP20见表17。由残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解读博尔赫斯》一书被引频次最高,有123次。其次是由李德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及朱景东和孙成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小说史》分列二、三位,被引频次分别为61次和45次。总体来看,文艺作品类图书的被引频次相较译著类普遍不高。

      表18列出了1979—2019年中国“拉美研究”国内学术专著类高被引图书TOP20,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为李春辉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史稿》一书,被引频次为305次。其次是新玉言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以及李春辉和杨生茂主编、东方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美洲华侨华人史》,被引频次分别为242次和188次。

      本文是基于中国知网1979—2019年收录的期刊论文和博硕学位论文等共计38615篇中文哲社文献和2402部图书著作,以及中国知网研发的《中国图书引证数据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学针对中国“拉美研究”领域开展的文献大数据分析。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它系统、客观、完整呈现了过去40多年来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动态和特点。

      首先,中国的“拉美研究”相关成果产出数量整体保持平稳增长。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文献数量保持整体平稳发展态势。其中,博硕学位论文稳定增长,期刊论文则呈波动性增长,一方面“拉美研究”发文量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扩张,另一方面“拉美研究”的发文量却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年下降。这种悖论和反差亟须引起中国“拉美研究”学界的反思和重视。此外,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论文数量保持快速增长,这表明中国的“拉美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持续重视,受资助力度不断提高。

      其次,中国的“拉美研究”向区域研究、大国研究和热点研究高度集中。从文献高频关键词的统计来看,无论是核心或非核心期刊论文,还是博硕学位论文,近十年发表的“拉美研究”文献都体现出对整体性的区域研究,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大国研究,以及对“中拉关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以及“新自由主义”和“一带一路”的高度关注。文献高频关键词的分布充分反映出中国“拉美研究”的特点,即高度重视区域研究,相对忽视国别研究;重视大国研究,忽视小国研究;重视经济研究,忽视非经济研究。

      再次,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学者及其地理分布过度集中。从机构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名列前三甲,是发表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机构。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发文量TOP10学者中有8名都隶属于该机构。事实上,该机构主办的《拉丁美洲研究》杂志是国内刊登拉美研究成果最多、也是唯一一本专门以“拉丁美洲研究”命名的期刊。从发文机构所在省市分布来看,“拉美研究”的机构和学者高度集中于京沪苏等省市,反映出“拉美研究”同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具有密切的关联度。近十年来培养“拉美研究”博硕人才的主要高校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统计和分析也发现,无论是高被引文献还是高下载文献,其作者大多数并非是专业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而更多是拿拉美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或者追逐热点的区域,但却具有较高的文献影响力。这非常值得中国“拉美研究”学界的反思。

      最后,从图书著作统计来看,“拉美研究”图书的发展呈现高增长、多学科和偏译著的分布特点。统计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拉美研究”图书出版数量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并在最近两个十年出现了两个发展高峰。从学科分布上来看,文学著作占比三分之一强,其次是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反映出“拉美研究”图书著作学科分布的多元化特点。从图书性质来看,译著类图书数量最多,占比43.6%。这反映出中国的“拉美研究”在图书著作上仍以“引进来”为主。因此,也不难理解的是,高被引图书TOP20中70%被译著占据,其中排在前5位的高被引图书也均是译著。

      通过上述文献大数据方式对中国“拉美研究”相关文献及其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基本上全貌反映了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特点,为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学术交流、为学术机构和智库制定发展规划、为学者明确或调整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考。比如,鉴于大数据发现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拉美研究”领域的一些失衡,或许未来要更加重视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的平衡,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平衡,大国研究和小国研究的平衡,经济研究和非经济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历史等领域研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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