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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985约会局”的反思:为什么谈恋爱越来越难?

    发布日期:2021-02-22 22:34 参考文献

    研究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社会学系,从事社会学研究5年。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社会问题,如性别和亲密关系,以及社会和文化变化。

    2020年底,网上筛选出一篇名为《通过层层筛选,我在985相亲局上见证了高端的失败》的文章,引发了当代青年婚恋观的热议。

    本文相亲局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学历高、事业光鲜的“人生赢家”。参加者32人,其中10人来自清华北大,除一人外均为硕士或博士。大部分人来自金融行业,除了互联网,国企,高校,事业单位,医院。聚会是基于“速配”模式。同桌的两男两女聊了八分钟,然后继续轮换。客人们坦率地谈到了他们的资格,并没有回避他们的要求:一些人说他们在北京有房子,而另一些人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优秀”和“情绪稳定”。大家都在努力高效利用这8分钟找到合适的开发对象。

    “985相亲局”作为一个板块,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在发展交往对象的过程中,“理性考虑”成分增多,“感性感受”成分减少的趋势。从“985相亲局”入手,反思为什么当代青年在构建和维系爱情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算计,从而越来越难以谈一场“纯爱”,进而探讨当代青年如何突破困境,更好地“爱”。

    爱情作为一种情感,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有记录和论述。爱情在历史上有很多表象,当代人所说的“爱情”,本质上是一种以“浪漫”为基础的爱情模式。

    浪漫的爱情几乎成了理想爱情的代名词。“浪漫爱情”的概念被认为起源于中世纪的宫廷爱情,即骑士与贵族女性之间的爱情。更接近现代理解的浪漫爱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西方兴起,逐渐风靡全球。

    同样,——的婚姻,爱情的“近亲”,与浪漫爱情的结盟,也是现代的“新事物”。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研究了从古代到现在,从古代东方到当代西方的婚姻变迁后指出,婚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在历史上长期发挥着为个人或家庭获取经济和政治资源的作用。在许多文化中,爱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婚姻的副产品,而不是结婚的好理由。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只是近二百年的事情。

    所以,“浪漫爱情”也是历史长河中流行的爱情模式。只有当“浪漫的爱情”被理解为“一种”模式,而不是所有形式的爱情时,它才能被视为一种抽象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和分析。

    回到文章的重点,也就是为什么谈恋爱越来越难,下面就从两个角度切入:

    第一,从全球社会转型出发,谈谈爱情是如何经历合理化,失去“引人入胜”的能力的;

    第二,从中国的社会变迁出发,探讨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影响爱情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了年轻人谈爱情的障碍。

    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提出了一个“理性”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经历了“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神秘的事物经历了祛魅,人类社会从一个以上帝为主导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以科学和理性为主导的世界。

    社会学家伊娃伊洛兹(Eva Illouz)通过对过去文本和当代社会的分析指出,当代爱情与政治和经济活动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以“魅”为特征的前现代爱情模式,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韦伯所说的“合理化”过程,成为“祛魅”后的爱情。

    在“被施了魔法”的爱情观中,认为爱情是一种神秘、崇高、超现实的存在,爱情的对象是无可替代的,主张在爱情中为对方牺牲,主要有以下特点:

    然而,在现代爱情中,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恋爱过程中,另一套话很流行:

    为什么人们不再“为爱疯狂”,而是开始“先数后爱”,这是“被施了魔法”的爱经历合理化,成为“不再抱有幻想”的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政治理论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洛思认为,科学是“把被施了魔法的爱情推下神坛”的主要动力,它的“帮凶”主要是心理学、生物学以及它所提供的爱情新分析模型。

    心理学通过建立自我价值中心和互惠原则来促进爱情的合理化。比如基于“人格”的概念,成功的恋爱应该是两个人的心理特征有很好的兼容性;比如在倡导“自主”的基础上,“为爱疯狂”、“为爱受苦”被认为是对自主的威胁,甚至是不成熟心理状态的表现。

    以上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即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互利的,有益于自身(心理)利益的,不威胁自主性的。而这种以心理健康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就像羊圈一样,把爱情保持在“合理”和“无害”的安全范围内,也让爱情失去了“迷人”的力量。

    而生物学则通过其长处,将爱情的维度还原为各种化学物质,从而达到对爱情的“打击”。“雄激素/雌激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催产素”都是大众熟悉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面对爱人时那种积极的吸引和喜悦的感觉,是多巴胺等“爱情荷尔蒙”造成的。它把爱的过程还原为一个生物过程,暗示爱的带来的美好感受只是大脑无意识的活动,从而剥夺了它可能的神圣和超越。

    一般来说,科学通过其特殊性,对爱情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进行分解和总结,从两个维度对前现代爱情进行打击:一方面使人理解,从而失去神秘感和特殊感;另一方面,它通过抽象和归纳的解释,消解了爱情带来特殊体验的可能性。

    政治理论,尤其是以女权主义思想为代表的理论和实践,也无形中促成了爱情的合理化。和社会学家埃洛思一样,在这里,作者想“暂时抑制和停止我对女权主义的明显忠诚”,将其作为分析对象,以更好地理解其在爱情变化中的作用(绝不试图解构其解放作用和进步意义)。

    “浪漫”或“心动”的爱情,作为一种爱情模式,理论上影响着社会所有成员,但实际上对女性的影响更深。如前所述,“浪漫”和“心动”的爱情强调自我牺牲和奉献,而在前现代,不求回报的为爱牺牲更被视为女性的一个特征。比如古代爱情悲剧的主角,比如孟姜女哭长城,白蛇报恩,等待丈夫归来变成王宓石,大多是女性,很多描写或描写爱情带来的烦恼和纠结的文学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女性。

    这意味着过去的“浪漫爱情”剧本能够被重复和赞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女性更“为爱情所困”的事实。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理论一直试图揭露和改变压制妇女权利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机制。女权主义动摇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规范,但也加速了倡导平等、自愿和互惠的新异性恋文化的出现。这种新的以公平为特征的异性文化规范,也间接使情感被重新概念化,可以被评价、测量、比较。

    更具体地说,对公平的追求为爱情和家庭关系引入了新的“对等原则”。在这种以“对称”为特征的新剧本下,人们会有意识地对有形的家务劳动进行量化和平均分配,也会对无形的情感本身进行量化和评价,从而评估自己或他人情感投入的“合理程度”。

    总的来说,以上原则既保证了异性恋的对称性和互惠性,又降低了人们向“被施了魔法”的爱情投降的可能性。

    选择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可供人们选择的工具和考量范围无限扩大,改变了人们选择潜在对象的逻辑,同时也促进了爱情的合理化。

    在前现代,人们在决定未来的伴侣时也有“理性”和“算计”。然而,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遵循简单的“实用理性”,选择了第一个可用的、相对满意的潜在对象。这是因为当时可获得的参考资料有限,以及当时评价标准相对单一(主要是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

    在现代,人们从小就形成了相对复杂的自我和选择条件,这使得可供考虑和评估的参数特别多样化。评价维度从之前粗线条的“适合家庭”、“性格好”,变成了对兴趣爱好、志向、经历等等精细复杂的考察。同时,辅助选择的一系列技术的出现也使得这种精细选择成为可能。比如在互联网交友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撰写和阅读高度个性化的简介进行双向选择。所以当代的选择“理性”从以前的现代初级的“实用理性”演变为“效用最大化理性”——在众多的选择中,找出最适合个人效用的最佳对象。

    所以,在科学、政治理论和选择性技术的共谋下,爱情——和社会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从从前的现代“引人入胜”的爱情,到不再抱有幻想的“理性”的爱情。

    回顾历史,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导的传统中,“情”早已被主流文化所忽视。到了现代,“爱”依然被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借用或压制,还没有真正进入大众生活。直到改革开放,“爱”才被解开,回到私人领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认可的情感。

    但是,“爱”还没有站稳脚跟,已经受到了新消费主义和传统父权制的攻击。一方面,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加强消费和浪漫爱情之间的联系,蚕食了人们定义什么是“好”爱情的权利。另一方面,长期的宗法传统与倡导自由、平等和尊重的现代爱情观背道而驰。

    长期观察当代爱情的文学教授梁永安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影响了年轻人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也给爱情带来了更多的现实障碍,包括:

    感情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稳定的时间和空间,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学习和求职带来的迁移变得更加频繁,高度的流动性使得亲密关系难以建立和维持;

    爱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为对方多考虑”来共同创造幸福,而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则习惯于被适应,更注重自我;

    高度紧张的工作和经济压力(如“996”工作方式和住房压力),一方面减少了年轻人相处的空间和时间,使他们在关系中容易焦虑和算计;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想要两个人的世界给予更多的安慰和支持,过高的期望往往带来更大的失落和紧张。

    在现代社会,“谈恋爱”并不是一件高尚而神秘的事情,但中国现代社会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使得亲密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面对这些抽象或现实的障碍,人只是“平躺”,放弃爱情吗?虽然“社会”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个人,但个人也有空间四处活动,创造自己的小世界。

    哲学家巴迪欧和长期关注亲密关系的公共作家鲍丹提醒我们放弃浪漫爱情的想象,或者更广泛地说,模板爱情。对某种爱情模式的模仿,会把爱情的维度从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行为降低到一种消极的、重复性的行为,制造出很多看似浪漫的爱情假象:

    有太多的外力在试图说服人们,“好的”爱情的发生、维持甚至结束“应该是什么”;但是,正如弗洛姆、巴迪欧等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爱情并没有固定的外表。爱情应该是一段关系中双方不断创造的过程。简而言之,除了你和你的伴侣,没有人有权定义你的爱。作为关系中的双方,你可以通过互动、交流、实践来确定“我们”的理想爱情。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直接的处方。他认为爱是一种可获得的能力,爱首先是一种“给予”,而不是一种“获得”。

    这种“付出”有着独特的含义。不同于日常语境中与“放弃”、“牺牲”等消极意义相联系的“给予”,或者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给予”,弗洛姆主张一种积极的、非物质意义上的“给予”,即通过分享一个人自己的感情、兴趣、知识、幽默和悲伤等最重要的部分。

    “爱情只能生在两个人之间。两个人都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没有自我中心体验的情况下体验自己.这样经历的爱情不断受到挑战。这种爱不是避风港,而是共同的努力、成长和劳动。”

    他认为爱情不是逃避孤独的避风港,也不仅仅是性的载体。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试图脱离自我中心,在保持自身完整性的同时与他人合二为一。通过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兴趣爱好等所有重要内容,双方激发了内心的生命意识,从而获得了关于世界、自己和彼此更丰富、更深刻的生命体验。

    早些时候提到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在《爱的多重奏》中指出,爱情是一个由偶然性变为必然性的过程。爱情的美好与其说来自于“一见钟情”的偶然瞬间,不如说来自于它的执着创意:我们和所爱的人,从最初可有可无、随机的相遇开始,通过共同的、日常的努力,逐渐战胜相遇的随机性,最终达到永恒。流行语的表达,也就是最好的爱情,不是遇到对的人,而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做出对的人。

    在书中,巴迪欧还说,爱情是坚持下去的冒险。他不认为爱情是在相遇的那一刻点燃,然后慢慢耗尽的东西。真爱是通过不断的共同努力,克服时间、空间、世界带来的各种变化;是两个人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创造,携手把相遇的机会变成彼此必然命运的过程。

    [4][美洲]李海燕。精神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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