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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形态)序列的构建与解读

    发布日期:2020-12-15 16:06 参考文献

      格是标记名词与动词、另一名词或附置词之间关系的语法范畴。本文旨在描写跨语言情境下不同类型格的优先程度。首先,研究在Blake(2001:1)定义的基础上确定了五条用于判定格与非格的标准,并依此标准调查了141种现代语言的格系统,得出了新的蕴涵等级:主格>宾格/施格>属格>与格>地点格/离格>工具格>向格>伴随格>其他。随后,文章对格序列进行了解读,认为格序列至少反映了格的三方面特征,即格标记的语法化程度、格自身的实义程度以及某一种格所常标记的句法成分与主动词之间的语义紧密度。最后,文章从频率和替换策略两个角度阐释了格序列共时与历时的对应。

      基金项目: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变异和接触机制研究”(19JJD740001;主持人陈保亚)及北京大学翁洪武原创科研基金资助。

      格(case)是标记名词与动词、另一名词或附置词之间关系的语法范畴,关联着形态、句法以及语义等多个语言学部门,在于相当数量的语言中。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格范畴一直是传统语法研究的中心问题,到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语法研究系统都将格以及与格相关的一些概念置于重要位置(如Fillmore 1968;Chomsky 1981;Foley&Van Valin 1984;Dik 1997;Bresnan 2001)。不过,想要真正了解不同学派对格的观点,首先需要系统地了解传统形态层面的“格”。在跨语言层面,前人对格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形态标记模式角度,有Dixon(1979,1994)、Nichols(1986)和Dryer(1986);2)具体的某一种格的跨语言研究,有Silverstein(1993)、St01z(1996)、Stolz et al.(2006)。而对于格的蕴涵等级的研究,先前主要有Silverstein(1976)、Blake(2001)以及Caha(2009),其中以Blake(200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本研究旨在从类型学视角梳理世界范围内语言的格系统,得出不同种类格的优先程度,进而拟出蕴涵等级。所谓优先程度,指不同格的重要程度:如果某一种格重要,其在历时演变中就难以丢失,在共时层面就会有更广的分布,在蕴涵序列中则占据更左的位置。以印欧语为例,原始印欧语有7种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地点格、工具格、离格),但经过四千到五千年的演变,现代的多数印欧语都很难保持完整的格系统,如表1所示。

      表1已暗藏部分关于格的蕴涵等级的信息,如某一语言拥有工具格,其通常也有主格、宾格、属格和与格。不过,即便在印欧语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反例,如孟加拉语有四个格(主格、宾格、属格、地点一工具格),在地点格未衰落之前,其与格已同宾格合成一个新的宾格。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跨语言研究。

      类型研究,尤其是范畴的跨语言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可比性问题(Greenberg 1963;Croft 2003;Haspelmath 2007)。在格的研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难点是格范畴的定义,以及什么是具体的格(如工具格)的问题。与其他范畴一样,最原始的格的定义来自古希腊,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格的概念都来自希腊语,然后再由拉丁语转译成英语。甚至于后来在其他语言中发现了印欧语中没有的格,也通常会从希腊语或拉丁语中选取单词来表达。然而,印欧语的格标记通常是词缀,虽是典型的格标记,却并不是唯一种类的标记,世界上大多数格语言都不只用词缀来表示格范畴。这本质上是定义宽严的问题,最严格的是只将词缀算成格,次严格的是将词缀和附着成分算成格,最宽松的甚至将部分附置词算成格。在世界语言结构地图册(上,与格有关的项目是由多位学者分别整理的,他们采取的标准同样不一致,以包木语(Bawm)(孟加拉国使用的一种汉藏语)为例,在参考了相同材料(Reichle 1981)的情况下,结论却完全不一样①。另一难点是具体的格的定义,如典型的工具格指代“工具”,但由于民族认知上的差异,有些语言中工具格附带表示伴随,另外一些语言没有工具格,却用施格来引介工具。同时,由于历时的演变,部分语言的格系统处在合并状态,产生了大量与传统印欧语功能不一致的格。正因为上述两方面的难点,再加上不同时代语言学体系及术语的差异,导致了格的统计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不过,需指出的是,在格定义上宽严程度的差异虽会影响表面统计的结果,但从整体而言,并不会根本影响格序列的构建,对后者影响更大的是是否对所有语言采用统一标准,如果标准不统一,比较也无从谈起。

      本文采用Blake(2001:1)的定义,即格是“标记从属名词与其核心关系的系统”。在此基础上,结合世界大量语言格系统的特点,确定五条判断格的标准。

      首先,格关注的是句法语义层面的关系,只有携带语义角色和语法功能的格才会被统计。因此,表达话语或语用功能的格,即便形态上有标记,也不在“格”的定义范围之内。最常见的语用层面的“格”是呼格(vocative case),比如在例(1)的瓦拉派语(Hualapai)中,呼格词尾-e表明John是被称呼的对象。

      其次,格需要被标记,这与很多现代句法体系中“格”的概念不一致,后者通常指深层的语义关系,为所有自然语言所拥有,而这里的格必须在外在结构中有所表现。因此,格系统需建立在至少一组对立(两个成员)之上。

      第三,格标记并不总是词缀,只要符合标记名词与其核心关系这一概念且有外在形式的都可被视为格标记。虽然词缀是最典型的格标记,但除词缀外,附着成分,作为常用手段,同样承担表达格关系的任务,尤其是在多格系统的语言(如大部分乌拉尔语言以及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此外,语音也可作为标记格关系的手段,部分非洲语言使用声调来区分主格与宾格,如例(2)的南棣语(Nandi):

      第四,附从标记模式(dependent marking),至少是双重标记模式(double marking),是语言拥有格系统的先决条件。附从标记指从属成分承载表达核心与从属之间结构关系的显性标记(Nichols 1986)。相反,例(3)的楚图希尔语(Tzutujil),附核标记(head marking)的语言将表达核心论元关系的标记加在动词上,而不在名词上加标记,因名词本身无形态变化,不能被视作“格”。

      如果语言将描写论元关系及携带一致信息的标记同时分别附着于动词及主论元,因名词本身有了形态变化,而且也承载了语义角色②,那么,即便在动词上也使用标记,这类双重标记的语言依然应被视作格语言。

      第五,双层格(double case)是被认可的。“双层格”类似于原先术语体系中的“二级格”(secondary case),指将格标记附加到已经携带格标记的名词上的现象。在表达旁语成分时,双层格的语言将一种格标记(通常是旁格标记)先加到名词词根之上,形成词基(base),再使用表义的边缘格(如地点格、工具格、离格)标记附着到词基之上,形成具体的格的形式。事实上,此处的边缘格标记是附着成分,并不违反格的定义,因此,将“双层格”处理成“格”有据可依。

      在类型学研究中,与可比性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语言取样,语言取样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可靠。就取样而言,两个因素需优先考虑:一是样本大小,样本过小很难看出人类语言的共性;二是样本分布,需考虑历时演变、共时接触、类型差异等因素,尤其在地理和系属上要分布相对均衡。本研究涉及约300种古代和现代语言,用于统计的现代语言为141种(具体见(4))③,覆盖人类所居住的六大洲,分布在18个语系、73个语族中,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系属未定的语言④:

      b.阿尔泰语系(Altaic)(12种):埃文基语(Evenki)、满语(Manchu)、达斡尔语(Dagur)、莫卧儿语(Moghol)、喀尔喀蒙古语(Khalkha)、乌兹别克语(Uzbek)、维吾尔语(Uyghur)、土耳其语(Turkish)、图瓦语(Tuvat)、巴什基尔语(Bashkir)、塔塔尔语(Tatar)、楚瓦什语(Chuvash)

      c.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12种):桑戈语(Sango)、富拉语(Fula)、沃洛夫语(Wolof)、基西语(Kisi)、齐切瓦语(Chichewa)、祖鲁语(Zulu)、斯瓦希里语(Swahili)、通加语(Tonga)、约鲁巴语(Yoruba)、伊博语(Igbo)、布萨语(Busa)、丹语(Dan)

      d.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12种):巴吉尔米语(Bagirmi)、尤鲁语(Yulu)、南棣语(Nandi)、卑里语()、图尔卡纳语(Turkana)、努尔语(Nuer)、夏伊语(Chai)、富尔语(Fur)、马巴语(Maba)、贝利亚语(Beria)、卡努里语(Kanuri)、贝塔语(Berta)

      e.乌拉尔语系(Uralic)(11种):涅涅茨语(Nenets)、马里语(Mari)、爱沙尼亚语(Estonian)、芬兰语(Finnish)、摩尔多瓦语(Mordvin)、科米—兹梁语(KomiZyrian)、乌德穆尔特语(Udmurt)、萨米语(Saami)、匈牙利语(Hungarian)、汉特语(Khanty)、曼西语(Mansi)

      g.亚非语系(Afro-Asiatic)(10种):豪萨语(Hausa)、克拉语(Kera)、特拉语(Tera)、阿拉伯语(Arabic)、希伯来语(Hebrew)、阿姆哈拉语(Amharic)、贝贾语(Beja)、索马里语(Somali)、哈勒尔奥罗莫语(Oromo(Harar)、科普特语(Coptic)

      i.澳大利亚土著语言(Australian)(6种):卡雅迪尔德语(Kayardild)、提威语(Tiwi),瓦姆巴亚语(Wambaya)、迪尔巴尔语(Dyirbal)、马度图尼拉语(Martuthunira)、伊蒂尼语(Yidiny)

      1.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4种):泰卢固语(Telugu)、泰米尔语(Tamil)、坎纳拉语(Kannada)、布拉灰语(Brahui)

      o.尤特—阿兹台克语系(Uto-Aztecan)(3种):纳瓦特尔语(Nahuatl)、卡瓦伊苏语(Kawaiisu)、霍皮语(Hopi)

      p.卡尔特维语系(Kartvelian)(2种):格鲁吉亚语(Georgian)、拉兹语(Laz)

      q.阿尔吉克语系(Algic)(2种):克里语(Cree(Plains)、欧及布威语(Ojibwe)

      s.其他(Others)(15种):巴斯克语(Basque)、日语(Japanese)、韩语(Korean)、阿伊努语(Ainu)、祖尼语(Zuni)、瓦绍语(Washo)、楚科奇语(Chukchi)、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阿瓦比特语(Awa Pit)、阿克玛语(Acoma)、凯特语(Ket)、尤卡吉尔语(Yukaghir)、伊基多语(Iquito)、马纳姆布语(Manambu)、艾马拉语(Aymara)

      就目前所搜集的材料而言,自然语言中的形态格约有60种,而其中大部分格都只存在于极小范围的语言中,这些格很难反映出语言中的共性,因此,格序列构建的第一步便是挑选出合适的可能进入序列的候选成员。挑选候选成员前需做的基础性工作是统一术语,该工作包括两方面:1)将被记录成不同名称却表达相同语义角色的格合并;2)将被记录成相同名称却表达不同语义角色的格归入不同的类。例如,乌德穆尔特语中的caritive case、爱沙尼亚语中的abessive case、马度图尼拉语中的privative case,三者虽名称相差较大⑤,但核心功能都是表达“缺乏”或“没有……”之义,因此,需将三者名称统一,这样作为整体(用abessive代表)便能成为候选成员,进入统计的范围。表2统计了不同语言中命名不同却表达相同语义角色的格⑥。

      做完上面一步,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格只存在于一到两种语系中,而这些格应被排除出候选者的行列。例如,表达“害怕……”或者“避免……”之义的避格(aversive case)只存在于伊蒂尼语中,表达“每……”及频度之义的分格(distributive case)只存在于匈牙利语中,表达“使……模糊”之义的模糊格(obscure case)只存在于马度图尼拉语(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经过初步筛选,有18种格成为候选者,下面对这些格进行统计分析,按照核心格(core case)与边缘格(peripheral case)的区分分别讨论,以期构建出格系统的蕴涵序列。

      核心格指标记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核心论元关系的格。对于宾格配列来讲,核心格指主格和宾格;对于施格配列来讲,核心格指通格和施格。表3展示了核心格的分布。

      在所统计的55种主宾格语言中,全部都有主格,其中50种主格没有标记,5种是标记主格语言(marked nominative)。其中52种有宾格,只有爱沙尼亚语、摩尔多瓦语和楚瓦什语中宾格消亡了。爱沙尼亚语中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在不同状态下由主格、属格以及部分格分别表达,摩尔多瓦语中用离格表达宾格的功能,而楚瓦什语中宾格则是被与格吸收,由与格来行使宾格的职能。从比例上看,宾格配列中,主格和宾格都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格。

      对于施格配列而言,通常无标记的通格出现在全部21种施格语言中,其中有一种是标记通格语言(marked absolutive)。而21种中的20种都有施格,只有拉克语没有施格。拉克语中施格与属格合并,而属格也吸收了工具格。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施格语言中的施事都用施格来表示,北极圈附近的大多数语言都用关系格(relative case)标记施格,关系格拥有施格和属格的功能,是广义上的施格。

      主格和宾格的优势地位还可通过它们的功能体现出来,即它们不仅可以标记核心论元,在很多语言中,它们也可以标记那些语义性较强的语义角色,而迫使标记那些语义角色的格消亡。以马纳姆布语为例,据Aikhenvald(2008)的调查,其主格不仅可以标记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也可以标记表语,有时甚至可以标记“转变为……”的第二个论元(变化格的功能)、地点(地点格的功能)、方式(伴随格、方式格的功能)、工具(工具格的功能)、目的(因格的功能)。无论是宾格配列还是施格配列,核心格都无可置疑地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因此,理应位于格序列的最顶端。在主格和宾格中,主格分布更广,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需要标记,语法化程度最高,是格演变的最终方向,因此,主格在宾格之上。同理,通格也在施格之上。

      边缘格是相对核心格而言的,即所有标记语言中非核心论元的格。由于边缘格大多携带比较明显的语义信息,这些信息为人类语言所共有,反映了人类认知层面的共同性。换言之,边缘格的等级受到配列的影响较小,因此,不同配列的同一种格将作为整体被研究。表4和表5统计了样本语言中边缘格的分布情况,虽然表5中的边缘格都在三个或者更多的语系中出现,但其中最广泛分布的表相似义的似格(semblative case)与表4中分布最少的伴随格也有超出两倍的差距,而从横向来看,表5中几乎所有的格在分布上都非常接近,且没有明显的蕴涵关系,所以,表5中所有的格只能作为整体被置于格序列的最底端。

      据表4,边缘格中分布最广且在蕴涵关系中最具优势的是属格(在88种有格系统的语言中,有64种语言拥有属格),而且相对于与格和地点格,属格的分布优势相当明显。在宾格语言中,只有四种语言(阿尔巴尼亚语、匈牙利语、泰米尔语以及尤卡吉尔语)拥有与格而没有属格,而有约20种语言拥有属格同时没有与格。属格的另一优势便是生存能力,它甚至可以在整个格系统都衰落的情况下保持形态。例如,大多数日耳曼语都保留着属格词尾,尽管有些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格标记。另外,在部分两格对立的语言中(如罗马尼亚语和索马里语),仅剩的两格便是主格和属格;大多数三格对立的语言(如马巴语、努尔语)都保留着属格标记。因此,Kurylowicz(1964:188)及之后的大部分语法学家都将属格归到语法格而不是语义格的类别中。当然,在施格语言中,属格的数量有一定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部分施格语言用施格来表达领属或部分的含义。不过,这些并不能撼动属格在格系统中仅次于核心格的位置。

      受印欧语为主导的研究思路影响,传统研究一直将与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将它与核心格相提并论。但根据表4,几乎只有一半的格语言(50种语言)拥有与格,即便与地点格、离格相比,它在分布上都不占明显优势。与格和地点格的位置是格序列排列中最难的问题,这两种格在分布上几乎不相上下,而且在部分语言中(多数的阿尔泰语、部分的印欧语),二者共用一个形态。但我们将与格置于地点格之上,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从历时演变来看,地点格总是向与格演变,这种趋势跨语言存在;2)本文所涉及的格标记包括了附着成分和词缀,而就与格与地点格而言,与格的标记以词缀为主,地点格在一些语言中使用附着成分,虽然二者都被记作格标记,但语法化程度有高低之分;3)与格相比其他非核心格,具有更多的语法功能,而这点地点格一般不具备。

      在地点格与离格的比较中,二者很难分出高低。总体来看,离格与地点格的分布状态大致相当,在本文抽样中,各有48种语言拥有离格或地点格,同时拥有两者的语言数量为35。具体来看(见(5),除离格语言中有一部分乌拉尔语⑦(5种)比较集聚,其余的离格语言和地点格语言在系属及地理上都较分散,无法透过二者中的一者来断定另一者的分布。先前的研究,如Blake(2001),一般认为地点格比离格更普遍,但这种观点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印欧语的影响,因为多数五格系统的印欧语(以东欧语言为主)都保留了地点格而丢失了离格,但跨语言来看,地点格与离格的分布差异很小。因此,这里将离格与地点格并列。

      (5)a.有离格而无地点格(13种):拉克语、瓦姆巴亚语、巴斯克语、艾马拉语、阿尔巴尼亚语、满语、莫卧儿语、喀尔喀蒙古语、乌德穆尔特语、科米—兹梁语、摩尔多瓦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

      b.有地点格而无离格(13种):萨米语、孟加拉语、拉脱维亚语、图尔卡纳语、夏伊语、富尔语、坎纳拉语、克瓦语、车臣语、科瓦什语、汉特语、努尔语、尼瓦尔语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的数据库中,88种格语言平均拥有格的数量为7.2,数据的中位数为7,而拥有6种或7种格的语言数量⑧是最多的,均为17,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跨语言中与格、地点格与离格共现的概率很高。

      在离格与工具格的对比中,离格应该高于工具格。无论是整体分布还是具体到主宾格配列或施通格配列中,离格都占一定优势。在施通格语言中,工具的语义角色常被施格表达,工具格的生存空间非常受限,这导致了其在分布上的明显劣势。从系属分布的角度来看,工具格在除阿尔泰语系之外的语言中都不占优势。从合并的潜能上来看,两者由于语义关联性较差,只在三种语言(中部尤皮克语、尼瓦尔语和坎纳拉语)中发生了合并的现象,样本太少而无法比较。因此,从整体分布及对不同配列的适应程度来看,离格更有理由在格序列中占据更前的位置。

      向格和伴随格,在分布上较大程度落后于前面讨论的主要边缘格,但又大幅领先于剩下的一些边缘格,同时,拥有这两种格的语言的基数并不小,因此,它们应该在序列的讨论范围之内。不过,这两者在格系统中并不是必备的,因为它们的功能在部分语言中由一些更高阶的格来代替,“向……”之义可由与格或地点格来表达,而“与……一起”则可由工具格来代替。因此,考虑到总体分布及其在语言体系中的重要性,向格和伴随格应被置于格序列的末端。两者比较而言,向格先于伴随格,这可从四方面来探讨:1)总体分布上,向格更占优势;2)配列上,宾格语言中两者相等,而施格语言中向格领先,但如考虑两类语言的基数,向格的优势更大,且向格对于不同配列的适应性更强;3)拥有伴随格而没有向格的语言几乎都集中在东亚和南亚,并没有跨语言的普遍性;4)功能上,向格可承担更多的语法功能,如在摩尔多瓦语中,向格被用来标记间接宾语。

      综合上面分析,格的蕴涵等级构建完成,即主格>宾格/施格>属格>与格>地点格/离格>工具格>向格>伴随格>其他。

      自然语言中的格系统是基于一组相对完善的格标记的出现而形成的,而格标记来自于语法化。形成形态的那些词可能是名词、动词、副词或者附置词,以孟加拉语为例,地点格标记来自于附置词,与格标记来自于名词,属格标记来自于动词(Kahr 1976:125-126)。(6)显示格标记演变的斜坡:

      影响语法化程度最重要的因素是项目的使用频率,而不同格的使用频率与其在格序列中的位置相对应,越往左的格使用频率越高。这并不难理解,越往左的格标记的语义角色在组句中越是不可缺少。Luraghi(2004)统计了古希腊语中名词的格的使用频率,发现主格和宾格的频率分别占0.4和0.3,而属格和与格则只有0.14和0.11。Lehmann(1995:112)提出了语言中格系统语法化的主要路径⑨(如(7)所示),这一观察同样支持上面的论断。

      总体来说,对某些单位的高频使用推动了格系统的形成,而不同格使用频率的差异,导致了这些格标记在语法化程度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它们在格序列中的位置相对应,在格序列中越往左的格标记语法化程度越高,而越往右的格标记语法化程度越低。

      格序列同样反映了不同格自身的实义性(concreteness)程度,格序列中偏向右侧的格,实义性更强,而偏向左侧的格,抽象性更高。Jespersen(1924:185)最早将实义性这一概念引入到格的研究中,他将格系统分为语法格和实义格(concrete case)两部分,本文借用这一术语,含义稍有不同。

      实义性程度的第一个体现,是序列中越偏左的格携带的实际意义越少。最左侧的主格和宾格主要承担语法功能,其自身的实义性非常弱,而往右的属格和与格,除了有语法功能外,自身还携带了一定程度的抽象语义,其中属格可表达领属与部分的含义,而与格则有抽象的方向含义。相比于与格和属格,再右侧的地点格、离格和工具格等语法功能变得更弱,但携带了更为明确的语义信息。而那些位于格序列最右侧,被列入“其他”类别的格,携带的语义信息相对于前面的格则更加具体,如匈牙利语中的移出格(elative case)不仅携带了来源义,还同时表达了是从来源的内部而来(如表6所示),而从上格(delative case),则是从来源的上方而来,这些信息要比大部分语言中表来源的离格要具体。

      实义性程度的第二个体现,是序列中越偏左的格抽象程度越高。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具体到每个格都比其右侧的格更抽象或者更上位,而是对有语义关联性的两个格而言,偏左的格更加抽象。以伴随格和工具格为例,伴随格作用的对象通常是人,表达“与……一起”,而伴随的人事实上也可抽象成一种工具(参考Stolz 1996),于是工具格处在较左的位置,具有较多的功能。如果对比更左侧的施格,工具格便是具体的一方,施格标记及物动词的主语,而工具在语言中常可承担类似施事的角色(如The key opens the door中的key),工具是广义上偏向施事的角色(Dowty 1991),因此,在施格语言中,工具常用施格来表示。格系统中这种具体与抽象的对比还有很多,如受益格—与格、向格—与格、部分格—属格、离格—属格、属格—宾格,位于右侧的格更具体,在演变中通常成为被合并的一方。

      对格序列的解读还可从某一种格常标记的句法成分与主动词之间的语义紧密度的角度来考虑。一般来说,序列中越往左的格语义上与主动词越紧密,而与主动词语义上越不紧密的句法成分越不需要格。表7描述了可能携带格的句法成分与主动词的语义紧密度,由于句法象似性的作用,语义上的紧密度事实上也是无标记语序中某一成分离主动词的空间距离。

      陆丙甫(2004)提出一条作为人类语言共性的距离—标记对应律,指出从属成分离动词越远,越需一个显性成分来标记两者的关系。本文的观察则是无标记语序中距离动词越近的成分越需要标记。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反,实则是兼容且统一的。首先,距离—标记对应律更看重动态过程,即一个成分移位到离动词更远的位置,通常需要额外的成分来标记这种移动;其次,离动词越远的成分越不需要格或格标记,并不表示远的成分不需要标记,相反,它需要一个更加显著的标记(不仅在音系形态上是显性的,也是更加独立的)来标记其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此外,外围成分自身的实义程度较高,携带的信息较大,通常需要被编码成较大的形式。因此,越边缘的成分越需附置词,如(8)所示:

      格序列不仅反映共时的分布,也反映历时的演变,二者之所以能形成对应,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表现:1)从频率上看,格序列左侧的格在使用频率上高于右侧的格,而高频使用的单位一般在语言演变中更难演变⑩,因此,左侧的格在历时上更难脱落;2)从替换策略来看,序列越往左的成分越难获得完美的替换策略。如果格序列左侧的格(如主格、宾格)衰落,则语言内部需要在语序和一致关系上给予补偿,而如果格序列右侧的格衰落,语言内部可以形成一套附置词来替代。就演变程序而言,语序的演变或者一致系统的形成一般比较缓慢,而附置词系统一般在格系统还未衰落的时候已经出现,它的形成更为容易。就功能而言,语序并不能完整替代核心格的功能。比如语序无法解决诸如I found him a good teacher和He loves his mother more than his father之类的语言歧义。但附置词系统不仅可替代边缘格的功能,且在句法层面更加自由。

      语言中形态与意义的匹配是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表达“施事”、“受事”、“与事”之类的语义角色以及“向……”、“离……”、“部分”、“伴随”等语义关系的需要和能力,但各种语言所采取的手段却千差万别。本研究通过调查近300种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的格系统,得出了这个格序列:主格>宾格/施格>属格>与格>地点格/离格>工具格>向格>伴随格>其他。格序列反映了人类语言中的一条重要共性,但由于格系统牵涉到语言中的诸多部门,受多种因素影响,它的蕴涵共性并不如数范畴蕴涵那样绝对,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基本趋势。其中,与格、地点格与离格无论在整体分布上,还是在具体一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上,差别远不如蕴涵性所显示的那般大。这样看来,形态格的层级也可描述成金字塔,如主格和宾格列于顶端,与格、地点格和离格在下一层级,而属格在两层的中间,再往下是向格和伴随格,工具格在向格一层与与格一层的中间,最下端是其他一些格。

      ①Dryer明确认为没有格,Iggesen则明确认为有四个格,Baerman&Brown倾向于认为没有格,Comrie倾向于认为有格(参考)。

      ②需说明的是,多数南岛语(或所谓“菲律宾类型”的语言),虽然名词也携带标记部分语义信息的词缀,但携带语义角色信息的主要是动词,这种类型的语言不作为格语言。双重标记的语言指名词可独立标记语义角色,同时动词也携带标记语义角色的词缀。

      ④统计所参考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各语言的参考语法/语法概要,著作的名称多数可从Glottolog(以及WALS(o)的该语言参考文献中找到。

      ⑥这里所列出的“不同命名的相同格”是指在多数语境下,这些命名不同的格所标记的语义角色相同,但并不表示所有的语法记载中这些格都相互等同。比如,在匈牙利语中,所谓的associative case等同于伴随格,核心功能是表示“伴随……”之义,但在楚科奇语中,associative case指“与……相关的”,而另有伴随格表“伴随……”义。

      ⑦乌拉尔语一般没有通用的表达“在……”之义的地点格,表达空间概念的格都更为具体(可参考表6)。

      ⑧在Iggesen(2013)的数据库中,拥有6-7种格的语言数量也是最多的。

      ⑨评审专家指出,主格多数情况下使用零形态是“生而为零”的,不宜说主格是由其他形态演变而来。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其实此处使用“零形式”更为合理,即格的语法化路径的终点是成为与多数语言主格一样的“零形式”,而不是最终变成了主格。

      ⑩这里的演变主要指范畴层面,即范畴不容易脱落,从具体的形式来看,高频使用的单位有时更容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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