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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他出生在八月 ——论出生月份如何影响个体发展

    发布日期:2020-12-15 03:19 参考文献

      ,你可能毫不犹豫大声说,噢,一个追求完美主义和强迫症的处女座。在不经意间用笼统的、一般性、空洞的描述去揭示他的性格特征,完美呈现巴纳姆效应,认为出生月份和性格之间有某种神秘关联。

      倘若你是一位备孕的吃货妈妈,你可能会想,如果他刚好出生在八月,那孕期的大部分时间为冬天和春天,怀孕时可能赶不上吃你最爱的猕猴桃和葡萄。

      倘若你是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你的孩子出生在八月可能会让你欣喜若狂,因为在入学年龄制度约束下,他可以成为截止年龄前入学的最小孩子。

      倘若你是一个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爱好者,你可能会关注某些热议的出生月份效应,并试图寻找有效的实证数据来验证那些假设。

      回归正题,首先澄清我们探讨的话题“出生月份与个体发展的关系”并非基于随机小概率事件的解释或笼统的星座、属相、占卜结果来单纯八卦。我们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梳理出生月份与个体的生长发育、教育表现、收入水平的关系。

      首先,我们先探讨出生月份与婴幼儿早期发展之间的关系。生命最初一千天是个体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奠定婴幼儿未来发展所需的关键技能和认知能力,在此期间营养发育不良和外部刺激匮乏会对个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Maluccio et al., 2009)。诸多因素被认为与儿童早期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出生月份是其中一种可能因素。我们可以把出生月份比喻为进入“生命最初一千天”的窗户,它孕育着胚胎发育、婴幼儿出生和成长的内外部环境。

      在澳大利亚、美国和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已开展诸多研究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冬天出生的宝宝比夏天出生的宝宝认知能力发育更好、更早学会爬行、长得更高更壮(Yue et al., 2017)。出生月份与婴幼儿的营养摄入、日光照射、活动量和刺激接受量等存在相关,进而影响个体成长发育(McGrath et al., 2006)。然而,这些结果鲜有在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在中国也缺少实证证据的支撑。

      有学者在我国秦巴山区开展了一项出生月份与婴幼儿早期发展的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出生在冬季(12月至2月)比出生在夏季(7月至9月)的宝宝测量出更高的血红蛋白含量(t=3.63,p0.001)、更高的认知得分(即MDI,t=5.17,p0.001)和运动得分(即PDI,t=10.60,p0.001)。也就是说,冬季出生的宝宝比夏季出生的宝宝认知和运动发育地更好。

      如何解释出生在不同季节宝宝之间的差异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星座自带属性?是贫困带来的先天差异?或是无法推测的神秘因素?白钰等人(2018)尝试从婴幼儿生长环境与养育者养育行为的交互作用角度对差异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做出推断。以下解释一方面论证了农村婴幼儿的早期发展还有很大程度存在可以被干预或是被改善的空间,一方面也表明婴幼儿早期科学养育的重要性。当然,对这一差异的解释是否适用于发达地区还值得考量。

      出生在夏季(7月至9月)的婴幼儿在刚好在寒冷的冬天达到6个月月龄,而半岁左右正是探索世界和潜能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可以从气候和季节改变角度探索产生“婴幼儿发育的季节性效应”的原因。

      一种是从季节温度变化解释。研究取样自中国陕西秦巴山区,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天寒冷干燥(-2℃-16℃),夏天炎热湿润(18℃-38℃)。在冬天,由于少有保证恒温的取暖设备,养育者常常将婴儿层层包裹,穿着厚重限制了婴儿的活动灵活性,减少了婴幼儿与多样化刺激的直接接触(Groenen et al., 2010);夏天则相反,婴幼儿穿着轻薄,爬行运动受限少,刺激直接接触增多。冬天的环境明显不利于出生在夏季婴幼儿的认知和运动能力发展。

      另一种是从富含铁食物摄入量解释。保证含铁食物摄入确实有利于个体生长发育。冬天出生的婴儿在夏季开始进行辅食添加,夏季时当地居民能够获得更丰富多样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宝宝摄入更多铁元素。同时,2-12月出生的宝宝,其母亲在孕期经历了整个夏天,从多样化食物中获取的营养更丰盛。

      再一种是从阳光照射度解释。婴儿活动量和日照时长呈正相关,日照是婴幼儿情绪和行为状态的重要预测指标,清醒和睡眠时长与儿童早期发展息息相关(Ciucci et al., 2011)。秦巴山区冬夏日照时长差异较多,冬天出生的婴幼儿在6月龄前后能接受更多的太阳照射,活动量更大,睡眠时间更短。

      所以说,出生在8月的宝宝没有出生在1月的宝宝发育更好并无道理,至少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支持了这一假设。可以看出,差异产生的核心在于夏季出生宝宝面临更多挑战,而非冬季出生宝宝的发育超过平均水平(Hb ≥ 110 g/L;MDI≥80;PDI≥80)。

      上述几点都是可以通过改善早期养育环境和养育行为来克服。温室能更好地孕育生命,为出生在夏天的婴幼儿创建一个相对温暖舒适的恒温环境,有助于增加运动、爬行和直接接触刺激的机会;吃得好才能长得好,食物多样化保证营养均衡有助于婴幼儿身体和大脑发育;提供适宜环境促进发育,增加户外活动时间,适度的紫外线照射等,也为婴幼儿早期发展修筑了茁壮成长的轨道。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实施义务教育时通常会设定“入学年龄截止日期”。比如,我国自1986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规定“截止到当年8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可报名就读,而当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孩子须等到次年入学”。荷兰(2001年)入学截止日期是10月1日,规定截止当年10月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可入学,当前10月1日以后出生则次年入学,比如,出生在2001年秋季(即2001年10月1日后)的孩子2002年入学时相对同班同学年龄更大。美国(1991年)截止日期是1月1日,规定入学门槛为出生在当年1月1日前且年满6周岁,比如,在1992年入学时,出生在1991年第一季度的孩子比后三个季度的孩子相对更大。简单来说,在设置入学年龄截止日期并严格执行的条件下,截止日期后1个月的孩子比截止日期前1个月出生的孩子年龄仅相差1个月,但入学后接受教育时相差1个年级。入学年龄截止日期成为区分教育获得的关键变量得以使用。

      我们再关注一点,不同国家在某个时期也会规定青少年的法定辍学年龄(the legal dropout age)。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要求适龄儿童、少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通过系列举措实现控辍保学。美国(1991)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学龄青少年在度过自己的第16个生日之后才能离开学校。

      关于入学年龄限制的制度政策引起大家对出生月份的关注。这导致出生在离截止日期越近的儿童入学后年龄更小,在我国出生于7、8月份的孩子成为同年级群体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同时,“义务教育法”对辍学行为也存在影响。

      Angrist和Krueger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探讨了出生月份与入学后教育表现的关系。由于入学后出生在第一季度的孩子比后三个季度的孩子更先达到法定辍学年龄,所以入学后年龄更大的孩子更早辍学,受教育年限更短。

      Plug的研究(2001)基于Angrist和Krueger进一步探讨了出生月份和教育获得的关系,发现出生在10月1日之后的儿童是一个更好的学习者,入学后表现更好,且基于性别的分析发现这种“相对年龄优势效应”在女孩身上更为显著。

      在Angrist和Krueger的研究之后国外关于出生月份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数据支撑,刘德寰和李雪莲(2015)针对中国“七八月的孩子们”发表的文章开启了研究中国“入学年龄截止日期现象”的探讨。研究发现,7-8月出生与9-10出生的学龄儿童在自我构建、学业表现、学校表现、重点升学升学率等方面存在差异,7-8月儿童面临“七八月陷阱”,相比而言教育表现更差。

      一方面,年龄愈大发育愈成熟,在认知、身体和心理等方面为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作出的准备更充分。从心理学成熟势力说而言,9-10月比7-8月的儿童发育更具体适应学校环境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条件。积极的教师反馈(对年龄更大学生评价更积极、布置更具挑战任务等)也会强化年龄优势(Daniel et al., 2000)。所以入校后,年龄更大的学生往往能够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更多质疑和反对“比较年龄优势”的声音出现。张春泥和谢宇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国青少年较少遵从入学截止日期要求且存在选择性,同时出生月份间的教育表现差异除入学年龄以外还有更多替代性解释。从生命历程视角的时机效应来说,提早接触教育作为有益的经历来临越早越好,为日后选择降低机会成本。也有人认为,年龄优势会随时间消失,高龄和低龄学生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

      以上我们探讨了出生月份与早期发育、教育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关注入学截止日期和法定辍学年龄在个体成年后可能产生的持续影响。

      衡量教育收益率的传统方法是利用个人收入的对数对教育年限进行OLS回归。但由于除了受教育年限外个人能力也影响收入水平,所以这种方法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由此,在估计教育收益率时,被描述为“像金子一般宝贵”的工具变量法占据突出地位,研究者通常借助于一个与收入无关但与教育年限相关的工具变量来对教育收益进行无偏估计,出生月份常作为工具变量被纳入考虑。

      上述Angrist & Krueger(1991)的研究开辟了利用出生季度作为工具变量估计教育收益率的先河。美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类似于一个自然实验,个体的出生季度符合随机分布,未满16岁(或17岁)辍学不被法律允许,同一年出生队列人口中出生于第一季度的学生年龄较大,提前满足辍学合法年龄(16/17岁),因而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果就是,年龄小的学生“滞留”学校,受教育年限延长,较长的受教育年限又进一步带来更高的工资。Plug(2001)的研究同样使用了工具变量法来估计教育收益率。由于荷兰的入学截止时间是10月1日,Plug发现出生于秋季(10月1日后)的学生收入水平更高。

      关于出生月份是否可以作为估计教育收益率的有效工具变量一直备受争议,很多研究者认为出生月份只是一个弱工具变量,它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只存在微弱相关。吴要武(2010)认为出生月份要成为一个有力的杠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既有立足之处(有效工具)又要足够长(强工具)。吴要武基于对中国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尚未普及高中教育条件下,出生季度带来较大的受教育年限差异;二是基于好的“模型设定”和“数据质量”可以实现更准确的无偏估计。所以,中国“不同出生月份—受教育年限差异—不同收入水平”的传导链条依然存在,出生月份可以成为估计教育收益率的强工具变量。

      相对地,仍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支撑既能观察个体成年后收入水平又能观测学龄期入学时间的大样本追踪数据,并且入学截止日期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检验才能进行评价,目前尚无法建立有效的因果链条。此外,中国学生是否严格按照截止日期入学,是否存在打破入学规定限制的“灰色地带”,仍然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从婴幼儿早期发展到学龄期教育表现,再到成年后的收入水平,我们看到出生月份在满足某些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预测变量或工具变量。在婴幼儿期,出生在8月可能与较低的认知发育和运动发育水平相关;在学龄期,出生在8月可能意味着更差的教育表现,并与未来较低的收入水平相联系。但是上述结论并不意味着,我国出生在8月的孩子就绝对地丧失了个体发展的优势,一定输在了竞争的起跑线岁的农村宝宝

      首先,教育表现和教育回报的差异受到父母教育背景、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教育投入和教育关注以及出生月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相比较其他结构性因素而言,出生月份发挥的影响显得相对微薄。作为个体发育的非关键因素,出生在8月对成长和发育带来的消极因素极有可能在良好的经济和教育环境改善下得到填补。学龄期入学后的年龄优势完全可能由于混杂因素影响伴随时间增长消逝。

      再者,教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出生月份是否是一个强工具变量值得商榷。2017年教育部提出,在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适应初中毕业生接受良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高中入学率大幅度提升并趋于稳定的趋势以及备受争议的“小学弹性入学制”使得运用出生月份作为工具变量时需持谨慎态度。关于出生月份与个体发展的研究给我们诸多启示:关注农村地区的养育环境和养育条件改善,在婴幼儿早期为宝宝创设良好的生长环境;关注学龄期年纪相对较小儿童,给予足够的和积极的教育反馈和帮助支持;关注教育政策和教育体制改革,思考和探索“普及高中教育”和“入学弹性制”面临的可能挑战和有效方案。

      [8] 刘德寰,李雪莲.“七八月”的孩子们——小学入学年龄限制与青少年教育获得及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5,30(06):169-192+245.

      [9] 吴要武.寻找阿基米德的“杠杆”——“出生季度”是个弱工具变量吗?[J].经济学(季刊),2010,9(02):661-686.

      [10] 张春泥,谢宇.入学年龄限制真的造成了“七八月陷阱”吗?——兼评刘德寰、李雪莲《“七八月”的孩子们》[J].社会学研究,2017,32(01):54-77+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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