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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拼妈”?

    发布日期:2020-11-13 18:32 参考文献

      “教育拼妈”趋势的延续将可能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关系,造成母职“密集化”,形成母职焦虑,但也会因高学历母亲的增多及其在子代教育中的高参与度和文化资本输入,而有助于提高人口再生产质量。

      作者简介:刘文,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社会学。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教育拼妈”说虽近年来盛传于互联网和坊间,然而其是否普遍存在,存在后会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明晰。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普遍大于父亲,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程度越大。母亲普遍高参与证实了时下热议的“教育拼妈”现象。“教育拼妈”趋势的延续将可能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关系,造成母职“密集化”,形成母职焦虑,但也会因高学历母亲的增多及其在子代教育中的高参与度和文化资本输入,而有助于提高人口再生产质量。

      在文明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父母既承担子女的道德教育又传授谋生技能。而随着社会生产和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父母既非专业的教育者,也无法教授孩子所有的知识,因而将教育子女的部分自主权让渡给专业化的学校组织,学校中的教师因其专业资历拥有了教育权。自此,父母成为家庭教育场所的核心施教者,实施形式松散的非制度化的言传身教;教师则是学校教育场所的施教主体,承担专业性、制度化的学科教育职责。

      然而,当代青少年的培养非常复杂,往往依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通力合作。因此,父母在承担非制度化的道德教育义务之外,还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学校教育,即本文所述的“父母参与子代教育”。诸多研究发现,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1](乔娜,2013;Wilder,2014;Castro et al.,2015)。然而,以往的研究多将父母视为一个整体来度量其参与程度,却较少考虑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可能在育儿过程中延续,造成父亲和母亲的参与程度存在差异。事实上,传统的“照顾性”角色使母亲可能较多地介入子代教育,从而造成“教育拼妈”说盛传于互联网和坊间。但“教育拼妈”作为媒体话语,其是否真实普遍地存在?不妨探析父亲和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差异,根据差异的现状及其可能的影响解读“教育拼妈”现象。

      本研究中的“父母参与”,指父母在家庭场所中参与子代学校教育中的相关事宜。通常,在家庭中父母主要于两个方面介入子代学校教育:一是情感参与,诸如与子女谈论学校事情、关心子女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关怀他们在学校中的心情和烦恼等;二是事实参与,包括监管作业、辅导功课、与子女完成亲子互动任务等。结合以往学者们对父母参与赋定的各种操作化指标,并考虑数据获取的便利性,本研究将父母关怀子女学校事情、关怀子女与同学间关系、关怀子女与老师间关系、监管子女作业、辅导子女功课作为“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操作化指标。

      上述指标的量化数据借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库中的相关数值。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于2013年在全国抽取约2万名初一和初三学生作为调查主体并展开基线调查,同时对家长、任课教师、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进行辅助调查。目前,可公开获得“2013-2014学年”和“2014-2015学年”的调查数据。在本研究中,“父母关怀子女学校事情、关怀子女与同学间关系、关怀子女与老师间关系”的量化数据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中的学生调查;“监管子女作业”的量化数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中的家长调查;“辅导子女功课”的操作化数据则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中的家长调查。

      通过比较父亲和母亲关怀子女学校事情,关怀子女在校人际关系,监管子女作业,辅导子女功课的程度差异,发现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普遍大于父亲。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的学生调查中,被访学生被要求分别评价父亲和母亲“与自己讨论学校事情之频率”。Wilcoxon检验结果显示父母关怀子女学校事情的频率存在显著差异(P<0.001,差异化系数Z为-56.652),母亲经常关怀学校事情的比例近乎父亲的两倍,而从不关怀学校事情的比例不到父亲的一半,故可判定母亲更关怀子女学校事情。

      为更丰富地探讨父母关怀子女学校事情的程度差异,我们又分别考察了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其关怀子女学校事情频率间的相关性。根据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的检验结果,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均与其关怀子女学校事情的频率正相关(相关系数>0,P<0.01),但比较两相关系数可知,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关怀子女学校事情的正相关性更强(0.207>0.114),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常关怀子女学校事情的比例越高,从不关怀子女学校事情的比例越低。综合以上数据可断定: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更加关怀子女学校事情,且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关怀程度越大。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的学生调查中,同样要求被访者分别评价父亲和母亲“与自己讨论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的频率”,本研究运用这两项调查议题揭示父母关怀子女人际关系的程度差异。同理,对父亲和母亲关怀同学关系的频率进行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对子女与同学间关系的关怀程度呈现显著差异(P<0.001,差异化系数Z为-56.652)。同理,非参检验也发现父母对子女与师生间关系的关怀程度也呈现显著差异(P<0.001,差异化系数Z为-43.840)。遂结合相关频数和占比数据可知,相较于父亲而言,母亲更关怀子女与同学、子女与老师间的关系,即更加关怀子女在校人际关系。

      考虑到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可能掩盖相关重要发现,故依据受教育程度差异,分别考察了父亲和母亲的教育程度与其关怀子女在校人际关系频率间的相关性。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其关怀子女与同学、子女与老师间关系的频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0,且P均小于0.01),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关怀其子女在校人际关系。然而比较相关系数发现,无论关怀同学关系抑或关怀师生关系,相比较父亲而言,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其关怀频率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再结合频数和占比数据可断定:与父亲相比,母亲更关怀子女在校人际关系,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关怀程度越大。

      监管子女作业是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借助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家长调查中关于“检阅孩子作业,您能做到多少”的回答,可统计出父亲和母亲在监管子女作业方面的表现。虽然直观上父亲和母亲在监督子女作业上似乎存在差异,但这种模糊判断难以令人信服。故对两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四种检验方式(Mann-whitney U、Moses、双样本K-S检验、Wald-wolfwitz Runs)的结果都表明父亲和母亲在监管子女作业上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0.001)。母亲“大部分做到”和“全部做到”的比例均大于父亲,而“基本做不到”和“小部分做到”的比例小于父亲的事实,可判定:相较于父亲,母亲承担更多的监管子女作业任务。

      同样,父母受教育程度将影响其监管子女作业的效果。运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别检验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其监管子女作业程度的相关性,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其监管子女作业程度高度正相关,但比较相关系数可知,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其监管子女作业程度的相关性更强。可基本断定:与父亲相比,母亲承担更多的监管子女作业任务,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监管子女作业的程度越大。

      辅导子女功课是父母在家庭场所参与子代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分析父母承担辅导子女功课责任之差异最能直观反映其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差异。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家长调查中,对父亲和母亲是否承担辅导孩子功课任务及其辅导时间进行了考察,笔者将相关数据进行归类整理,获得父母辅导子女功课的汇总情况。虽然“父母均未辅导”的比例高达45.0%,但“母亲辅导,父亲不辅导”的比例(23.9%)明显高于“父亲辅导,母亲不辅导”(12.6%)。故家庭中,母亲更多地参与子女功课辅导。这从父母辅导子女功课的时间分布上可再次获得印证:父亲仅在“1小时以下”的短时区间内具有占比优势,而母亲更多地承担了长时段的辅导任务。综上所述,母亲比父亲较多地参与子女功课辅导,更多地承担了长时段的辅导任务。

      上述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分析表明,在父母参与子代教育的各项度量指标上,母亲的参与程度均显著大于父亲。这一发现恰好与媒体报道和调查统计结果相呼应。素有“中国最具影响力时政新闻评论网”之称的“半月谈网”,则明确刊文报道:“拼妈比赛愈演愈烈——有学龄孩子的妈妈要替孩子做手工作业、带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组织同学间的聚会、甚至帮老师发表论文……”[2]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38.8%的母亲独立承担辅导孩子功课职责,而父亲的这一比例仅为8.9%。[3]此外,金一虹等人对28位家长的访谈记录进行质性分析,也发现子代教育大多由母亲承担,父亲参与程度低且具有间断性和偶然性特征。[4]综上所述,在子代教育过程中母亲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普遍显著大于父亲,这无疑宣示着时下热议的“教育拼妈”现象有广泛的存在根基,教育“拼妈”已盛行。

      但“教育拼妈”的背后伴随着“父亲低参与”,而孩子在性格形成和气质塑造过程中需要性别平衡的成长环境,其在家庭中所受到的教育应为父母共同之责任。当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显著大于父亲,当“教育拼妈”成为普遍的事实,我们不禁要深思:这种趋势的长期延续将会带来何种影响?

      长期以来母亲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虽然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诸如照顾学龄孩子生活起居的事务变得越来越精细和便利,但其仍是家务劳动的传统组成部分而惯习般地由母亲负责。随着家长大量参与子代教育,关心子女学校事情、监管和辅导子女课业、与学校老师沟通交流,便进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尽管亲子沟通、监管和辅导课业劳动的智力成分比单纯的照料性劳动高,但同样也是一种琐碎、耗时、费心、无酬,且价值难以估量的劳务,而忙于“赚钱养家”的父亲对此往往无暇顾及。据一项针对“父亲低参与子代教育”的网络调查显示,37%的网友认为父亲低参与的原因在于“养家压力大而难以顾及”,9%的网友表示“正常,符合传统分工”。[5]故可断定,参与子代教育的劳务性质决定父亲的低参与,但归根结底是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在家庭教育事务上的延续。

      诚然参与子女教育是一项费时又价值模糊的劳动,但在时间成为最稀缺资源的今天,夫妻双方不免卷入对享有发展和休闲时间的争夺中,夫妻如何分配休闲和劳动时间体现着性别间的权力关系。然而现实中,母亲的发展时间被大量的照料孩子、课业管理、家校沟通所羁绊,这势必会阻碍其职业发展,造成其时间价值相对较低的假象,进而陷入“更应该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循环怪圈。教育“拼妈”现象即是卷入这种循环的表现,并且将获得持续推进,然而在其持续的过程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夫妻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也得以再生产。

      母职(Motherhood)也称为“母亲角色”,是社会围绕子代养育和照料而建构的一系列活动和关系[6]。因而它并非一个普适概念,而是被建构的意识形态,旨在为某一社会的母亲提供角色意识和行为规范。正因为母职由社会建构,其内涵具有本土性和动态性。本土性体现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母职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实践各不相同;动态性体现在同一社会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或在不同经济实力的家庭中,母职的内涵不尽相同。例如,北美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的母职意识形态是“密集母职”,其特点是以孩子为中心、母亲责任不可替代、时间和情感投入。[7]但在“密集母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规制下,低收入家庭母亲或单身母亲不得不放弃“密集母职”而采取“扩大母职”模式,即为了家庭生计在出门工作时将孩子委托给家里老人或社区邻里照看,但为此往往心存忧虑和愧疚。[8]

      在我国经济腾飞进程中,主流母职意识形态经由“扩大母职”转向“密集母职”,尤其是“全职太太”“陪读妈妈”等新群体的出现,以及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程度大于父亲成为常态,使得城镇家庭母职进一步密集化,其密集性不仅表现在照顾时间的密集,更体现在母亲职责向教育扩展,母职文化中教育权重加强。

      虽然席卷世界的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使女性从父权制的发展桎梏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传统依附型的价值格局而追求自我发展和经济独立之精神风貌。然而,社会变迁过程中母职意识形态的变化却较为滞后,密集母职仍然是规范母亲角色的主流意识。例如:美国教育部在其研究报告《日本教育之现状》中表示,“日本社会评价一位母亲的成就时,主要参考其孩子的学业表现”[9];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经典之作《女人所生》中强调,一个母亲必须放弃自己的目标才能给孩子无条件的爱,才能符合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10]。在理想化的精神追求与现实社会期待的双重规制下,母亲们容易陷入认知失调的境地,导致众多年轻妈妈徘徊于“以孩子为中心”和“发展自我”的矛盾心理中,她们对子代教育的重视和高参与度,不免会与其职业抱负和事业欲望之间形成内在张力。然而,母亲们无论拒绝还是接受主流母职意识,她们都无法较好地调和两种价值取向,从而在抚养孩子的某段人生境遇期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责和焦虑中。

      根据前文数据分析,笔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母亲其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越大。整理历年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发现,2009年以来我国本专科高等教育在校女生持续超过男生,意味着此后每年毕业的女大学生均多于男生。加之我国高等教育正蓄势待发迈向普及化,这势必会带来高学历女性人口的急剧增加。当一批批高学历女性转变为高学历母亲时,其在文化知识、健康意识、性格塑造、教育理念等方面的优势文化资本,通过积极地参与子代教育获得良性输出。教育“拼妈”的效益也因此得到正向放大,从而有助于提高人口再生产质量。

      我们通过大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母亲参与子代教育的程度普遍大于父亲,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程度越大。母亲普遍高参与证实了时下热议的“教育拼妈”现象并非少数人之洞见。然而,“教育拼妈”背后伴随着父亲低参与,随着家庭教育领域此种性别分工的延续,“教育拼妈”将会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关系,造成母职“密集化”并形成母职焦虑,但也可能因为高学历母亲的增多及其在子代教育中释放的“性别红利”,而有助于提高人口再生产质量,进而提高社会创新水平。

      事实上,教育“拼妈”相对于坊间流行的“拼爹”实有进步。“拼爹”主要是父辈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比拼,其阻碍阶层流动、破坏社会公平,为人们所诟病。教育“拼妈”的本质是母亲们在子代教育中精力投入的竞争,但也隐含着家庭文化资本的比拼。然而,在“望子成龙”是家长们的普遍心态、优质教育资源靠竞争获得的教育生态下,“教育拼妈”可能会使母亲们已有的源于价值冲突的焦虑叠加增强。因此,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应杜绝“拼爹”,“拼妈”也要适度,关键还在于用良好的教育理念引导子女“自拼”。

      [1]张群,闵文斌,常芳.西北农村地区父母参与与初中生学业表现的相关关系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17(5):63-73.

      [3]宋秀岩.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上)[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365.

      [4]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2):61-67.

      [8]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2):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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