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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体操队医性侵265名女生严苛完善的法律下

发布日期:2019-07-11 05:03 代写哲学论文

  2018年1月24日,55岁的前国家队队医Lawrence G. Nassar在美国密歇根州法院认罪,承认自己多名未成年女运动员,震惊全美。调查显示,Nassar在服务于美国国家体操队、美国双星体操队、及密歇根州立大学期间,性侵至少265名女性。

  Nassar最终被判处50年(亦有报道称40-175年)有期徒刑,考虑他的年龄,这相当于终身监禁。Nassar被正式收监后,美国奥委会主席、美国体操队董事会全体成员、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等相继辞职,与Nassar案相关的数位管理人员被美国检察署起诉调查。

  Nassar于1986年起在美国体操国家队担任队医。在体操队十分严苛的训练环境中,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安慰和关怀”那些当时还未成年的女队员们。他会给他们带来糖果巧克力,还会偷偷地帮她们用手机和家人联系。就这样,他赢得了那些少女的信任;在纪录片《在金牌的核心:美国体操队丑闻》里,当很多女运动员回忆起Nassar,都曾真心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被信赖和倾诉的人,甚至,在Nassar被起诉的时候,她们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在取得了女孩们的信任后,Nassar就开始利用队医的身份实施性侵。有很多女孩回忆,再找他诊疗的两个小时里,通常是第一个小时进行常规手法进行按摩,而后面一个小时就是肆无忌惮地抚摸身体,甚至他直接将手插入她们的阴道,并谎称是在进行“阴道调整”,按压可以缓解疼痛的“压力释放点”。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匪夷所思,但在Nassar值得信赖的伪装下,在“奥运队医”的光环下,以及在疼痛的确有所缓解的事实下(得益于前一个小时的常规治疗),毫无性经验的女孩儿们渐渐被洗脑,认为自己接受的就是正当的医事诊疗。而这样的事,也因为难以启齿、缺乏交流而久久未能被揭穿。

  美国林恩大学专注性犯罪者行为分析的研究者Jill S. Levenson表示,当他们能够与儿童及其家人建立关系并滥用熟悉,信任和权威的立场时,性犯罪者就会滥用这一关系。Levenson在她的论文中指出,儿童最容易受到他们认识的人的攻击,而不是陌生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93%被性侵的儿童,都是受到家人、朋友、熟人的伤害。

  宾州大学教授马尔奇·汉密尔顿(Marci Hamilton)则指出:“儿童的特征就是为人亲和,要得手并不难,因为他们会找容易下手的职位,例如基督教公教派神甫、犹太教正统派拉比、教练或体操队队医”。

  实际上,保护孩子免于性侵的法案在美国是相当完善的,并且大都遵循一条一以贯之的立法思路:尽可能地减少性罪犯接近儿童、再次犯案的可能。

  1994年,美国联邦半步《雅各布·威特琳侵害儿童和罪犯登记法令》,首次立法确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记制度。它为各州的性犯罪者登记制度设置了最低标准,被要求登记的罪犯必须在释放后的短时间内亲自到当地警方报到并提供个人资料。曾经犯有针对儿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记时间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则必须终身登记。

  同年,美国出台了《梅根法》,强制要求刑满释放的罪犯向州警察登记,并视情况向学校和社区组织通报,希望以此让人们远离潜在的危险。

  1996年,美国继续出台了《帕姆·林彻尔性罪犯踪迹和身份识别法令》,进一步允许FBI对所有登记的罪犯的居住地址进行定期核查。

  2006年,美国通过了一项著名的有关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暴力犯罪等权益的《亚当·沃尔什儿童保护和安全法》,该法案也继《梅根法》之后,再次加重了儿童性侵行为的惩处措施。同时,虐待、绑架、伤害儿童的行为都将被加以严惩。

  美国不仅在尽最大可能地减少性罪犯接近儿童,还实行了相关法律去强制要求人们举报可疑的性罪犯。1963年,联邦出台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一切与未成年人接触的人员,在发现儿童有被虐待或忽视行为时,有向专门机构报告的义务,为保障报告人的权利,鼓励人们积极举报侵害儿童的行为,美国所有州的强制报告立法中均有免责规定。

  然而,即使有严苛和完善的法条保护儿童,Nassar案的发生让人们开始反思为何这些法案起不到实际的作用。仔细阅读这些法案,其实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逻辑:通过提高惩罚力度来提高犯罪成本,或是重点监控有前科的罪犯,从而降低犯罪率。

  其实,美国体操机构早就收到过众多关于Nassar的投诉,而最终碍于整个机构的颜面或是Nassar“专业”的医疗技术,针对Nassar的调查限于机构内部,结果自然是虎头蛇尾。

  2014年,在Nassar位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24岁的Amanda Thomashow在接受诊疗服务时被Nassar性侵, Nassar甚至在诊疗中勃起。Thomashow随即向学校提交了Nassar性侵行为的投诉材料,学校方面也开展了调查,而Nassar仍然坚称是对方误解了他的诊疗手段。而最终的调查报告也强调是这位年轻女性“误判了诊疗手段”,并仅在尾页轻描淡写道,Nassar的医疗行为可能造成患者内心创伤,并称“医疗处置查无不妥。”报道中对Nassar在诊疗中的勃起只字未提。

  还有调查显示,前美国奥委会主席Scott Blackmun就于2015年隐瞒了对Nassar的性侵指控,仍允许其继续在机构里行医工作,使Nassar有机会去侵犯更多的未成年人。Blackmun的不作为和隐瞒造成的后果是: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9月,数十名女孩和年轻女性遭受了性侵。奥委会和国家体操队的包庇只能说明,除了Nassar个人的邪恶和伪装,这些知士的唯利是图和成功主义令人发指,与Nassar可以帮他们获得更多的金牌相比,少女们的痛苦完全不值一提。而那些尝试过投诉Nassar的女性们,要么被直接开除,要么被教练排斥和言语侮辱,最终选择离开她们曾经无比热爱的体操运动。

  Nassar案最终能够得以定案,得益于2016年1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Nassar的家中发现了37,000多张儿童色情图片和他性骚扰未成年女孩的视频录像。至此,他的罪行才可以确认。

  讽刺的是,有好多女孩直到那时,才第一次相信Nassar对她们做的就是性侵。她们当时都被洗脑了,以为这就是治疗,以为自己和别人都一样,所以不应该大惊小怪,不应该错怪好人。如果,她们的这些经历可以倾诉,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

  早在1990年代,家住密歇根州的Kyle Stephens第一次被Nassar侵犯,当时的她只有6岁。她并非体操运动员,其父母都是Nassar的朋友。

  Stephens在12岁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将此时告诉了父母,而她的父母非但没有报警,反而斥责她诬陷Nassar是好人。她们一度怀疑是自己的女儿撒谎,经常要求女儿给Nassar道歉。此后,Stephens一直都活在父母不信任的痛苦中,与父亲的关系几近破裂。2016年,Stephens的父亲在得知真相后,陷入了对女儿的极度愧疚中,不久后因抑郁而自杀。

  还有一些女童最开始意识到了自己被性侵,最后却又被洗脑。1997年,16岁的前体操运动员Larissa Boyce就曾投诉Nassar,时任密歇根州体操教练Kathy Klages却告诉她:“如果正式投诉,你们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Klages还将投诉告知了Nassar本人。

  不得不与Nassar当面对质的Boyce,她开始怀疑自己才是犯错的人,反而向Nassar道歉,并在那之后的四年继续接受Nassar的“阴道治疗”。在Nassar刚被起诉之时,Boyce甚至还站出来帮Nassar辩解。随着庭审的进行,Boyce才逐渐意识到是自己被洗脑了整整20年。

  2018年,在Nassar认罪之后,这桩体操丑闻已然板上钉钉。可是仍然有人困惑,这些当事人怎么会不明白这就是性侵?

  是的,当周围的所有人都告诉她们(更何况还是孩子!),这是正常的,没这回事,当教练、家长等人也以为这很正常,像Nassar这样的 “熟人朋友”能创造一种幻觉,让受害者们合理化伤害。金牌教练的包庇纵容、家长们亦缺乏保护意识,才让这些未成年人一步步滑入深渊。

  曾举报Nassar的Thomashow希望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改变人们对待受害者的态度。“当一个人鼓起勇气开口说出自己受到伤害的事实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伤害你的那个人平时很不错的’,或者‘那个人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若孩子们对父母说有人触摸他们,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父母绝不能对孩子们说,这个人平时很好。父母们应该坐下来问发生了什么,孩子们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

  正如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责Nassar的Rachael Denhollander在法庭上所说的,“如果掌权的成年人未善尽职责去揭露性侵案件,如果体制内的文化放任凶手恣意妄为,结果就会像现在这样,法庭上坐满遍体鳞伤的受害者。我们得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并且要去改进,因为受害者的人生是无价的。”

  当孩子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父母需要与孩子们讨论性别差异和性侵犯。父母需要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让孩子们对此有疑问时能够及时且毫不犹豫地提出来。

  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不同身体部位的名称,这样孩子才能在出现问题时,准确地表达出对自己身体某部位的担忧。

  父母需要告诉孩子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是私人部位,别人不能随意触碰他们的这些身体部位。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例如看医生等,需要父母或值得信赖的成人在场时,才能允许他人触碰这些敏感部位。

  父母需要提醒孩子们,如果其他人想要触碰或者看孩子们的敏感部位,或者其他人露出敏感部位给孩子们看,孩子们应该尽快将这类事情告诉父母或值得信赖的成人。

  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们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界线”,当别人做出让自己感到不舒服或害怕的行为时,要勇敢地说“不”,然后尽快将此事告诉父母或值得信赖的成人。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们在游戏、交际等各种场合中的感受,例如当孩子们不想要拥抱或亲吻某个亲戚时,不要去强迫孩子们做这些,因为这会让孩子们以为即使自己感到不舒服也要去做这些亲密行为,这样会为以后可能遭受的性侵犯埋下隐患。

  父母应该提醒孩子们不要因为害怕会让别人生气或尴尬,尤其是亲戚、朋友等熟识的人,而选择不去告诉父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令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事情。父母需要向孩子们保证,孩子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向父母倾诉,任何时候父母都会有时间去与他们讨论这类事情。

  父母需要多花心思在孩子们的公共生活上,经常去询问孩子们在日托班、学校、课外活动等的具体情况,例如今天做了什么、学了什么、和谁一起玩耍了等。如果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等集体活动,父母应该抽出时间参与孩子们的练习或比赛,借此机会认识教练和其他孩子的父母。

  而这些呼吁,是美国走了多年弯路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是对每一位中国父母的警示。教育儿童固然重要,但更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真正为儿童织起一道安全网。

  4.“人物”微信公众号,赖祐萱 ,2019年07月4日,《面对性侵,美国人如何保护他们的孩子?》

  5. 日刻“微信公众号,2019年07月04日,《很多时候,善于伪装的儿童性侵犯能让自己十分迷人》

  7.孙秀艳. 美国联邦反儿童性侵害犯罪立法沿革及评介[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9(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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