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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眼里的宗教教会和麦当劳有何相似之

发布日期:2019-04-25 10:19 金融学

  就像讲述麦当劳为何受欢迎那样,赖建诚讲述了有些宗教为何能够绵延千年,信徒众多。从这位经济史家的眼光看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几乎就是几家经营得当的跨国企业,在千年的运作中相互竞争,占领“市场”。比如,在他笔下,犹太教的发展方式与现代快餐店的加盟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基督教与犹太教、新教与天主教的竞争中,降低入教门槛被视为是“降低宗教产品的价格”;而欧洲各地宏伟壮阔的教堂则被解读为教会控制地方资源的方式;至于十字军东征和基督教会的赎罪券,则被视为“赚取超额利润的方式”。

  这位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退休教授相信,“说到底,宗教团体之间要竞争地盘、金钱、权力,也要讨得皇帝的喜欢”,而“竞争的策略正是经济学最拿手的东西”。他的新书《教堂经济学》,就是对历史上这种种“策略”的扼要概括。

  这样一本书,引起一些宗教学者的批评,或让信徒不满,也在他意料之中。繁体版在台湾发外审的时候,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拿到了书稿。一时之间,众声喧哗。有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批评他 “不了解宗教史”“误解教义”,要和他“谈谈基督教徒对这个行为的不同理解”。但赖建诚说,他谢绝所有教义方面的争论,只希望从经济学的视角把宗教发展“非常中性”地讲清楚。他无法平衡来自其他学科的观点,最后还是决定,“只听来自经济学家的意见”,“如果要讨论宗教教义,真的是吵不完了啊”。在书中,他也不止一次声明此书纯粹是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无意参与到关于宗教信仰的争辩,“若身后必须面对神灵审判,我也将以此自辩”。

  事实上,对宗教领域的行为作经济学分析,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却进展缓慢的领域。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对此有过一些讨论。20世纪70年代起,有少数学者开始拓展“宗教经济学”这条路线,但这相对还是个未开发的疆域,或者用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教授陶宏麟的话来说,“至今宗教经济学不像其他的经济学范畴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侵入”了各个社科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为何会在这“最后的堡垒”前驻足徘徊?陶宏麟觉得,宗教关乎“信仰”,只要与“信仰”有关,人的行为就不太会随着市场变化而立即反应。比如,某个品牌的咖啡价格太高了,人们很可能改投其他咖啡。但很少听到有人因为一个教派的某种变化,而迅速改信其他教派。

  问题或许还在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是充满“工具理性”的世俗智慧,而宗教则关乎心灵。前者真的能帮人们理解后者的沿革,而不至于偏离真相太远吗?对此,赖建诚也承认,经济学只是看待问题的一个视角,“就像一座综合医院里有那么多科室,而经济学就只是肾脏科而已”。

  《教堂经济学》已是赖建诚的第三部经济学“科普”著作。他的前两本书,《经济史的趣味》以及《经济思想史的趣味》,都在网上收获不少好评。很大程度上,他也把撰写科普著作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吃了社会那么多桑叶,总要吐丝。”每写一本科普,第一稿后,他都会拿到讲台上去讲,然后根据学生们的疑问,再一遍遍修改书稿。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读者读不懂,那就是我的问题”。如今,面对读者对新书的批评,他也十分坦然。接受采访时,他即时打开豆瓣,挑了一条指责他“隔靴搔痒”“没有读懂韦伯”的短评,慢慢读给记者听。

  这本书是赖建诚退休后所写。与前两本一样,写作时,他都力求深入浅出,用简明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出来。他说自己眼下不打算再写科普类的书稿了,因为“已经写了三本,比大部分学者要多,责任已经尽到了”。

  赖建诚最初为《教堂经济学》起的书名,是“争一炷香”。他觉得,有人拜的才是神,否则纵有神力,没有信徒也没用。所以,“争一炷香是神界第一项功课,也是永远的功课”。一个“争”字,生动地道出了宗教千年的竞逐史。可是,这个名字最后还是被繁体版编辑给改了。两年过去,接受采访时的赖建诚在话语中依然透出遗憾。但他觉得编辑的意见也有道理:此书谈的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涉及佛教,“香”这个字也就无从谈起了。

  赖建诚:这本书主要是基于现有的研究资料,对以往研究做一个简明的介绍。西方学界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充分,但是中国这方面才刚刚起步,没有太多的研究可以“科普”。比如,我心中其实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西方的教堂一般不收门票,但中国很多寺院是有门票的?我并不知道答案,因为没有研究过。以前,大家都在做数学模型,讲国家大事或者贫穷问题,总之都是在解决眼睛看得到的事情。我希望这本书能是iPhone 1,算是一个开头吧。宗教总是牵涉金钱、资源、权力。以后,这种分析视角也可以用来研究佛教。

  第一财经:从你之前所写的学术专著和两部带有科普性质的著作来看,都没有看到有关宗教的内容。为何在退休后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兴趣?

  赖建诚:我很早就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当时,整个学界还对这个领域关注不够,我就一直积累资料。直到2014年,我退休以后,看到手头的资料已经很多,关注的时间也很长,才想要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介绍给人们。有两个目的,一是自我学习,第二是传播知识。

  赖建诚:不会。我只是科普,以往已经有很多研究,根本介绍不完。我其实是个书呆子,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倾向性的意见,只是中性地把事情陈述出来。

  第一财经:在书中,你基于1850~1995年美国神职人员人口比例的统计数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影响宗教的发展,反而呈现同步增长。这似乎与我们通常的感受相反。在你看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赖建诚:我们需要宗教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内心的彷徨。人的彷徨和科学无关。人有钱了,烦恼和痛苦可能更多,也更愿意捐献。人类有吃饭和繁衍的本能,也有精神需求的本能。有信仰的话,内心会安定一点。心理辅导毕竟不能取代宗教。我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对此也很能理解。

  赖建诚:这是一本科普书,出来以后好像也没人理我。有几位同行说,华语世界之前还没有这样的书,能出来很好。在论点上,基本没人对我有意见。我不想和别人争辩宗教教义问题,想要讨论的是宗教策略的问题。台湾版在审稿过程中,有人认为我对宗教史认识不够,误解教义。但我觉得如果谈这些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于,看各种宗教如何在资源上展开竞争。

  第一财经:看过这本书的宗教学者是如何评价的?比如对你将赎罪券视为一种经济竞争的策略这样的说法。

  赖建诚:宗教学者基本不同意。我早就预料会这样。但我既然不和他们争辩信仰问题,他们就不理我了。我研究的是,宗教组织在怎样的环境下,面对困难,如何获得更多的信徒和资源。我把他们的手法讲出来,就像讲述麦当劳的成功策略一样。

  第一财经:书中专辟一章,谈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提到,历史资料也表明,新教地区在经济上并没有优势,新教在西方世界经济兴起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像韦伯说的那样重要。你认为,应该强调的恰恰是经济条件对宗教的影响,而不是反过来?

  赖建诚:历史资料证明,韦伯的观点是不对的。产业革命之后,经济发达的地区正好是基督新教的世界。在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世界近200年来经济很发达。但曾经,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也经济很发达,他们并没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现在,让贫困地区改信基督教,也不会改变什么。

  我认为经济是更重要的因素,是经济条件影响了宗教观念。韦伯的观点是倒果为因了。宗教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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